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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被很多讀者視為一部“淫書”。的確，書中有不少低俗的描寫，對于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確有不良影響。但如果因此而簡單地把《金瓶梅》定義為“淫書”，卻未免有失偏頗和武斷。因為小說中低俗的描寫并非《金瓶梅》的主要內(nèi)容，在這部看似記載家庭瑣事的巨著中，展現(xiàn)出一幅明代中葉以后城市居民生活的風(fēng)俗畫卷。其中不僅描寫了西門慶這樣豪門巨富的家庭生活細(xì)節(jié)，也表現(xiàn)了更為廣闊的市井生活圖景和官場中暗腐的情形。

西門慶是個亦官亦商的暴發(fā)戶，既不是世代官宦的貴族子弟，也不是專沽什一之利的一般商人。他是個以巧取豪奪來的財富為基礎(chǔ)，廣泛結(jié)交官府，自己也終于躋身官場，腳踩兩只船的惡棍。由于他的這種特殊身分地位，便為小說作者在描寫西門慶府中生活的同時，大量夾敘明代官場的黑腐情形提供了方便。

小說這一回“徇私情亂判盜竊案”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寫西門慶如何營私舞弊，放走盜案同伙，冤屈無辜百姓的情況。

這樁案件主要在小說第七十六回夾敘，所費文字并不多。在正式敘寫案件以前，前一回已有兩處地方預(yù)先點到。

其一是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平安就稟道：“今日有衙門里何老爹，差答應(yīng)的來請爹明日早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

其二是吳月娘和潘金蓮大鬧的那一天，作者又提到“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過午牌時分才來家。”

這兩處地方提到的審問“賊情”就是七十六回西門慶徇私亂判的這件案子。

案子的當(dāng)事人叫何十，出面向西門慶求情的是他的哥哥何九。作者寫何九來求情也并沒有寫他直接見到了西門慶，而是由王婆出面求告了潘金蓮和西門慶的管事奴才玳安。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西門慶到潘金蓮房里看了帖子(何九托王婆呈上來的“說帖”)，只是若無其事地對跟隨的人吩咐了一句：“明日到衙門中稟我。”

第二天，作者是這樣寫西門慶審理賊情了結(jié)此案的：“西門慶到衙門里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可見在何九托情以前早已多次對他們用刑)，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nèi)宿了一夜。”按照王婆對潘金蓮介紹的情況，何十被拿在提刑院府里，是因為被強盜“攀”為窩主，“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等賊若指攀，只不準(zhǔn)他就是了”，最后還特地表示，“何十出來，到明日買禮來重謝老爹。”

何十是不是真窩主，其實不用多費躊躇，一眼便明：他若不是窩主，何必來走西門慶的門路，又許下重謝。

而西門慶辦這件事也真夠爽快，他并不像我們在電視中看到的其他貪官那樣，還要裝模作樣的審理一通，再找個理由駁回原告，開脫罪犯(例如當(dāng)年清河縣知縣受理武松控告西門慶潘金蓮?fù)跗胖\害武大郎的案子)，也不像另一些貪官那樣，當(dāng)時不動聲色，裝作一本正經(jīng)，事后再設(shè)計陷害好人，開脫罪犯(如張都監(jiān)后來處理武松醉打蔣門神的案子)。

西門慶審案活脫脫表現(xiàn)出一付惡霸作風(fēng)。他對強盜，沒有走他門路的強盜，只用刑具說話：“每人又是一夾，二十大板”，他對窩主，走了他門路的窩主，干脆“開出來放了”。放了一個，自然得找個頂缺的，使案卷完滿。這就看誰倒霉，這個倒霉鬼就是弘化寺的一名和尚，理由是強盜曾在他寺內(nèi)宿了一夜。西門慶的徇情枉法做得干干凈凈，毫不含糊。作者寫到這里，不禁感慨系之地嘆息道：

“世上有如此不公事！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世道人心如此，夫復(fù)何言！

西門慶為什么這樣輕易地就開脫一名罪犯，用一個清白無辜的和尚來頂替呢？難道僅僅只是因為何九許諾了“重謝”嗎？其實，何九事成后買來的禮品只是“一匹尺頭，四樣下飯、雞鵝、一壇酒”，并不算什么厚禮。個中奧妙西門慶和何九自然明白。這就涉及到當(dāng)初謀害武大郎時何九對西門慶罪行的大賣放，實際上他們早已勾結(jié)，默契在先。這又牽涉到《金瓶梅》作者對《水滸傳》某些人物的改造。

《金瓶梅》是反映中國封建時代的病態(tài)和墮落的一部世情小說。但它不是籠統(tǒng)地反映整個封建時代，而是表現(xiàn)它的某個特定的階段，這階段便是明代中葉以后至明末。

雖然《金瓶梅》故事背景設(shè)置在宋朝末年，但是研究發(fā)現(xiàn)，這部小說是以宋喻明。

但作者顯然是為了逃避文網(wǎng)和世人詬病，便借了《水滸傳》的某些情節(jié)加以升華擴充，把故事的背景置于北宋末年，成就了這部偉大巨著《金瓶梅》。《水滸傳》有關(guān)情節(jié)有的保留有的改造，舊有人物亦復(fù)如是。基本保留原樣的人物如武松、王婆，在原有基礎(chǔ)上大加充實，使其更加豐滿的人物如西門慶、潘金蓮，雖然保留但加以改造的人物如本文提到的何九。當(dāng)然，更多的還是《水滸傳》原書不曾有過的新人。

《水滸傳》中的何九叔作為清河縣的團頭仵作，不失為一個正直的公吏。他雖說：“自來懼怕西門慶是個惡徒，把持官府的人”，不敢拒絕他的十兩銀子，卻敢于在武大郎尸身焚化之后，去揀了兩塊骨頭，用紙寫明年月日期，和銀子包在一起，偷偷藏在家中。后來武松回來，他便把銀子和骨頭交與武松，作為西門慶與潘金蓮?fù)跗磐ㄍ練⑽浯罄傻囊粋€見證。武松到官府首告時，他也曾到公庭作證。在那個時代那樣的環(huán)境中，能夠這樣奉公執(zhí)法，不畏強暴，不貪賄賂，也就算得十分難能可貴了。

但《金瓶梅》中的何九就不同了。《金瓶梅》對于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奸并謀害武大郎的情節(jié)雖然基本上照抄《水滸傳》原文，但卻把何九寫成了另一幅面目。他不僅收受了西門慶的十兩銀子，驗尸時又得了王婆的錢。

兩個火家指著武大郎尸首說：“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

這分明是中毒而死的征兆，何九卻昧著良心說：“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

一面就“七手八腳葫蘆提驗了，裝入棺材內(nèi)”，第三天就抬到城外，把棺材并武大郎“燒得干干凈凈，把骨殖撒在池子里。”他果然按西門慶的吩咐，將這件惡性謀殺案，“凡百事周全，一床錦被遮蓋過去”了。他料定武松回來不得善罷干休，在武松回家前的三天就“走的不知往那里去了。”以致武松找不到人證。

可以想見，這個本來與西門慶并無特別瓜葛的何九，因了賣放西門慶的謀殺罪行而與西門慶有了何等不同尋常的關(guān)系。正因為如此，兄弟犯了罪，他不找別人，偏偏找了當(dāng)年西門慶的同謀王婆一起來走西門慶的門路。而王婆必然會找潘金蓮求告，如此這般。既然西門慶當(dāng)初曾得何九之助，今日賣放何十便是理所當(dāng)然的了。所以何九走西門慶的門路并沒有費什么周折，也并不破費多少錢財，西門慶徇私判案，也無所疑忌躊躇，便輕輕了結(jié)了。

作者在寫這樁公案時，所費文字極為簡略，而其中當(dāng)年的馬泊六和害人同伙王婆見潘金蓮的一段倒占了大半篇幅，作者的用意不言自明。西門慶一聽說王婆何九來求，自然心領(lǐng)神會，必當(dāng)如當(dāng)年何九一樣，“一床錦被遮蓋過去”。作者雖然并沒有直接描寫西門慶的心理活動，但前后事情的關(guān)合奧妙已盡在不言之中。讀者剛讀至本書第六回西門慶買囑何九的文字，或許會納悶，從武松打虎至潘金蓮藥鴆武大郎的幾回文字，《金瓶梅》幾乎全部照抄《水滸傳》，何以唯獨把一個并不十分重要的人物何九的形象加以改變，讀到第七十六回，方知作者用意。

像西門慶這樣一個市井惡徒，他心目中本來就沒有什么法紀(jì)可言，他的許多惡行是在官府的庇護下做出來的。謀害武大郎之后買通衙門逍遙法外就不用說了，其它如：他因嫉恨蔣竹山入贅李瓶兒府中，遂買囑草里蛇魯華等訛詐、毒打蔣竹山，又串通夏提刑對他嚴(yán)刑拷打，致使蔣竹山被逐出家門。又如為了霸占宋惠蓮，他設(shè)計陷害來旺兒做賊，并用一百石白米買通夏提刑賀千戶，把來旺發(fā)往徐州充軍，等等。

他既勾結(jié)官府在市井中為惡，則市井中惡人到官府求告他，他還有什么不通融的呢？讓西門慶這樣的人做理刑千戶審案，就如同讓強盜監(jiān)守庫房一樣。明朝的吏治黑暗到如此地步，王朝還有什么希望呢？統(tǒng)治集團為了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或者說為了維護階級自身的根本利益，都需嚴(yán)格認(rèn)真地遵守執(zhí)行法律，即令對于本階級的成員也絕不能寬容例外。而《金瓶梅》除了四十八回寫了一個山東監(jiān)察御史曾孝布比較清廉正直外，其他幾乎都是貪官污吏。那樣的世道人心怎不讓人失去信心？這樣的王朝怎能不亡？

無怪作者嘆道：“宋朝(應(yīng)讀作明朝)氣運已將終，執(zhí)掌提刑忒不公。畢竟難逃天地眼，那堪激濁與揚清?！?/span>

作者以悲哀和絕望的心情注視著眼前沉痛的現(xiàn)實，真切地感到明朝大勢已去，氣運將終，難逃滅亡的命運，而毀掉明朝江山的不是別人，正是統(tǒng)治集團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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