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作為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因為觀念上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帶給他的是說不盡的無奈！
無奈之一：與以司馬光為首的政敵不在同一個層面上的論爭。
《宋史》記載，王安石與司馬光在朝廷上，曾就如何理財有過一場激烈的辯論。司馬光認(rèn)為，所謂擅長理財?shù)娜瞬贿^就是按照人頭斂取天下的錢財罷了。王安石辯駁說，不是這樣的，擅長理財?shù)娜瞬辉黾佣愂找部梢允箛鴰旄蛔恪?/span>司馬光說，這怎么可能呢？世間的財物，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想盡辦法搜刮百姓，比增加賦稅的危害還要嚴(yán)重。
實際上，世上的財富并不是一個不變的總數(shù)。政府和百姓也不是零和的關(guān)系，很多財富既不在官府手里，也不在百姓手中，只要政策合理、得當(dāng)，就可以創(chuàng)造出新的財富。因此，王安石“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司馬光根本理解不了，兩人的眼界、視野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
司馬光后來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介甫書》，責(zé)難王安石，要求廢棄新法，恢復(fù)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予以回復(fù)。兩人終因政見不同，最后完全絕裂，司馬光退出政壇，隱居洛陽專心編纂了《資治通鑒》，成為繼司馬遷《史記》之后的又一座史學(xué)巨著。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變法催生了《資治通鑒》的撰寫。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辯論
無奈之二：支持他的神宗英年早逝，變法事業(yè)功虧一簣。
元豐八年（1085）年僅38歲的神宗皇帝駕崩，不到9歲的哲宗登基，改元元祐，由她的奶奶即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她重新啟用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
司馬光一上臺，在七個月內(nèi)就將新法全部廢棄，史稱“元祐更化”。第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江寧即南京，于郁悶之中去世，享年66歲。不及半年司馬光也去世了。
據(jù)說當(dāng)“募役法”被廢止的消息傳到臥床不起的王安石耳邊時，他無奈地嘆息道：“啊，連這個法都廢了！”募役法是諸多新法中，王安石最為看重者之一。
歷史雖然不能假設(shè)，但是，我們還是忍不住想說，如果神宗能夠再多活幾年，別在38歲的英年早逝，那么新法就能夠繼續(xù)得到執(zhí)行，積貧積弱的宋朝將會重建財政基礎(chǔ)，提前完成向近代社會的轉(zhuǎn)型，后來的中國歷史一定將會重寫。但是，歷史沒有給我們這種機(jī)會。
王安石與宋神宗
無奈之三：禪精竭慮挽救宋朝，最后卻被扣上了亡國元兇的帽子。
新法被廢8年之后，即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政策又來了一次大翻轉(zhuǎn)，不僅重新啟用改革派，還將保守派稱為“元祐黨人”，不予重用，并立碑刻石，頒布于郡縣。
自此以后，士大夫階層分成了兩派：
一派是支持變法的“元豐黨人”，另一派是反對變法的“元祐黨人”。
宋朝從此陷入了黨爭的泥沼，反對者本無真知灼見，多屬意氣之爭，互為黨援以爭勝而已；改革者也變?yōu)楣∪?，借新黨之名以專權(quán)誤國。兩黨互斗，直至公元1127年，也就是在新法被廢棄后的第41年，北宋便亡國了。
到了南宋，以高宗趙構(gòu)為首的統(tǒng)治集團(tuán)，為了給他的父、兄即徽宗和欽宗開脫亡國的歷史罪責(zé)，根據(jù)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便將亡國的責(zé)任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下詔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diào)，這一定讞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diào)，又被《宋史》所承襲，成為了封建時代官方的定論，甚至清朝獨(dú)具卓識的史學(xué)家趙翼也說他“以新法害天下”。
王安石變法
一位銳意革新圖強(qiáng)的政治家，卻蒙受了八百多年的不白之冤，大概只有富于保守性的中國民族的歷史上，才會有這樣的事吧。真是民族的悲?。?/span>
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雖然很無奈。但是，作為著名改革家的王安石，卻又可以說是幸運(yùn)的。
這怎么來理解呢？
縱觀中國古代的改革者，幾乎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從戰(zhàn)國時期首倡變法的吳起，到近代戊戌變法的“六君子”，都為他們的改革變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是，王安石因為提出了驚世駭俗的“三不足”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言論，雖然得罪了整個士大夫階層，但是，卻沒有被誅殺，算是個例外。
這又是為什么呢？
因為王安石生活在宋代實行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寬容環(huán)境下，加之為官清廉，沒有被政敵抓住把柄。因此，他既沒有像秦代商鞅因變法而遭受車裂之刑，也沒有像明代張居正那樣因改革死后遭受查抄、全家十余口活活被餓死之冤。他的下場在中國古代這三大著名變法改革者中算是唯一善終的。因此，我們又可以說他是變法者中最幸運(yùn)的一位。
王安石是一位懷抱儒家理想的大政治家，他變法的出發(fā)點是要防止財富被壟斷，力圖接濟(jì)窮苦的百姓，讓天下的財富可以流通，合理地調(diào)節(jié)貧富差距，使百姓富足而達(dá)到天下大治。
他所主張建立的這種理想社會，實際上與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非常相近。因此，胡適曾說“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
王安石的新法限制和削弱了豪強(qiáng)和商賈兼并土地、經(jīng)商牟利和高利貸盤剝的權(quán)利，開辟了財源，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北宋因財政困難而帶來的“積貧”問題。但是，他因為沒有抓住節(jié)流的關(guān)鍵，將裁減淘汰冗員、冗兵、冗費(fèi)放在改革的首位，而是片面強(qiáng)調(diào)開源，使財政支出的基數(shù)進(jìn)一步擴(kuò)大，這又成為加重老百姓負(fù)擔(dān)的淵藪，從而在保守勢力之外，又招致了底層百姓的反對。加之用人不當(dāng)?shù)确矫娴脑颍罱K導(dǎo)致了變法的失敗，并被扣上了“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的帽子。
近代以來，隨著維新變法呼聲的高漲，很多人開始為王安石鳴屈叫冤。其中以主張變法的梁啟超所寫的《王安石傳》影響最大。
梁啟超著《王安石傳》
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xué)說類比王安石新法的措施，與胡適一樣也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xué)說的先行者，并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給予了全新的評價。他說“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dāng)之矣。”意思是說，如果從夏商周三代以來的歷史人物中，尋找一個完人，那可能只有王安石一人當(dāng)之無愧！
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yù)之社會革命”，還認(rèn)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他對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學(xué)術(shù)修養(yǎng)和政治抱負(fù)也都給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并為大多數(shù)人所尊奉，又成為了20世紀(jì)前半葉的主流觀點。
世人對王安石身后這些褒貶不一的評論，導(dǎo)致王安石聲名遠(yuǎn)揚(yáng)，以致于今日很多人只知道王安石是北宋主張變法的著名改革家，而不清楚他也是曾躋身于唐宋八大家行列的著名文豪。
客觀地說，歷史上很多變法失敗的原因當(dāng)中，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只是少數(shù)政治上清醒的人從上而下推動的。古代的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近代的戊戌變法，都屬于這種沒有社會基礎(chǔ)，脫離基層百姓參與的變革，最后都失敗了。
因此，我們說：不管改革者的初衷多么的高大上、藍(lán)圖設(shè)計的多么的燦爛誘人。但是，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眾，讓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紅利，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支持和擁護(hù)。所謂的改革成果也只會是一堆泡沫，最終飄散在歷史的長河之中。這可以說是考察王安石變法給我們的一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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