作為史鐵生的責編，我與他相識二十四年，他那憨厚寬暢的微笑每每慰藉人心。
1978年，我無意中看到了北京崇文區(qū)文化館的雜志《春雨》，上面有史鐵生的小說《之死》，那顯明的思辨色彩令人耳目一新，當?shù)弥疯F生疾病在身，一直堅持抱病寫作時，我產(chǎn)生了想見他的強烈念頭，然而一直沒有機會。直到1985年夏天我調(diào)入《上海文學》雜志社，才有了名正言順的接觸機會。
一開始，我每年或隔年去一次北京組稿，每次見他都快樂無比。第一次見他，我轉(zhuǎn)達了張潔對他的敬佩之意，他說別別，我是在野派。他確實是以一介閑夫之態(tài)，與我作漫無邊際的閑聊，包括說笑自己的病情，也調(diào)侃那些好心人是如何地為他的腿做無用功的善舉，比如不知用什么調(diào)制的紅紅綠綠的水，他喝下僅是為了不敗他人興頭。他那憨厚寬暢的微笑足以慰藉人心。史鐵生具有強大的氣場，這幾乎是認識他的人的共識。一旦到了他家，就不想離開，我常在和他交談了不短的時間后才驚覺到自己的自私，與其說我們之間是作家和編輯的關(guān)系，不如說我們更像一對彼此信任的朋友。
后來，我去外地組稿就少了，即便有機會去，也要節(jié)縮開銷。有一回去北京，我沒有住旅館，在一個朋友家留宿，史鐵生知道后堅決而又懇切地對我說，下一次一定住在他家。這個自己透析花銷巨大的兄長，卻為一個編輯省錢操心，讓我很是感動，我向他解釋住宿費可以報銷，他才放下心來。
和史鐵生相識二十四年，作為責編，經(jīng)我手發(fā)出的作品有小說《毒藥》，散文《我與地壇》，《記憶與印象》（八篇），自序《原生態(tài)》。那篇自序是我退休前發(fā)的最后一篇。他嘆惜不習慣我的即將退休，并說因為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寫東西很困難，已經(jīng)沒有什么文字可以給我，不知這篇二千多字的東西是否稱我心。他一直這樣，每次給我文稿都要問行不行，好像缺乏自信。他的生命以年計，以月計，以天計，以分計。拿到他的稿子我總覺得是握著他一部分生命。正因如此，我的歡喜和感恩之情都是沉甸甸的。
經(jīng)我手在《上海文學》發(fā)表的《我與地壇》，是史鐵生留給世人的最重要的代表作，有意思的是，《我與地壇》沒得過全國獎，然而它是一座獨一無二的豐碑，已高高聳立在人們的心頭。作為編輯，我驕傲，也感動。
史鐵生曾為我的散文《手托一只空碗》寫過簡評，其中說道：“很多人生際遇，都不是道理可以說清，但它們深深地刻進記憶，等待著有一天與全部的愛愿匯合。”這不僅僅是寫給我的，也是他自己的寫照，更是寫給世間的。（姚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