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卡佳·霍耶
我們都直到近代德國的體制不是很健康，但分析其弊端時，結論往往似是而非。德意志第二帝國并非君主專制國家，俾斯麥甚至能威逼皇帝長期推行自己不喜歡的政策。同樣，宰相雖然強勢，也達不到專制的地步，要通過法案還得通過議員的同意，即便是耍手段來做到這一點。德國近代的主要問題可能來自普魯士的民族文化。
俾斯麥逼出來的第二帝國
威廉一世皇帝曾抱怨“ 有俾斯麥掌權，國王真難當”。一位只對上帝負責的主權君主怎能任由那個出身平平、靠暴力手段攫取政治權力的“容克瘋少爺”威逼操縱？
自1862 年任命俾斯麥為普魯士王國首相起，威廉一世一直對自己走上的這條道路心懷疑慮，也不認同自己從那時起所做的每一個重大決定。
他非常害怕在議會占據(jù)多數(shù)，還剛剛否決了陸軍改革方案的自由主義者，以至于他在1862年9月一度認真考慮過退位。
當俾斯麥用冷靜的語調向議員們宣布，無論他們是否樂意，他都將帶領普魯士走上一條“鐵與血”之路時，威廉一世感到無比驚恐。
同樣，即使在德意志即將統(tǒng)一的時刻，威廉仍不愿放棄普魯士王位，甚至在帝國宣告成立的1871 年1 月18 日早上仍為此事落淚。
威廉一世只想當普魯士國王
被俾斯麥逼得去當?shù)乱庵净实?/p>
他渾渾噩噩地聽從了俾斯麥的計劃，但他完全沒弄明白為何要這么做。俾斯麥對同時代的人—無論敵友—都施加了極為強勢的控制，而且他并不是像20世紀的獨裁者那樣利用口才實現(xiàn)這一點的。
1909 年的《格里本柏林旅游指南》（Gribben’s Travel Guide toBerlin）中寫道，即便在這位鐵血宰相去世11 年后，柏林城內(nèi)的俾斯麥雕像仍然以“剛健有力的體態(tài)與炯炯有神的目光”散發(fā)著“鋼鐵般的意志力”。
俾斯麥有一種固有的、不可動搖的信念，他認定自己的路線是正確的，任何外力都無法阻擋他，這對議會議員、其他國家的外交官乃至國王本人都造成了強烈的影響。這種特質也讓他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
當時的人與后世史學家都曾將俾斯麥的政治模式描述為獨裁統(tǒng)治，甚至是“ 君主專制”（Caesarism）。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現(xiàn)代的觀察者如此強烈地質疑俾斯麥使宰相（總理）一職在憲法中占據(jù)核心地位的做法。
俾斯麥為德國設立的“總理民主” 傳統(tǒng)雖然經(jīng)歷了相當大的變動，仍然經(jīng)受住了戰(zhàn)爭、獨裁統(tǒng)治、東西分裂與兩德統(tǒng)一，并延續(xù)至今。
在本書寫作時，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正處于她擔任德國總理的第四個任期，仍擁有很高的支持率，她的前輩中也不乏赫爾穆特·科爾與康拉德·阿登納等長期任職者。
德國人對宰相（總理）的稱呼也能體現(xiàn)這一職位在國民心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俾斯麥曾被稱為“ 國父”（Gründervater），默克爾則被親切地稱為“ 默克爾老媽”。
這個國家如此支離破碎，地域差異如此鮮明，它深受分裂、戰(zhàn)爭和痛苦回憶的折磨，渴望以一種近乎孩童般的方式獲得穩(wěn)定與領導。在這種背景下，一個權威的父親形象充滿吸引力，而俾斯麥正是這一角色的絕佳扮演者。
政由俾氏，祭由寡人
法國大革命及其余波在歐洲的政治思想界引發(fā)了深刻而長久的變革。1848 年以后，即便是君主統(tǒng)治最堅定的支持者，也開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憲法適度制約君權的理念。但在另一方面，法國的歷史經(jīng)驗也表明，獨裁政治與進步思想并非絕不相容。
拿破侖在1807 年頒布的《民法典》以及拿破侖三世在1853 年對該法典的恢復都表明，非選舉產(chǎn)生的領袖并不一定會與自由思想、法治等理念發(fā)生沖突。因此，19 世紀中后期出現(xiàn)了關于“現(xiàn)代式”獨裁政治的熱烈討論，就連自由主義的陣營中也有這種理念的支持者。
在拿破侖三世因1870 年普法戰(zhàn)爭的慘敗而下臺后，很多自由主義者相信，新生的德意志國家有可能實現(xiàn)法國未竟的目標：在一個捍衛(wèi)法治而不至于墮入專制主義的國王統(tǒng)治下，保障全體公民的自由。
問題在于當時的統(tǒng)治階級鄙視這一想法，在他們看來，貴族像平民一樣受到《民法典》管理的想法本身就充滿革命與共和主義的可疑氣息。
還有一個問題更為關鍵：“ 君主專制”（當時的政治思想家已開始使用這一名詞）的建立需要一位如拿破侖那般廣受歡迎的魅力型領袖，但威廉一世既不是波拿巴，也不是愷撒。他固然受到很多德國人的喜愛，但他無法像拿破侖那樣施展令人目眩的人格魅力，說服所有法國人投票恢復君主的絕對權力。
俾斯麥也不擅長公眾演說，至少他在嗓音的音質和穿透力上都不具備足夠的條件。歷史學家?？藸枴鯛柪锵＃╒olker Ullrich）曾描述俾斯麥的“ 講話方式顯得局促不安”，“ 聲音尖細刺耳”，盡管他也指出，這并不意味著俾斯麥的演說缺乏影響力。
俾斯麥以精準而生動的語言表達能力，大大彌補了他在嗓音上的不足。甚至在俾斯麥早年的學業(yè)報告上，就有老師評論說這位學生口才驚人。
俾斯麥發(fā)現(xiàn)，即便在敵意最強烈的對手面前，他也能利用極具感染力的生動語言，輕易就激怒、挑撥或是安撫、吸引對方。
俾斯麥異常魁梧的身材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強勢形象。他身高6英尺2英寸（約1.83米），有著寬闊的胸膛、金色的頭發(fā)和他標志性的金色胡須。不論這位身材魁梧、自信滿滿、目光堅定的人物走到哪里，在場之人都會停下來傾聽他的發(fā)言。
這位鐵血宰相在從政期間，也為自己精心打造了傳奇的形象。在初涉政壇的19世紀40年代，這位作風古怪的年輕貴族就頻頻與資深議員、外交官和革命者發(fā)生正面沖突，很快為自己贏得了“鋼鐵”的名聲，這遠遠早于他發(fā)表著名的“鐵血演說”的1862年。
在挑起并贏得一系列戰(zhàn)爭、實現(xiàn)德意志統(tǒng)一后，俾斯麥更是成了國民英雄。
鐵血宰相俾斯麥
威廉皇帝與俾斯麥的關系頗為微妙。前者在1861年接任普魯士國王之初，并不愿意任命俾斯麥為普魯士首相，直到1862 年的軍事改革危機迫使他將俾斯麥從巴黎召回。但在那之后，他開始倚賴這位強勢的大臣。
俾斯麥在埃姆斯電報中篡改國王言行的做法既突破了外交行為的底線，也是對威廉本人的直接背叛，但威廉無法反抗俾斯麥。
在1871年德意志帝國統(tǒng)一后，威廉對帝國政府的日常政務失去了興趣，他只想當普魯士國王，從未想過要做德意志帝國皇帝。然而，這正是俾斯麥想要的，他也最終得償所愿。
于是，威廉在普魯士宮殿和鄉(xiāng)間別墅中度過的時間越來越多，他在那里打獵、會客，幾乎不關心新帝國的運轉狀況。
俾斯麥不是共和主義者，他對君主制無比尊崇，但他設計的帝國憲法允許國家元首將國家的管理工作都交給宰相（俾斯麥本人），一如店鋪老板做甩手掌柜，將生意都交給經(jīng)理操持，自己很少來店鋪營業(yè)。
如果德國真的有一位獨裁者“愷撒”，那也應該是俾斯麥，而非威廉。
強如俾斯麥也做不了獨裁者
踐行現(xiàn)實政治的俾斯麥在推動法案通過時并不會顧忌道德規(guī)范。常常被認為出自俾斯麥之口的名言“法律就像香腸”是個一針見血的比喻：第二帝國的立法過程的確像制作香腸一樣混亂而令人不適。
為了讓法案通過，俾斯麥可以動用各種手段恐嚇、哄騙并糾纏議員與皇帝，迫使他們就范。任何底線都可以被打破：如果精心羅織的辭令不能見效，俾斯麥就會大發(fā)脾氣，當眾羞辱對手，突然痛哭或是——如果情勢必要——以辭職作為威脅。
一想到俾斯麥下臺后自己就要獨自管理這個德意志帝國（這帝國對皇帝內(nèi)心的普魯士靈魂而言堪稱詛咒），年事已高的威廉一世都會無比恐懼，于是幾乎應允俾斯麥的一切要求，只要他能留下來繼續(xù)主持政務。
俾斯麥對帝國政府的掌控巨細靡遺，近乎偏執(zhí)。他會直接管理內(nèi)閣高官乃至整個文官系統(tǒng)的細節(jié)事務，不愿下放管理任務，也很難相信他人能把事情做好。結果就是俾斯麥的政界圈子里逐漸發(fā)展出各種裙帶關系。
1874 年，他力勸自己的長子赫伯特成為公務員，還安排他結識了國王的孫子威廉，即未來的皇帝威廉二世。1886 年，俾斯麥任命赫伯特為外交大臣，讓他信任的心腹在這個核心部門工作，畢竟此時的德國仍然需要謹慎維持自己在歐洲的地位。
1848 年革命期間，俾斯麥曾試圖說服當時還是王妃的奧古斯塔密謀反對她丈夫的兄長弗里德里?！ね畤?，俾斯麥與奧古斯塔的關系自此惡化。奧古斯塔無法忍受俾斯麥的傲慢，認為他對自己的丈夫施加了太多控制。她與俾斯麥的關系糟糕到兩人拒絕在同一個房間里進餐，這想必令威廉皇帝頗感尷尬。
俾斯麥與太子妃維多利亞的關系也很緊張?；侍痈ダ锏吕锵挠⒕S多利亞時，他們原本希望以英國憲制為藍本，在德國建立起一套更加自由開明的政治體系。維多利亞女王在撫養(yǎng)這位長女時，也教導女兒要以她和她的德國丈夫阿爾伯特親王為榜樣，學習如何與丈夫共同治理國家。
不過，俾斯麥對此深惡痛絕，他非常擔心弗里德里希即位后只有君主的虛名，而實際政務都由維多利亞決策。史學家喬納森·施泰因貝格（Jonathan Steinberg）甚至提出了更激進的觀點，他認為俾斯麥的態(tài)度體現(xiàn)了他自童年時代就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厭女癥。
維多利亞女王對德國宮廷的影響
被俾斯麥拼命排斥
無論如何，俾斯麥無疑都十分厭惡奧古斯塔和維多利亞，他認為這兩個女人好管閑事，妨礙自己操縱她們的夫君。俾斯麥只是單純地怨憎她們，讓他在別處游刃有余的政治游說藝術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作為宰相，俾斯麥的主要職責是掌控帝國議會。雖然根據(jù)帝國憲法規(guī)定，帝國議會沒有立法提案權，但它有權否決它所審核的法案，這種情況也經(jīng)常發(fā)生。
為了說服394名議員同意自己的計劃，俾斯麥不得不尋找除眼淚和咆哮外的其他工具。他會精心維系盟友關系，展開各種幕后交易，也會像摧毀民族自由黨那樣施展無情的詭計——俾斯麥在這兩種行事風格中維持著精巧的平衡。
這與波拿巴王朝的共和獨裁有著本質區(qū)別：19世紀法蘭西帝國的兩位皇帝都不必與一個咄咄逼人的議會展開艱苦斗爭。那時的法國人相信過多的異見會造成國家的軟弱與分裂，因此，全體國民應該由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來代表，這樣才能避免犯錯。而在拿破侖一世和拿破侖三世看來，法國大革命正是犯了這種錯誤。
相比之下，俾斯麥沒有兩位拿破侖皇帝那樣的好運。無論有沒有魅力型領袖的感召力，他都要去應對那些政治意識越來越強的德意志國民所選出的代表。
盡管俾斯麥只需要對皇帝負責，皇帝也不會罷免他，但他還是創(chuàng)造出了這樣的政治制度——法案只有經(jīng)過代表德意志人民的議會批準才能生效。
威廉一世不乏民眾愛戴，但他也沒有卓越的號召力，無法扮演拿破侖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對統(tǒng)治帝國缺乏興趣，而帝國的臣民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果威廉一世在1871年后試圖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德意志國民，他一定會遭到空前強烈的反擊。
從表面上看，俾斯麥更適合擔任這個“愷撒”式的專制統(tǒng)治者：他氣場強大，聲望極高，其權威遠遠凌駕于他所締造的帝國憲法之上。但強大如俾斯麥，也無法撇開帝國議會這一代表選民意志的機構施行統(tǒng)治。
很多德國人崇拜俾斯麥，把他當作德意志民族國家的締造者，在俾斯麥去世后更是為他修建了數(shù)百座紀念碑。盡管如此，俾斯麥所在的時代不僅盛行民族主義與威權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潮的影響力也同樣強大。
正如馬庫斯·普魯施（Markus Prutsch）所說：“ 盡管俾斯麥握有驚人的巨大權力，但是'鳥盡弓藏’仍是貫穿他整個政治生涯的關鍵詞。”由此可見，俾斯麥不可能是一個現(xiàn)代意義上的獨裁者。換言之，德意志沒有“ 愷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