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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廣西以夷制夷的狼兵東遷


           明代廣西狼兵東遷及其歷史作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e149480100kdou.html

【摘 要】

    為鎮(zhèn)壓持續(xù)不斷的瑤、壯人民起義,明政府在官兵緊缺、無所作為的情況下,從廣西西部征調狼兵東進征剿,屯駐于出山口及交通要沖附近,村寨建筑帶有明顯的軍事色彩。狼兵東遷,不僅有利于增加當地勞動力、推動社會經濟發(fā)展,而且起到隔離、緩解瑤、漢民族沖突,維護社會秩序,調和瑤、漢民族關系、促進民族融合的作用。

【關鍵詞】狼兵; 遷徙; 歷史作用

【作 者】韋浩明,賀州學院人文與管理系副教授。 廣西賀州,542800

【中圖分類號】 C9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454X(2007)01-0159-005

  Moving to the East of Lang Soldiers of Guangxi in Ming Dynasty and Its Historic FunctionWei Haoming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of Ming dynasty requisition Lang soldiers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of Guangxi for suppressing the Yao and Zhuang people’s uprising continuously. The Lang soldiers were stationed the nearby regions of vital communication line. The buildings of village have a military color. The Lang soldiers not only were advantageous to increase local labor force and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relaxed ethnic conflict between Yao and Han, maintained social order and promoted ethnic harmony after moving to the east.

  Key words: Lang soldiers; migration; historical function

   “狼兵” 是我國封建政府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qū)設置土司制度時認可的地方武裝,主要由土官進行訓練和管理,是封建王朝“以夷制夷”的重要力量。明代廣西狼兵的構成,主體是中、西部地區(qū)的壯族子弟,在鎮(zhèn)壓瑤、壯人民起義中,受政府調遣,向東遷移,駐守定居,成為防范和鎮(zhèn)壓瑤族起義的重要力量。本文利用現有材料,通過狼兵及其后裔分布的大致情況,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入手,探討他們在構建民族關系中的歷史作用。

  一、“狼兵”東遷的背景及簡況

  “狼兵”東遷是明政府軍事命令的結果。在明朝統(tǒng)治的270多年間,廣西各族人民因種種原因起來反抗的斗爭始終沒有間斷過,大藤峽起義、府江起義、八寨起義等等此伏彼起,瑤民起義更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史載“明代……三江諸蠻遂桀驁不可制,而環(huán)賀之富、昭、蒼、懷,輒有群起響應者。賀治東逼連山排瑤,北則江華壯寇,二百余年中,六里受其擾害,兵戈不已,境內瑤、壯,不聞有一人竊附。且仇敵之迄,今秀者爭誦,弦頑者每耕鑿。賀之蠻風不誠,冠粵右諸蠻之上?!?/b>①為鎮(zhèn)壓起義,明政府可謂絞盡腦汁,使用了一切能夠使用的辦法和手段。先是調集官軍圍剿,“于秋成時…列屯賊境,扼其要路,收其所種谷、粟。彼無糧食,勢必自窮,乘機擒戮,可絕后患”。② 接著實行官軍屯田,然“以東兵戍嶺南,冒犯瘴癘,得還者十無五、六”。③

    弘治年間,廣西官軍由洪武、永樂時的12萬人,降至1.8萬,且“官多庸懦,士多老弱,軍政不修,軍威不振”,④雖然招募當地群眾進行補充,但要對付瑤、壯人民起義仍然力不從心。為此,邱浚提出“困之三策”,采用 “四面分守,截其出路,彼既不得擄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皆自斃矣”;同時主張“以夷攻夷”,“所調各處土官既至,宜厚加犒賞,俾其各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賊財,盡以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⑤兵部尚書王竑建議:“廣西土官人等,有能招集土兵、狼兵殺敗蠻賊,平定一村一寨者,即給以冠帶具奏,量與官職”。⑥朝廷內部一些官員也認為:“左右兩江土官所屬,人多地少,其狼兵素勇,為賊所畏。若量撥田土兵于近山屯種,分界耕守,斷賊出入,不過數年,賊必坐困”。⑦而且,“賊之所穴,皆美田肥土,我兵無不愿得之者,因其愿而令之,蔑不勝矣”。⑧并且強制征調土民,“各帶器械,助官軍攻守。官給牛具種子,耕種賊田,就給兵款食用,圖成滅賊之計”。⑨這種計策實行的結果,使狼兵源源東來,為鎮(zhèn)壓瑤、壯人民起義安營扎寨。

  同時,廣西“瑤、壯數多,土民數少”,連年征戰(zhàn),導致“各衛(wèi)軍士十亡八九”,造成“凡有征調,全倚土兵”的局面。對于府江要地的平樂府之昭平堡,“……瑤壯率出為患,乞令上林土知縣黃瓊、歸德州土知州黃通,各選子弟一人,領土兵各千人,往駐其地,仍筑城垣,設長官司署領,撥平樂縣仙回峒閑田與之耕種”。②后來,隨著桂東境內瑤、壯人民起義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狼兵遷入屯田、防御的更多。為了鎮(zhèn)壓黎天龍領導的瑤、壯人民起義,明政府“……于西岸仙回復古眉,而與高天、沖口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內、六章。于龍頭磯為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馬尾、田沖、黃牛及三峒。于上峒、古西復峰門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羊厄、峰門、盧仙、大喃,兼視中峒。于下峒、東練、南源為一軍,軍一千人,備大宅、東瓦。皆屯田。”⑩各土司官兵屯田的數量相當龐大,“上中峒屬之名色把總齊凱,領田一萬三千八百八十畝有奇。下峒屬之土舍覃文舉,領田八千六百六十畝有奇。東岸屬之土族岑仁,領田一萬五千二百畝有奇。西岸龍頭磯諸兵,領田五千一百九十畝有奇。仙回諸兵,領田八千二百六十畝有奇?!盵11]大量狼兵因屯田定居桂東,逐漸成為當地的旺族。

   現今昭平縣境內的仙回鄉(xiāng)黃姓,是明朝萬歷初年為“彈壓英、回兩地”瑤、壯少數民族起義而來的、后來被授予古眉寨巡檢司官職的黃仲拙的后代;崩江村的壯族潘氏,是明萬歷初年隨軍鎮(zhèn)壓五指山瑤、壯人民起義而授土龍巡檢司潘積穰的后代。[12][P519]八步區(qū)的壯族,據鵝塘鎮(zhèn)象腳村覃氏、沙田鎮(zhèn)橋頭村黃氏、南鄉(xiāng)鎮(zhèn)韋氏、里松鎮(zhèn)陳氏等族譜的記載,他們的祖先均來自廣西西部的河池、宜山、南丹一帶,是明朝統(tǒng)治者征調來“平亂”和“屯田守險”的狼兵及其親屬。[13][P918]鐘山縣壯族的韋氏族譜記載:其先祖居住在慶遠府東蘭州,明朝年間有梧州反亂,太祖忠英、忠良奉旨征服……,奉上司明文安扎巖口清塘一帶;萬歷四年拔入昭平里第一排,……欽賜桔芬四哨以作剿賊酬勞之功。族譜中同時反映了當地壯族覃氏的來源。上述史志、族譜以及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刻于思勤江岸邊崖石上的“百蠻遵道”石刻,萬歷年間刻于昭平縣境內山巖的“五指巖記事”、“平五指諸巖碑”、“平昭平山寇頌”等,雖然只是鎮(zhèn)壓五指山瑤、壯人民起義的材料,但其中有關屯田的內容,則是狼兵定居的一個縮影。


 


二、“狼兵”后裔的分布及其特點

  從目前的史料、族譜及口頭傳說考察,明代東遷狼兵的后裔,絕大部分是桂東壯族的先輩,因此壯族的分布基本上是歷史上狼兵的分布。明代的桂東地區(qū),地廣人稀,包括今平樂、恭城、富川、鐘山、八步區(qū)、荔浦、昭平、蒙山等縣全部或大部分在內的原平樂府,明弘治五年(1492年),才有戶5340,口31200;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戶7352,口28740。[14]當然,這里統(tǒng)計的,只是政府能夠控制的部分,至于廣大瑤、壯族群眾,因長期與政府對抗,是無法統(tǒng)計的;加上持續(xù)200余年的瑤、壯人民起義,明政府對起義者的殘酷鎮(zhèn)壓和屠殺,使人口更加稀少。當地的壯族族譜都有剛遷入時“地廣人稀,難以管業(yè)耕種”的記載。況且,進入桂東的壯族,以狼兵、土兵的身份出現,帶有濃厚的軍事色彩。其入居,與當時明政府分割、包圍、防御瑤民起義緊密相關。遷入者應該以青壯年男性為主,從史料中零星反映出來的前后累計約13000人。在地域分布上,與廣西西部壯族人口連片居住相比,顯得比較散、碎,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軍事特色明顯。

    首先,桂東壯族相對集中。主要分布在南鄉(xiāng)、大寧、鵝塘、沙田、清塘、鞏橋、蓮花、源頭等鄉(xiāng)鎮(zhèn)。這里的壯族村寨,只要有一定歷史和規(guī)模,都與瑤族接近,體現出 “屯田防瑤”的特點。從地理位置考察,基本上分布在大山出口或者丘陵、盆地交界處,既不是河流的源頭,也不是河谷沖積帶,而是在交通線或者軍事要沖的位置上。

       鐘山“縣西北之花山及西南之桔芬,南區(qū)之義安,皆層巒疊嶂,林青幽阻。當元明時,向為瑤、壯所依據,叛變無償,?;y治。明季各設兵戍守,剿撫兼施,更置巡檢司于白霞,居中控御。”[15]居住在清塘鎮(zhèn)的壯族,歷史上屬于古田壯村, “為內八源門戶,瑤賊出入經此”,主要用于防備“在縣西隅與恭城接壤,深入窮谷”的一十六都瑤族村寨;“明朝生員周真,義招壯丁留駐此地,以備御防,即今之黃、姜、韋、莫、覃五姓是也,所居依山面水,田疇甚腴”。[16]

    與之相鄰并遙相呼應的則有花山壯族村寨。這一帶,曾是唐朝的思勤縣治地,水路沿江順流而下可直通昭平、下達梧州;陸路是平樂府治通往梧州府治的咽喉所在,北上可控制、分割富川瑤族,南下可拱衛(wèi)“府江”。而“府江上接漓水,下達蒼梧,為廣西咽喉。江道綿亙五百余里,兩岸諸瑤、壯,依憑險阻,時時出沒。東岸連富川、賀縣而北抵恭城”,B10是為軍事要地。因而,明初韓觀派兵鎮(zhèn)壓富川瑤民盤大孝起義后,即于此“瑤蠻出入地”,設置“靈亭千戶所”,帶兵官員鐘益,“授富川額外守御所正千戶,子孫世襲,永鎮(zhèn)一十六都花山瑤、壯、苗夷等處。境內屯田,山嶺即給該軍耕種。”[17]南鄉(xiāng)、大寧兩鎮(zhèn)也是壯族比較集中的聚居地,這里開發(fā)較早,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駐軍圖對此已有標注,[18]是中原進入嶺南的重要通道之一。其東部與廣東連州“排瑤”聚居區(qū)相接,西南部沿著桂嶺河順流而下,可直趨賀州治所;北上可進入湖南道州,為三省交界地,且是黃洞瑤族與連州瑤族溝通的必經之地。為防范瑤民聯合造反,此亦為東遷狼兵屯田之區(qū)。鵝塘、沙田壯族村寨,剛好處于“土瑤”居住的二十四條山沖之出口,扼守此要地,可防瑤民外出擄掠。黎天龍起義軍最主要的根據地五指山被攻占后,明政府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特設“土龍”巡檢司,并于松拍、騎龍、頂高、鴨公、高梁等五處設營屯田,邊緣為東坪、鳳立、羅望等壯族村寨,他們是防御“府江”起義的狼兵后裔。從現今地名營盤、四哨、五哨、古營等,依稀可見與當年的屯兵情況有關。因此,越是容易發(fā)生瑤族起義的地方,壯族村寨的布局就越密集。


  其次,桂東壯族村寨獨具特色。與桂西壯族長期以來大面積聚族而居、村寨相望、婚姻嫁娶以本民族為主、語言相同相比,桂東壯族只是零星地散布于漢、瑤民族之間。由于是屯田狼兵的后裔,為適應戰(zhàn)爭需要,早期村寨建筑具有軍事堡壘的特點。首先是同姓、同宗結為一村、一寨,無論大村、小寨都是如此。其次是同姓同宗相聚一地的數個村寨中,存在中心村寨。再次是村寨建筑,與西部的干欄式建筑、布局相比存在巨大差別,它是漢、壯、瑤民族建筑的融合體。選址上,受屯兵影響,一般選擇軍事要沖,基本上靠山近水,易守難攻;布局上,村邊有圍墻,中間分離,進可攻、退可守,同時修筑有撤退的通道。如位于清塘鎮(zhèn)的楓木村,是桂東境內最古老的壯族村寨之一,兩面靠山,一邊臨水,只有兩條進村的陸路通道;村寨周圍,修筑有4米高,約1.5米厚的青石圍墻,東、南、北各設一個寨門,上面建有可供了望用的門樓;圍墻周邊有寬約5米、深3米左右的護寨壕溝;村內分段設置門樓,層層設防,步步為營,并有暗道通往山上。村內的房屋布局,由巷道和小門連接,家家相通,達到戰(zhàn)事吃緊,可以相互救援,即使無法支撐抗敵,也可以撤退上山,躲進巖洞;建筑風格上,傳統(tǒng)的干欄式基本不用,更多的是漢族城堡式建筑。而且,該村地處思勤江中游附近,離唐代思勤縣“治所”約3公里,控制著水路進入昭平的要沖,陸路則是桂林至梧州的必經之地。進可攻,退可守。鵝塘鎮(zhèn)的蘆崗村也是如此。一句話,桂東各地的古壯寨,其布局和建筑風格基本相同,軍事色彩濃厚。

  再次,桂東壯族基本上分布在漢、瑤民族的結合部,是漢、瑤兩族接觸與交往的過渡地帶。他們近山、靠山,但生存區(qū)域的土地比較肥沃,水資源豐富,自然條件同當地的漢族沒有什么差別,而且擁有較多山場,作為控制地帶與瑤族為鄰。這種狀況,無疑與狼兵屯田有關。如隆慶六年(1572年),廣西巡撫郭應聘在鎮(zhèn)壓府江起義后,“以三峒、東西岸、仙回、高天各田分給土目領耕”。[19]這些土地,在官府的支持和分配下,成為勝利者所得的獎賞,成為刺激東調狼兵參與鎮(zhèn)壓瑤族起義積極性的支柱。各地狼兵為了保證所占田地,自然努力開墾耕種,發(fā)家致富,取得經濟、政治上的優(yōu)勢,以便站穩(wěn)腳跟,并與當地的漢族、瑤族相抗衡。巡按廣西的御使馮彬曾說:“廣西之患,莫甚瑤壯,與其招募以防賊,不若招募以剿賊。據其巢,耕其土,……廣西一省,狼人居其半,其三瑤人,其二居民,以區(qū)區(qū)二分之民,介蠻夷之中,事難猝舉,且免差應調。土狼積習,今日應募以平之者,安知他日不各據其地轉而為賊乎。”⑧因此,扶持屯田狼兵占據肥田沃土,發(fā)展勢力,以防瑤族叛亂,是明政府的策略之一,也是桂東壯族先民得以留居條件優(yōu)越之地、得以發(fā)展壯大的重要原因。


  第四,靠近府江的壯族村寨,沿思勤江流域成帶狀和弧形分布,與府江天險緊密相關?!捌綐饭虐倩浨蛥^(qū),由郡以東,龍頭、苦竹諸山以□,數五指巖最險,其稍折而北,白馬燕之屬以北,數百帽巖最險。群僮侵掠郡邑,數為寇剽人,江道為?!瓕夜ブ荒芷?,倔強至今……遺孽四出劫掠,竟土騷然”。[20]五指山位于昭平縣鞏橋鄉(xiāng)境內的界塘村,弧線型的壯族村寨剛好對其形成包圍之勢。因此,聯系歷史,對當今壯族村寨分布進行考察,依稀可見軍事布局的殘跡,反映出歷史上漢、壯、瑤民族在社會地位方面的結構性差異。

 


三、東遷“狼兵”調和瑤、漢民族關系

  不同類型的移民,對遷入地的作用并不一樣。經濟型移民,有利于促進地方經濟的發(fā)展;文化型移民,會促使地方文化層次的變遷;軍事政治型移民,會沖擊移入地的社會結構,造成社會秩序在某種程度上的重新整合。因此,一個民族從原住地遷移到另一個民族的區(qū)域定居,其歷史作用的評價標準和原則,不僅要考察遷入者對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的影響程度,而且要考察對當地民族關系的影響和作用,尤其是從落后地區(qū)遷移到先進民族區(qū)域的后進民族,這種考察更加重要。基于這一認識和狼兵遷居桂東的特殊因素,在探討歷史作用時,不僅要注意經濟、文化的影響,而且更要重視對民族關系的調和作用。

    桂東是廣西最早受到中原經濟、文化影響并由中央政府直接進行統(tǒng)治的區(qū)域之一,經濟文化和政治制度無疑處于比較先進的水平。因此,狼兵可以視為從相對落后的區(qū)域、以相對落后的民族素質出現,除軍事功能外,綜合素質要落后于當地居民。從這一角度出發(fā),可以推論,狼兵的遷入,并沒有給桂東帶來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也不可能帶來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相反,遷入者因受遷入地先進經濟、文化的影響,反而提高了自身素質。但是,他畢竟給當地增添了勞動力,通過屯墾土地,發(fā)展經濟,保障供給,起到推動經濟發(fā)展的作用。然而,由于遷入人口數量的限制及其特殊身份,決定著他們的作用不在于推動地方經濟文化發(fā)展這一層面上,而在于維護封建統(tǒng)治秩序這一目標上。前述狼兵是在封建統(tǒng)治者無法應對瑤民起義的情況下調入的,主要目的在于替代已經腐朽、衰弱的官軍來鎮(zhèn)壓瑤民起義,維護地方秩序,客觀上是封建政府推行“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早期狼兵的作用,主要是鎮(zhèn)壓當地人民起義,維護封建統(tǒng)治秩序。后來,隨著屯田定居,占山立寨,扼守險要,又發(fā)揮著隔離瑤、漢民族,防御瑤民起義的作用。


  但是,同居一地的各個主體民族,無論誰要在當地社會中獲得發(fā)展,都必須與其他民族進行合作。維持區(qū)域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是各民族一致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需要。前述狼兵主要分布在瑤、漢民族之間,是瑤、漢民族直接交往和沖突的隔離墻和緩沖帶,具有緩解瑤、漢民族沖突并封鎖瑤族起義的功能。

  瑤族在明末受到沉重打擊后,為免于被官軍消滅,開始避居深山老林并尋求與政府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xié)。要實現這一目標,最有可能得到幫助的,莫過于對其實行軍事包圍的壯族同胞。歷史上,瑤、壯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有許多共同之處,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基本一致,彼此的成見相對較少,曾有共同反對封建王朝統(tǒng)治的合作。因此,瑤、壯民族交往所受到的歧視遠遠沒有與漢族交往嚴重。從瑤族角度考察,他們是反叛者,是政府鎮(zhèn)壓和屠殺的“異類”,“深居山谷,知識錮閉,鮮與外人通”。[21] 狼兵是堵住他們從山中外出的勁敵,要生存和發(fā)展,需要獲取山區(qū)本身無法生產的物資,如食鹽、鐵制工具等,要突破封鎖,必須處理好同壯族的關系。通過加強交往,才能減少沖突,才能在某種程度上更好地保存自己。

    從狼兵的角度考察,他們是遷入者,人口相對聚居,有較強的軍事實力,因屢建軍功,也有一定政治地位,但畢竟人數有限;他們期盼與漢族平等交往,但因經濟、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差異,現實中又受到某種程度的歧視。然而,漢族先進的經濟文化對他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模仿、學習漢族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已經成為狼兵生存和發(fā)展的首要任務。為此,狼兵努力調節(jié)與漢族的關系,相互通婚,經濟文化互動較強。雖然 “語言習俗與民迥殊,但知耕種,不諳貿遷”,“涵濡既久……而漸趨于同化”。[15]部分狼兵的后裔甚至自動地向漢族轉化。對于與瑤族的關系,因移居初期與漢族文化差別造成的某些民族隔閡,又在客觀上促成狼兵與瑤族關系趨于緩和。通過與瑤族交往,可以獲取山區(qū)的木材及土特產品,有利于改善生活條件;同時,還可以利用民族關系平和的有利時機,來發(fā)展、壯大自己,增加人口數量和經濟實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以便將來與漢族相抗衡。因此,兩個處于相對落后的民族,由于經濟文化的近似性,促使他們首先自覺地調整關系,加強交往,建立互信和感情,逐漸弱化對立情緒,最后升華到民族通婚和相互融合的程度。不僅有瑤族轉化為壯族,也有壯族向瑤族轉化。如“散居于花山西鄉(xiāng)諸村”的壯族,“俗尚與瑤同,無編籍,質純樸”。[16]

瑤、壯民族關系從對立走向融合,從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穩(wěn)定地方社會秩序的作用。

  從漢族的角度考察,由于長期受到中原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直接影響,經濟文化水平和綜合素質均居于區(qū)域內各民族的領先水平,對其他民族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凝聚力強。但是,傳統(tǒng)文化造就的農耕民族的懦弱本性,又促使他們在動亂和瑤族起義時,希望尋求強有力的庇護。狼兵恰好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盡管交往中存有某種偏見,但現實生活的需要往往迫使他們放棄偏見,進而同壯族交好,尋求武力保護。在這種意識的促使下,最終兩個民族相互融合,各階層普遍通婚。同時,通過壯族的中介作用,又加深了對瑤族的認識和理解。

  總之,東遷狼兵及其后裔,憑借獨特的地域和生活環(huán)境,不僅注重對漢族先進經濟文化的學習,搞好同漢族的關系,而且注意調整同瑤族的關系,營造良好的民族氛圍。在促進自身發(fā)展的同時,起著溝通漢、瑤民族關系的橋梁作用,甚至促成幾個族群雜居于同一自然村的狀況,如鵝塘鎮(zhèn)的盤谷村、蘆崗村;黃洞瑤族鄉(xiāng)的龍灣村、大馬塘;花山鎮(zhèn)的板社村,都是漢、瑤、壯民族共同居住的村寨。在這里,許多壯族同胞會說“瑤話”,與瑤族群眾交流、溝通方便。漢族群眾甚至官府,通過會說多種方言的壯族人民,得以與瑤族溝通、交流,傳遞信息,減少隔閡與障礙。因而在壯族的努力下,各族群得以相互交往,互通有無,加深理解,緩和并弱化了民族間的對立情緒。可以說,歷史上狼兵遷居桂東的重要作用,恰恰在于通過自身的融化,吸納漢、瑤民族文化加以創(chuàng)新發(fā)展,用以調整當地的民族關系,緩和漢、瑤民族的矛盾和沖突,為穩(wěn)定社會秩序,促進地方經濟、文化的發(fā)展,加速民族融合,做出了積極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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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⑩謝啟昆:廣西通志·前事略〔Z〕,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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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唐擇扶:賀州市志〔Z〕,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

  [14]明史·地理志〔Z〕。

  [15]潘寶疆:鐘山縣志·瑤壯〔Z〕,卷16,民國22年鉛印本。

  [16]顧國誥:富川縣志·瑤壯〔Z〕,卷12,清光緒十六年刊本。

  [17]平蠻封地碑,存廣西鐘山縣公安鎮(zhèn)塘貝村的丹霞觀內。

  [18]張修桂:馬王堆'駐軍圖’主區(qū)范圍辨析與論證〔J〕,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歷史地理研究〔A〕,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19]謝啟昆:廣西通志·經政略〔Z〕,田賦一,卷155.

  [20]平五指諸巖碑,存廣西平樂縣縣城東邊珠山迎仙洞內。

  [21]梁培瑛:賀縣志·瑤民教育〔Z〕,卷6,民國23年鉛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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