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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商周青銅釴【王祁】 « www.xianqin.org

【作者】王祁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

據(jù)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發(fā)掘簡報,該墓出土一件“方簋”(圖一)[1],長方形,敞口,方唇,斜腹內(nèi)收,高圈足,腹兩側(cè)附耳,器底有銘文四行三十字(圖二):

唯正月王祭

于氐,大奏。王賜霸伯貝十朋,霸伯用作寶
,其萬年孫子子其永 寶。

該器自名為“

”,簡報釋其為“釴”。《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鼐,圓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睋?jù)此,王子楊先生認(rèn)為“釴”就是西周時期一種特殊形制的附耳鼎,所謂“霸伯方簋”應(yīng)該改稱“霸伯釴”[2]。此說甚確,但王先生又說釴是方鼎之屬,則求之過深。實際上,這種釴鼎主要流行的時間并不是西周,而是晚商,“霸伯釴”不過是釴鼎的晚期形態(tài)。

一、晚商方形器與霸伯釴的關(guān)系

在晚商時期,有一類過去被稱為“方形器”、“烤爐”、“盧形器”、“方簋”、“方盤”的容器(下文暫以“方形器”代稱),其大致的造型是長方形、直腹或斜腹內(nèi)收、附耳、圈足,如下面幾件發(fā)掘品:

殷墟小屯五號墓出土的“司母辛”方形器(圖三),1件,方口平沿,腹部兩側(cè)有上翹的拐尺形鋬,鋬上有獸頭,高圈足,圈足四面正中有弧形缺口各一,口下一邊內(nèi)側(cè)有“司母辛”銘,通高7.8、口徑12.2×12.8cm,重1.1公斤[3];

殷墟郭家莊M160“方形器”(圖四),1件,侈口方唇窄折沿,淺腹斜直,腹部短邊各有一對獸頭環(huán)耳,與一綯索狀環(huán)把相套合,高圈足,圈足四邊中部有缺口,無銘文,通高20、口徑37.2×31.5cm,重10.3公斤[4];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圖五),1件,方唇折沿,沿面斜平,直腹較深,在短邊腹上各有一環(huán)耳,與一綯索狀環(huán)把相套合,高圈足,圈足四邊各有一圓角長方形缺口,器底有煙炱,無銘文,通高15.2、口徑35.5×30.6cm,重8.85公斤[5]。

另外,還有兩件傳世方形器,其一是現(xiàn)藏山東省博物館的射婦桑方形器(《集成》10286),直口直壁,兩側(cè)附耳,圈足四周各有缺口,內(nèi)壁有銘文“射婦?!保ǜ?5.7、口徑27.6×26.1厘米,重7.2公斤[6];另一件是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的束方形器(《集成》10011),折沿附耳,淺腹直壁,高圈足,圈足四周各有缺口,內(nèi)底有銘文“束”,通高14.9、寬41.5cm,重6.82公斤[7]。

以上方形器,與霸國墓地M1017霸伯釴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相同之處有四。其一,以上方形器造型特點是長方形、高圈足、附耳,這與霸伯釴造型是較為一致的。其二,以上方形器的尺寸、重量有一個較大差異,“霸伯釴”通高13.5、口徑23×15.3cm、重2.355公斤,落在方形器尺寸、重量變動范圍。其三,殷墟三件墓葬出土方形器皆單件出土,與“霸伯釴”相同。其四,殷墟郭家莊M160方形器與銅甗、大圓鼎一起放在墓室一角,霸伯釴則與兩件圓鼎一起放在墓室一角,說明方形器在墓葬中的位置與器物組合大體一致。但方形器與霸伯釴也有造型不同的地方,這主要體現(xiàn)在方形器圈足有缺口,而霸伯釴無。但這種差異既可能是時代造成,也可能是同類器物不同器型導(dǎo)致。如西周青銅盨,既有無缺口圈足盨,也有缺口圈足盨[8],圈足是否缺口,并不影響盨的定名。是以,從晚商方形器與霸伯釴主要器型特征出發(fā),二者應(yīng)該是同一類器,都可稱為“釴”。

小屯五號墓“司母辛”釴的年代是殷墟二期,郭家莊M160釴的年代是殷墟三期,鐵三路M2118釴的年代是殷墟四期,射婦桑釴與束釴都是商末周初銅器。可見,釴的主要流行年代是晚商。因為霸伯釴的出現(xiàn),我們知道釴的延續(xù)至少可以到西周中期。

另外,晚商還有一些方形陶器,也是值得注意,最典型的例子是著錄在《殷虛器物·甲編·陶器》的一件被稱為“肆足器”的陶器(圖六)[9]。該器出自斜三東正,方形、斜腹內(nèi)收,有圈足,圈足有缺口,器型古樸厚重,與銅釴的差別是無附耳,這應(yīng)當(dāng)是材質(zhì)差異導(dǎo)致的。所以這件“肆足器”應(yīng)該是陶釴。

二、釴的功能

釴屬于鼎類,這是文獻(xiàn)中明確記載的,應(yīng)該問題不大。但鼎是銅器大類,鼎形器功能很多[10],并不足說明釴的功能,所以我們還需要其他材料進(jìn)一步考證銅釴的功能。在這里,有一件晚期銅器銘文可以給我們一點提示。戰(zhàn)國中期十四年陳侯午敦:

唯十又四年,陳侯午以群諸侯獻(xiàn)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

敦,以蒸以嘗,保有齊邦, 永世毋忘。(《集成》4646、4647)

這件銅器自名為“

 敦”,“
”與“敦”連稱,“
”可以有三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敦”的形容詞,第二種解釋是一種與“敦”功能相似的銅器,第三種解釋是與敦形成組合關(guān)系一種銅器[11]。在第一種情況下,徐中舒先生將“
”釋為“
”,有坳坎窳下之意,用于形容敦的兩個半圓球[12]。但是,與十四年陳侯午敦同銘銅器還有陳侯午方座簋(《集成》4145),該簋的自名也是“
敦”,其自稱為“敦”應(yīng)該與敦起源于簋[13]或敦簋功能一致有關(guān),若用“坳坎窳下”來形容方座簋,那自然是不合適的。而且,十四年陳侯午敦與與陳侯午方座簋中的“
”、“
”(敦)二字都是金屬旁,“
”不大可能是修飾詞,更可能是青銅器的專名。

既然“

”可能是青銅器專名,這種“
”器之所以能夠與“敦”連稱,不外乎“
”與敦功能一致,或者“
”與敦形成組合關(guān)系。究竟會使哪一種?這就需要通過釋讀“
”字來進(jìn)一步判斷了?!?
”從“金”從“
”,右邊的偏旁并不能釋為“曳”字?!耙贰?,《說文》篆書寫作“
”,馬王堆《老子·乙》寫作“
”,皆從臼,與“
”中部寫為“田”形不類。“
”不能釋為“曳”,卻與“弋”字較為接近?!斑痹谖髦芙鹞闹袑懽鳌?
”(《集成》246)、“
”(《集成》2824)、“
”(《集成》2838)、“
”(《集成》5424),與“
”字去掉中間的圓圈完全一樣。裘錫圭先生在考釋“弋”字時曾指出,“
”(《合集》5673)、“
”(《合集》5746)、“
”(《合集》19088)、“
”(《合集》20146)、“
”(《合集》20607)、“
”(《合集》37473)皆是“弋”字[14]。甲骨文中“弋”字的簡化,正與金文中由“
”到“
”的繁化相似,“弋”字中間的圓圈起到修飾作用。這說明,“
”很可能是“弋”的異體字。是以,本文將“
”字釋為從金從弋的釴字。

十四年陳侯午敦與與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但釴是鼎屬,與敦功能不同,也不存在演變關(guān)系,所以“釴敦”不會是因為功能相似或存在演變關(guān)系或讀音接近而連稱。相反,敦與簋關(guān)系密切,“釴敦”其實應(yīng)該是戰(zhàn)國時期較為常見的鼎敦組合,這種組合的前身是鼎簋組合。也就是說,“釴敦”連稱,其實是基于組合關(guān)系,類似的例子有鼎簋連稱(如

伯鼎、
伯簋)、盤盉連稱(如王仲皇父盉)等。這對我們認(rèn)識青銅釴的功能是有幫助的。正如十四年陳侯午敦與與陳侯午方座簋銘文所示,“釴敦”的作用是“以蒸以嘗”,類似的銘文多見于鼎、甗、簋、敦四類器,如西周晚期姬鼎“用蒸用嘗”(《集成》2681)。簋、敦是盛器,對應(yīng)著銘文中的“嘗”字;與之相比,鼎、甗自然是蒸器,所以春秋早期陳公子叔原父甗才有“用蒸稻粱”(《集成》947)。從這點看,與簋、敦搭配的“釴”很可能也是指蒸煮粢盛的蒸器,所以我們才能在殷墟鐵三路M2118銅釴器底看到煙炱。

三、小結(jié)

根據(jù)上面的論述,本文認(rèn)為,釴是流行于晚商時期并延續(xù)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時期的一種蒸器,主要用于蒸煮粢盛,與簋、敦形成蒸嘗組合,但不排除蒸煮肉食的可能性。釴的載體有銅、陶兩類,目前發(fā)現(xiàn)的銅釴較多,陶釴較少。釴的器型較為固定,特征是方形的器腹、器腹兩側(cè)的附耳、高圈足,隨著時代的推移,西周中期發(fā)展出一種圈足缺口的銅釴。

圖一 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考古學(xué)報》2018.1)

圖二 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銘文(《考古學(xué)報》2018.1)

圖三 殷墟小屯五號墓“司母辛”方形器(《王后母親女將》212頁)

圖四 殷墟郭家莊M160出土方形器(《中國青銅器全集·3》圖161)

圖五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考古》2015.8)

圖六 殷墟出土陶方形器(《殷虛器物·甲編·陶器》圖錄14)

【注釋】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翼城縣文物旅游局聯(lián)合考古隊,山西大學(xué)北方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發(fā)掘》,《考古學(xué)報》2018年第1期。

  2. 王子楊:《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出土青銅銘文材料的幾點認(rèn)識》,先秦史研究室2018年3月9日,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9917.html。

  3.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2頁。

  4.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第104頁。

  5.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鐵三路殷墟文化時期制骨作坊遺址》,《考古》2015年第8期。

  6. 呂常凌主編:《山東文物精萃》,山東美術(shù)出版社1996年,第110頁。

  7.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156頁。

  8. 張懋镕:《兩周青銅盨研究》,《考古學(xué)報》2003年第1期。

  9. 李濟(jì):《殷虛器物·甲編·陶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6年,第72頁。

  10. 張亞初:《殷周青銅鼎器名、用途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輯,中華書局1992年,第273-315頁。

  11. 陳劍:《青銅器自名代稱、連稱研究》,《中國文字研究》第一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3-346頁。

  12. 徐中舒:《陳侯四器考釋》,《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中華書局1998年,第408-409頁。

  13. 陳芳妹:《盆、敦與簋——論春秋早、中期間青銅粢盛器的轉(zhuǎn)變》,《文物與考古》1986年第3期。

  14. 裘錫圭:《釋“弋”》,《裘錫圭學(xué)術(shù)文集·甲骨文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67-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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