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著名的《白銀資本》中有著這樣一個觀點：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尼德蘭，18世紀的英國，在世界貿易中根本沒有霸權可言。這些時間里，世界的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
明朝憑借著美輪美奐的瓷器、絲綢，在與歐洲人的貿易中，對任何國家都是順差，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國內，乃至于世界超過四分之一的白銀流往了大明王朝。
明朝在疆域北部有著著名的九邊重鎮(zhèn)，而這些軍事重鎮(zhèn)，往往也是與蒙古互市的場所，明英宗在大同，嘉靖朝在宣府、延綏、寧夏、大同都設馬市。這種互市，被明朝看著是對蒙古的一種恩賜，是穩(wěn)定蒙古的一種手段。
在明朝統(tǒng)治者眼里，東南沿海的貿易，與北部邊疆的互市，并沒有本質的什么不同。這些蒙古人和歐洲人、他們唯利是圖，與明朝有著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的同時，也是明朝潛在的威脅。而貿易和互市都是開了又停，停了又開，開了又停，可見明朝皇帝們的猶豫和舉棋不定。
但大明王朝，無論是在有意還是在無意之中，都已經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因為明朝無論是開放還是閉關，都無法改變貿易的日漸繁榮。經濟利益的驅動，讓更多的人參與到貿易中來，政治力量不但無法對其抑制，反而被經濟力量所影響。
02
而頭腦靈活的歐洲人，很快又發(fā)現一個更有效率的貿易方式。按照傳統(tǒng)，從澳門到馬尼拉，再到里斯本，這中間利潤自然非?？捎^，但是卻路途遙遠，耗時不說，一路上危險也不少。
歐洲人很快發(fā)現，明朝的貨物在日本其實也很暢銷，于是就做起了中間貿易商，把明朝的貨物從澳門運往日本的長崎等地，這其中的貿易額是非常驚人的。根據在萬明在《中葡早期關系史》中統(tǒng)計，在崇禎十年的貿易額是2144463.5兩，而一些年份甚至超過了300萬兩，這個數字屬實驚人，因為崇禎四年，朝廷加全天下田賦3厘，也不過才130萬兩。
而荷蘭人在占據了臺灣之后，臺灣成為了馬尼拉、澳門、長崎航線之間最重要的中轉站。此時海上貿易競爭的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還有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也就是來自于的明朝的沿海的私人貿易商，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王直，這位被明朝政府恨之入骨的“倭寇”，最終死于誘降。但貿易的存在，自然會有新的人物站出來，這就是鄭芝龍，這個被荷蘭人稱為"尼古拉·一官"的私人貿易商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其麾下大小船只多達三千艘之巨。
我們很遺憾的看到，在當時世界的貿易中心，明朝政府并沒有出現在這些貿易航線之上。這種海上貿易，在未來的數百年里，主宰著世界的格局與發(fā)展。
03
海上貿易為大明帶來了巨額的財富，但這些財富并沒有掌握在統(tǒng)治者手中。
宋應星在給他的巨著《天工開物》寫序言時，里面有一句被傳頌甚廣的一句話：
幸生圣明極盛之世，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游薊北，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
非常幸運能生活在這繁榮盛世，云南車馬能夠到達東北的遼陽，五嶺以南的官商可以游歷河北。在這方圓萬里的大明國土之上，還有什么事情不能夠看到聽到？
宋應星在寫這段話的時候是崇禎十年，離大明王朝滅亡僅僅只有七年時間，皇太極在外，李自成、張獻忠在內，大明王朝內外交困。但就是在這樣的局勢下，宋應星的筆下卻是另外一番景象，這就是當時的江南。
我們知道江浙富，那么江浙究竟有多富呢？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萬歷《大明統(tǒng)一志》記錄了全國260個州府的稅賦，排名第一的是蘇州的2502900石，第二是松江的959000石，第三是常州的764000石。蘇州一府實際上已經超過北方一省。
江浙的富裕帶來是思想上的解放和行為上變化，“止以商賈為業(yè)，人無擔石之儲，然亦不以儲畜為意。即輿夫仆，陡奔勞終口，夜則歸市鍛酒，夫婦團醉而后已，明日又別為計”。
而一些思想家也在對思想禁錮發(fā)起沖擊，王艮在王守仁的基礎上確定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其云：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才欲安排如此，便是人欲。以此肯定人對自己欲望追求，開放思想。
方志遠曾說，李贄的思想放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會被定義為“異端”，而這個“異端”出現在明末，其本身就說明問題。
04
財富帶來的是爭奪，倭寇實際上是一個利益獲得者的總稱，這里面包括日本人、包括海盜、也包括明朝沿海的一些匪徒。
而日本的統(tǒng)治者豐臣秀吉也開始了其野心勃勃的侵略計劃。但豐臣秀吉實際上也忘記了他正處于世界大浪潮之中，在日本有諸多的貿易商人，他們對豐臣秀吉龐大的計劃早有耳聞，這些計劃也被帶回了大明朝。
而明朝也向日本派出了諜報人員。
萬歷二十年，福建，在做了充分的準備之后，福建巡撫許孚遠選派軍官史世用，命令其暗中到泉州府同安縣選取海商許豫的船只，扮作商人一同往日本薩摩州。
史世用將他逗留日本一年多時間內，從事間諜活動所搜集到日本情報進行匯集整理， 并將其刊刻成書，這就是大明朝關于日本最全面的情報書籍—《倭情備覽》。
徐光啟曾經說：
先是海商陳申暨、 許儀后先后遺間書于我， 告以秀吉謀入犯， 東南稍戒嚴， 而中外泄泄， 無能先得其要領。 至義州告急， 鮮盡為倭有， 亦無能知倭眾幾何。 ……閩中開府嘗遣數輩往， 雖不能悉其委曲， 然而略得其梗概如前所說者， 亦此數輩之力。
因為朝鮮國王李昖此前曾聽聞史世用曾經潛入日本， 搜集到大量的日本情報， 并將其刊刻成書， 故對史世用及其著書表示了極大的關心。并特意召見了史世用，兩人見面情形亦載于朝鮮的《宣祖實錄》。
《倭情備覽》 流布于當時的朝鮮戰(zhàn)場，成了明軍將領必讀的一本日本情報書，當時的總指揮楊鎬也常備此書，還將此書送給朝鮮官員，讓其了解日本國情。
05
今天為什么講這么多呢？
因為我最近看了一部小說《萬歷諜戰(zhàn)1604》，初看著書名，以為就是一諜戰(zhàn)小說，看過之后才發(fā)現，實則不然。
這本書極具野心，想要用一本書描繪出晚明社會的巨變，并以此窺視明亡之真相。
主人公是一名千戶，在調查案件之時，遭遇神秘組織處處掣肘，為了揭開最后的謎底，主人公走上了一條波瀾壯闊的路。從寧夏到日本薩摩番，從北京到遼東，從江南到朝鮮，一路追隨線索，直至最終解開迷局。這是作者講的故事，但其所想表達的在故事之內，亦在故事之外。
主人公在遇到徐光啟時，徐光啟說：“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謀倭”
而在江南的辯論會上，議題竟然是：君主之職責。而明朝皇帝對江南的控制，已是愈發(fā)吃力，這又與黃宗羲限制君主權力的思想不謀而合。
當大明王朝處于危局之中時，人們都在追尋背后的原因，而貿易商帶來的巨額財富，思想上的顛覆，為大明王朝所帶來的影響常常被人們所忽視。而思想領域的崩塌，也是明亡的重要原因所在。
而同類作品為《繡春刀》、《長安十二時辰》、《鍋匠、裁縫、士兵、間諜》、《無悔追蹤》等。尤其《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以西方人的視角和心態(tài)，精準地揭示了冷戰(zhàn)時期，很多人在失去優(yōu)勢和價值觀的迷失下，紛紛投向東方的現象。在他們看來，自己不是背叛，而是選擇光明。本書也正是切入這個點，希望在探案之外，闡述人心的變化。也就是書中有的人物并非惡人，只是心中失去信念迷失自己。結局雖然是悲劇，但主題仍是積極向上和激發(fā)人心奮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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