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遼祖陵遺址是遼代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的陵寢之地。2003-2010年遼祖陵考古隊曾對其進行了考古調(diào)查和科學(xué)發(fā)掘，取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資料。其中瓷器是最重要的遺物之一。本文通過綜合分析和研究，將遼祖陵遺址出土瓷器分為越窯、定窯、林東窯、耀州窯、缸瓦窯、渾源窯等六個窯口類型，大體分三大期。
遼朝（907-1125年）和五代北宋長期并存，開啟了中國第二次南北朝。契丹遼帝國共有9位皇帝，葬有10座陵（含東丹王陵），分為五處。即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巴林左旗的祖陵（太祖陵）、巴林右旗的懷陵（太宗陵、穆宗陵）和慶陵（圣宗陵、興宗陵、道宗陵），以及遼寧省北鎮(zhèn)市的顯陵（東丹王陵、世宗陵）和乾陵（景宗陵、天祚帝陵）[1]。遼代帝陵曾因20世紀初遼慶陵被盜掘，出土一組皇帝、皇后契丹小字和漢字哀冊而震驚了國際漢學(xué)界[2]。
遼祖陵是遼朝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的陵寢之地。位于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巴林左旗查干哈達蘇木（鄉(xiāng)）石房子嘎查（村）西北的一個口袋形山谷中（圖一），東南約1000米處為其奉陵邑祖州城。東北距遼上京遺址約20千米。
2003年和2004年秋冬之際，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內(nèi)蒙古第二工作隊對遼祖陵陵園遺址進行了全面的考古調(diào)查和試掘[3]。2007~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內(nèi)蒙古第二工作隊和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聯(lián)合組成的遼祖陵考古隊，對遼祖陵遺址（圖二）進行了科學(xué)的考古調(diào)查、試掘和發(fā)掘，清理陵園內(nèi)一號陪葬墓、甲組建筑基址、二號建筑基址、三號建筑基址、四號建筑基址、黑龍門遺址，以及陵園外遼太祖紀功碑樓遺址（即龜趺山建筑基址）等[4]，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古收獲。
遼祖陵遺址出土的瓷器是一組重要的斷代標本。本文以發(fā)掘出土的遼祖陵瓷器為對象略做分析和研究，以期為推進遼代瓷器的研究提供助力。
一、出土瓷器概述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遼祖陵一號陪葬墓（多次被盜掘）、二號叢葬墓（多次被盜掘）、甲組建筑基址、四號建筑基址、黑龍門及遼太祖紀功碑樓遺址等，出土瓷器約計104件（組）。這批瓷器種類多樣，特征鮮明，現(xiàn)列表統(tǒng)計如下（表一）。
二、窯口類型
關(guān)于遼祖陵遺址出土的瓷器，依據(jù)工藝、釉色、造型、裝飾等方面的差異，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六個窯口類型[5]。下面簡介如下。
（一）越窯產(chǎn)品
集中出土于一號陪葬墓及四號建筑基址倒塌堆積內(nèi)，計12件（組）。細灰胎，青釉。除碗、罐、壺等常見器類外，還見盒、洗、蓋等。裝飾技法上，以素面為大宗，部分碗、蓋外壁剔刻蓮花，洗內(nèi)壁劃刻紋樣（圖三）。根據(jù)燒制工藝、造型及胎釉質(zhì)量上的差異，分為三組。
圖三 越窯產(chǎn)品
第一組為秘色瓷。胎質(zhì)細膩，造型飽滿，均單件裝燒。器表素面或劃刻暗紋。裹足滿釉或刮釉。釉層勻透、純凈，釉色青綠、光亮。如龍紋洗（07PM1：138）、雙鳳紋洗（07PM1：134）、執(zhí)壺（07PM1：151、177）、素面碗（07PM1：40）、花口碗[10（四）②B：125]等，是越窯里最精致的產(chǎn)品，為御供所得之秘色[6]。需注意的是，花口碗[10（四）②B：125]的外底沒有支燒痕，屬墊片或墊圈支燒。這種裝燒方式鮮見于慈溪上林湖，可能是上虞窯寺前或鄞州東錢湖一帶的產(chǎn)品。
第二組為上品瓷?？傮w制作精細，滿釉支燒，屬越窯精品。但這組器物的釉色不是真正的青綠，而是有點青中泛灰；釉面也不那么潔凈，偶爾能見到一些小黑點。如蓮瓣紋器蓋（07PM1：179）、器底（07PM1：113-1、2）、夾耳罐（07PM1：99、112、119）等，胎、釉質(zhì)量均下秘色瓷一等。
第三組為普通瓷。胎質(zhì)微粗，釉色青黃、暗啞，如器蓋（07PM1：203）、盒蓋（07PM1：77-1、2）等，是越窯中習(xí)見的普通產(chǎn)品。
（二）定窯系產(chǎn)品
共11件，均為細白瓷。這組瓷器見諸一號陪葬墓、四號建筑基址倒塌堆積層、甲組建筑基址倒塌堆積、甲組建筑基址表土層及基址外原生地層內(nèi)。本組器類多樣，有盤、碗、瓶等。在裝飾上，以素面為多，劃刻、剔刻等技法并行（圖四）。成型技法上，本組或存內(nèi)模法?，F(xiàn)據(jù)胎釉組合差異，分兩組。
圖四 定窯系產(chǎn)品
第一組為精品瓷。共4件?？赡苁褂脙?nèi)模。五分雙脊花口盤[10（四）②B：132-134、136]，瓷胎白細，體身輕薄。釉色透明，潔如凝脂。裹足刮釉，底面平潔，底心施釉后劃刻“官”字款。
第二組為普通瓷。共7件。以芒口為大宗，滿釉裹足。釉色透明，微微發(fā)青，局部積釉，呈蠟淚狀。內(nèi)壁常見劃刻蓮（08T11①：5，08JJ2①：101、136）及江濤魚（08JJ1①：50、08JJ2E1F1：25、08JJ2②：48），外壁面近底多竹絲刷痕。其中，白瓷小瓶［10（四）K1：3］拉坯不勻，器表有多處坯疤。
（三）林東窯產(chǎn)品[7]
共21件，均為細白瓷。這組瓷器見諸一號陪葬墓、四號建筑基址倒塌堆積層。本組器類多樣，有碗、盤、盆、盒、罐等。在裝飾上，以素面為多，劃刻、剔刻等技法并行（圖五）。現(xiàn)據(jù)胎釉組合差異，分兩組。
第一組為精品瓷。共11件。器形和釉層略有差異。盤口長頸瓶（07PM1：199、41-1、2、3）、敞口盆（07PM1：43）等器形碩大，釉色透明度強，清亮如鏡。外底無釉，內(nèi)壁及弧彎處積釉作天青色。盒蓋（07PM1：58、07PM1：130）細白胎，堅硬致密。釉面密布細開片，透明度強。釉緣及棱角凸起處明火柴燒，呈橘紅色，近“燈草口”樣式。盒身（07PM1：156）和蓮瓣紋碗[10（四）②B：126-129、137]釉調(diào)微暗，釉色偏于青藍。釉層滋潤無開片，薄透、純凈如明鏡。器蓋（07PM1：55：1-6）胎薄釉潤，無開片。釉層透明度強，釉色近于青灰。
第二組為普通瓷。胎、釉下于第一組。多素面，偶見剔刻蓮。共10件。坯體光滑，釉面多薄而無堆脂現(xiàn)象，光澤感強而溫潤。雙耳穿帶罐（07PM1：38）和唇口碗口沿（07PM1：44-2）的釉色近乳黃。高領(lǐng)罐（07PM1：39）和大口罐（07PM1：189）釉色近于乳白。蓮瓣紋碗（07PM1：148、183、184、201、238）和器蓋（07PM1：200）釉色近于青灰。
（四）耀州窯產(chǎn)品
出土于一號陪葬墓、四號建筑基址倒塌堆積、甲組建筑基址表土層及基址外原生地層內(nèi)。共4件，盞托、瓜棱執(zhí)壺、花口碗、平底盤各1件（圖六）。
3件素面器，裹足滿釉支燒，支釘痕細且小?；姨ノ⒑?，敷化妝土。釉層失透，厚釉玉潤含蓄，釉調(diào)或濃或淡。盞托（07PM1:161）釉濃有積釉，厚處呈青藍，為天青；瓜棱執(zhí)壺（07PM1：47）釉薄呈色略暗，局部微顯青灰?；谕隱10（四）②B：130]外壁密布開片，受沁如鐵線。
1件有紋飾。劃花平底盤（08T45①：26），底心刮釉，窩足。細灰胎，薄釉清透。內(nèi)底劃花，系“半刀泥”技法。外圈作鴨子戲水，蓮葉、慈姑清晰可辨；內(nèi)圈殘甚，紋飾不詳。
（五）缸瓦窯系產(chǎn)品[8]
共24件，均系白砂糖樣麻面粗胎，施化妝土。本組除一號陪葬墓、甲組建筑基址廢棄堆積、甲組建筑基址表土層及基址外原生地層外，還見于黑龍門、遼太祖紀功碑樓等地點，是遼祖陵遺址內(nèi)品類最盛、分布最為廣泛的窯口類型。器類除碗、盞、盤、罐、壺、缽等常見類別外，另有梅瓶（08JJ1①：67、68）、白釉雞腿瓶（08JJ1①:69）等。其裝飾以素面為主，釉色不一，或偏姜黃，或近青灰；施半釉，不及底，露胎處呈淡黃或微紅（圖七）。
根據(jù)裝飾、裝燒等技法的差別，分三組。
第一組為素面器。共19件，以盞、碗、盤、缽等為主。依據(jù)裝燒技法上的差異，分四類。
甲類：內(nèi)底及口沿?zé)o支燒痕。以斗笠盞（07PM1：109、155、158）為代表。
乙類：內(nèi)底澀圈。以敞口碗（08T21①：1、08T43①：8、08JJ2①：125）為代表。
丙類：內(nèi)底殘存墊燒渣粒。如器底（08JJ2①：146）。
丁類：口沿刮釉，對口套燒。以假唇口缽（08JJ2①：94、126、141、144、149，10MZ1T47③：2）為代表。
第二組屬白地黑花。計3件，均為罐。紋飾有幾何豎條紋者，如腹片（08T34①：3）；還有簡化芍藥紋，如雙耳罐（08T45①：25）、圓口罐（08JJ2①：139）。
第三組系白釉劃花黑彩。僅殘2腹片（08T35①：2、T45①：24）。
（六）雁北渾源窯系產(chǎn)品[9]
共19件。集中出土于四號建筑基址倒塌堆積層、甲組建筑基址倒塌堆積、甲組建筑基址表土層及基址外原生地層內(nèi)。同其他組別相比，這組瓷器的產(chǎn)品種類極為單一。裝飾技法上，素面占絕對主流。均系疊燒，其間隔技法獨具特色，成器后內(nèi)底支點排列密集（圖八）?，F(xiàn)據(jù)其胎釉、裝飾上的區(qū)別，分兩組。
第一組為化妝白瓷。胎質(zhì)較細，胎色多發(fā)灰，共10件。敞口盤[10（四）②B：131]器表施化妝土，器壁印花。敞口盤（08JJ1①：81，08JJ2①：50，08JJ2E1F1：3、26及08JJ2①：123、145）器表施多道化妝土，敷釉后，釉色呈階梯狀漸進。3件素面敞口碗（08JJ2①：137、138、143）支點圓細，胎色發(fā)黃，推測為咯左利州窯所產(chǎn)。
第二組為細白瓷。共9件。素面敞口碗（08T10①：1，08JJ2E1F1：9、24,08JJ2①：122、124、140、142、151、159），支點方粗，胎色白亮。
（七）待定窯口類型
本組瓷器窯口尚不明朗（圖九）。共13件。依據(jù)其胎釉、裝飾及裝燒技法等方面的不同，分四組。
第一組系茶葉末釉?？谘兀?7PM1：79）和器底（07PM1：202）為灰胎泛黑，質(zhì)較細。釉層失透，色深而啞。牛腿瓶[10（四）②B：135]灰褐胎較細，含少量石英砂。釉色暗綠，局部光亮透明，不是常見的茶葉末釉。甕（08JJ2E1F1：18、19），雞腿瓶（10MZ1MD1墩臺北①：2）釉表渾濁。胎質(zhì)粗糙，呈紅褐色。
第二組為黑釉。共3件。黑釉罐[10（四）K1：7]為細胎。罐口沿（08JJ1①：80）和器底（08JJ2①：147、148）為粗胎質(zhì)，夾大量細砂。
第三組為醬釉，極可能是巴林左旗林東窯產(chǎn)品。盒蓋（07PM1：45）為細胎，醬褐釉，釉薄處微閃暗綠。燈盞底座（09PM2:3）拉坯成型，外壁修作八棱。
第四組為雙色釉。1件?？谘兀?8JJ2①：150 ）外黑內(nèi)白。
三、分期和年代
受限于自然地理、道路交通、文化交流和政局背景等因素的影響，同類型的瓷器產(chǎn)品流通到不同政體疆域內(nèi)的時限并不一致。換而言之，五代十國或北宋的瓷器產(chǎn)品在遼朝或金朝流通，會存在年代上的差異。即使在同一政權(quán)疆域內(nèi)的不同區(qū)域，其流行年代也可能存在不同。因此，在比對相關(guān)紀年材料時，我們盡量首選遼祖陵所在區(qū)域或臨近本區(qū)域的相關(guān)資料。故下文所述不同窯口類型的瓷器年代，意指相關(guān)產(chǎn)品流行的相對年代，是一個時段概念。
我們曾將遼代墓葬歸納成四期。即第一期：太祖、太宗階段（907～947年）；第二期：世宗、穆宗、景宗階段（947～983年）；第三期：圣宗、興宗階段（983～1055年）；第四期：道宗、天祚帝階段（1055～1125年）[10]。但是，從瓷器集中的年代看，遼祖陵瓷器的分期與遼代陵墓的分期不一定一致。
從現(xiàn)知考古資料看，在遼祖陵遺址，主體是遼太宗時期以后的瓷器 。這與《遼史》記載遼太宗耶律德光開始修筑遼祖陵相吻合。根據(jù)對遼祖陵遺址出土瓷器的綜合分析，并結(jié)合建筑基址和建筑構(gòu)件的年代，參考歷史文獻記載，我們將遼祖陵遺址出土瓷器粗略分為三期。現(xiàn)對其三期的年代略作比較分析。
第一期：約遼太宗后期至遼圣宗前期。即十世紀中后期或略晚。以一號陪葬墓、四號建筑基址出土瓷器為代表。此期瓷器主要是越窯、定窯、林東窯產(chǎn)品，也有窯口類型難定者。
一號陪葬墓規(guī)模大，形制特殊，出土遺物精美，殘存墓志殘片。我們綜合分析認為墓主系遼太祖第三子、遼太宗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耶律李胡，歿于應(yīng)歷十年（960年）[11]。四號建筑基址位于遼太祖陵園內(nèi)西側(cè)第一道山嶺（L1）東部，即一號陪葬墓東南位，是祭祀耶律李胡的獻殿。
青釉花口碗[10（四）②B：125]器形飽滿，素面光潔，釉色清亮、純凈。以吳越國康陵為代表的錢氏家族墓[12]、以耶律羽之墓為代表的遼前期高等級貴族墓[13]等均見有同類器物出土?？梢娖淞餍心甏c耶律李胡墓所見越窯器群相近，均為十世紀中后期或略晚。
白釉花口盤[10（四）②B：132、133、134、136]底心施釉后刻“官”字款。這類器皿最早見于唐光化三年（900年）錢寬墓[14]及天復(fù)元年（901年）水邱氏墓[15]。曲陽定窯遺址將其歸入第二組地層（第二期前段），即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年）至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年）[16]。遼會同六年（943年）后唐德妃尹氏墓[17]、應(yīng)歷九年（959年）大營子衛(wèi)國王駙馬墓[18]也見有同類器。白釉蓮瓣紋碗[10（四）②B：126-129、137]為外壁飾三出肥蓮瓣。這類蓮瓣最早見于應(yīng)歷八年（958年）趙德鈞墓[19]，最晚出自統(tǒng)和二十九年（1011年）韓德讓墓[20]，其時代與一號陪葬墓所出同窯口器皿年代相當，系十世紀中后期或略晚。
青釉花口碗[10（四）②B：130]與黃堡窯址H型Ⅲ式盞（86ⅣT5③:10）的口沿相近[21]。顯德五年（958年）馮暉墓所見注壺的口沿及支燒技法也與之略同[22]。于遼境，這種口沿略折的器物亦見于葉茂臺七號墓，時代約處十世紀末或十一世紀初[23]。
第二期：約從遼道宗至金代初期。即十一世紀后期到十二世紀初期。以四號建筑基址出土瓷器為代表。涉及渾源窯、缸瓦窯和窯口不明的產(chǎn)品等。
渾源窯系敞口盤[10（四）②B：131]與北京密云大唐莊M14出土瓷碗（M14:25）所見壓花高度一致[24]。大唐莊M14墓內(nèi)出土墓志，墓主張晉卿殯于大康八年（1082年），“權(quán)冢三十年”后“移葬于茲”。由此推知，四號建筑基址使用下限至少到了遼金之際。窯口不明的牛腿瓶[10（四）②B：135]最大腹徑明顯大于底徑，是流行于十一世紀后期或略晚的形制[25]。
白釉小凈瓶（10（四）K1：3）拉坯不勻，其胎釉組合同金代前期定窯高度雷同[26]。
第三期：金代中后期。即十二世紀中葉以后至十三世紀前期。主要以四號建筑基址出土瓷片為代表。有耀州窯、定窯、缸瓦窯和渾源窯等產(chǎn)品。
青釉劃花盤（08T45①：26）與四川遂寧金魚村[27]、陜西華池李良子村[28]等窖藏的同類器相似；同型外圈紋飾見于遼寧西豐涼泉窖藏[29]、陜西鳳翔紅旗化工廠[30]及宋代耀州窯址M型Ⅳ式盞（86T10②：7）[31]等，其時代或許晚至金代后期。
定窯白瓷器（08T11①：5，08JJ2①：101、136）內(nèi)底劃刻蓮葉。這類蓮葉特征鮮明，最早見于大定十七年（1177年）石宗璧墓[32]及北京先農(nóng)壇金墓[33]。金后期河北唐縣東方秀軒小區(qū)M1[34]、大安二年（1210年）山西侯馬董明墓[35]及吉林農(nóng)安窖藏[36]等亦見有同型紋飾。白釉盤（08JJ1①：50、08JJ2E1F1：25、08JJ2②：48）的內(nèi)壁劃刻江濤魚，其紋飾見于山東即墨東障村M1[37]、泰和三年（1203年）北京平谷巨家墳金墓[38]等。
缸瓦窯敞口碗（08T21①：1、08T43①：8、08JJ2①：125）內(nèi)底有澀圈。形制、工藝與前郭塔虎城甲類化妝白瓷碗相近，屬金代后期[39]。白釉黑花雙系罐（95H18:50）的年代當也不早于金代后期[40]。
渾源窯白釉缽（08JJ2①：50）口沿滿釉，內(nèi)底有墊燒痕。深腹，玉璧底，底外緣不露墻足，似窩足。這種底足習(xí)見于山西宋金窯口，如呂梁交城窯等，時代不早于金代后期[41]。
在甲組建筑基址中還曾經(jīng)出土有“正隆元寶”“大定通寶”等金代錢幣，也為上述斷代提供了輔證。
余論
關(guān)于遼祖陵營建到廢棄的情況，文獻有簡約記載?！哆|史》載，天顯元年（926年）七月，耶律阿保機征服渤海國后，在班師回朝的途中，猝崩于扶余府。太宗于次年（927年）八月，“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軍節(jié)度使以奉陵寢?！?[42]
遼天慶十年（1120年）春，金兵占領(lǐng)遼上京城[43]。相距遼上京城約20千米的遼祖陵和祖州城自然也為金人所占并遭到破壞?！度泵藭帯肪矶弧锻鲞|錄》載，（遼）“天慶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阿保機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圣、神仙、坤儀三殿，乾州則凝神、宜福殿，顯州則安元、安圣殿，木葉山之世祖享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發(fā)掘金銀珠玉器物?！?[44]
遼祖州城在金朝“天會八年（1130年）改為奉州，皇統(tǒng)三年（1143年）廢，遼太祖祖陵在焉?！盵45]。此后，遼祖陵很快淪為廢墟。到金代晚期，蒙古人占領(lǐng)臨潢府故地。這里逐漸成為蒙古人的牧場。
根據(jù)前文分析可知，遼祖陵出土瓷器的情況與歷史文獻脈絡(luò)大體吻合。一號陪葬墓出土的瓷器年代基本都在五代紀年內(nèi)。這與我們結(jié)合墓葬形制、殘存墓志銘文，參考《遼史》記載，推定一號陪葬墓是應(yīng)歷十年（960）耶律李胡墓是一致的。四號建筑基址發(fā)現(xiàn)有遼金之際的瓷器，而且基址東側(cè)小型祭祀坑內(nèi)的白釉小凈瓶[10（四）K1：3]或到金代早期。這表明四號建筑基址作為耶律李胡墓的獻殿，雖然在遼代末期曾遭燒毀，但到金代早期可能還有后人祭拜的情況。
甲組建筑基址是遼代始建，金代改建的一組建筑群。根據(jù)出土瓷器的分析比較可知，遼代末期的遼祖陵，特別是陵園內(nèi)的地面建筑，曾遭到金兵全面的損毀。但是，出土瓷片顯示金人曾沿用甲組建筑基址至金代后期。這為我們?nèi)媪私膺|祖陵遺址的興廢過程，認識真實的歷史場景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附記：本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重大項目“遼上京皇城遺址考古發(fā)掘資料的整理和綜合研究”（項目編號：20&ZD251）的資助。
向上滑動閱讀注釋
[1] 其中懷陵位于內(nèi)蒙古巴林右旗崗根蘇木床金溝山谷中，為太宗耶律德光和穆宗耶律璟的陵園；慶陵位于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蘇木北15千米瓦里烏拉山（遼稱慶云山）下，由圣宗耶律隆緒的永慶陵（東陵）、興宗耶律宗真的永興陵（中陵）、道宗耶律洪基的永福陵（西陵）組成。顯陵和乾陵位于遼寧省北鎮(zhèn)市富屯鄉(xiāng)附近醫(yī)巫閭山相鄰的兩個山谷中。其中顯陵地處龍崗村一帶的二道溝山谷中，為東丹國人皇王（“義宗”）耶律倍和世宗耶律阮的陵地；乾陵地處新立村一帶的三道溝山谷中，系景宗耶律賢和承天皇后的陵地，金人將天祚帝耶律延禧祔葬于此。
[2] 參見[日]田村實造、小林行雄：《慶陵——東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 遼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畫に關(guān)する考古學(xué)的調(diào)查報告》，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52年。
[3] a.董新林、王青煜、康立君、王未想：《遼代祖陵考古調(diào)查推進遼代陵寢制度研究》，《中國文物報》2003年12月12日第一版；b.董新林、肖淮雁、康立君：《遼代祖陵的陵寢建筑初現(xiàn)端倪》，《中國文物報》2004年11月26日第一版。
[4]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內(nèi)蒙古第二工作隊、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a.《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遼代祖陵陵園遺址》，《考古》2009年第7期；b.《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遼代祖陵陵園黑龍門址和四號建筑基址》，《考古》2011年第1期；c.《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遼代祖陵龜趺山建筑基址》，《考古》2011年第8期；d.《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遼祖陵一號陪葬墓》，《考古》2016年10期；《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遼祖陵黑龍門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xué)報》2017年4期；e.董新林：《簡論遼代祖陵遺址考古發(fā)掘及其學(xué)術(shù)意義》，《東亞都城和帝陵考古與契丹遼文化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科學(xué)出版社，2016年7月；f.汪盈、董新林：《從考古新發(fā)現(xiàn)看遼祖陵龜趺山基址的形制與營造》，《考古》2016年10期。
[5] 秦大樹：《論“窯系”概念的形成、意義及其局限性》，《文物》2007年5期。
[6] 沈岳明：《秘色探秘》，《秘色越器——上林湖后司岙窯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17頁。
[7] 依據(jù)遼上京考古隊于2020年林東窯遺址發(fā)掘資料及北京大學(xué)崔劍鋒研究員等對林東窯瓷器和遼祖陵出土瓷器的鑒定報告。
[8] 本節(jié)所述缸瓦窯產(chǎn)品系以砂糖樣麻面胎、柴燒透明釉為代表。
[9] a.馮先銘：《山西渾源古窯址調(diào)查》，《中國古代窯址調(diào)查發(fā)掘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416-421頁；b.水既生：《山西古代窯具及裝燒方法》，《河北陶瓷》1984年4期。
[10] 董新林：《遼代墓葬形制與分期略論》，《考古》2004年第8期。
[11]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一號陪葬墓》，《考古》2016年10期。
[12]a.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臨安板橋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08期；b.蘇州市文管所吳縣文管所：《蘇州七子山五代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1年02期;c.（日）佐佐木秀憲、王竟香：《關(guān)于晚唐五代越窯青瓷的若干考察》，《文博》1995年06期；d.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臨安市文物館：《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發(fā)掘簡報》，《文物》2000,02期；e.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臨安市文物館：《五代吳越國康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3] 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業(yè)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阿魯科爾沁旗文物管理所：《遼耶律羽之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96年1期。
[14] a.浙江省博物館、杭州市文管所：《浙江臨安晚唐錢寬墓出土天文圖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b.陳芳：《浙江省博物館藏錢寬墓出土白瓷產(chǎn)地的探討》，《東方博物（第四十三輯）》2012年02期。
[15] 明堂山考古隊：《臨安縣唐水邱氏墓發(fā)掘報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xué)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16] 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曲陽縣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河北曲陽北鎮(zhèn)定窯遺址發(fā)掘簡報》，《文物》2021年1期。
[17] 赤峰市博物館、巴林左旗遼上京博物館、巴林左旗文物管理所：《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盤羊溝遼代墓葬》，《考古》2016年3期。
[18] 前熱河省博物館籌備組：《赤峰縣大營子遼墓發(fā)掘報告》，《考古學(xué)報》1956年3期。
[19]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南郊遼趙德鈞墓》，《考古》1962年5期。
[20]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錦州市博物館、北鎮(zhèn)市文物處：《遼寧北鎮(zhèn)市遼代韓德讓墓的發(fā)掘》，《考古》2020年4期。
[21]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黃堡窯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22]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馮暉墓》，重慶出版社，2001年。
[23] 馮永謙：《葉茂臺遼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12期。
[24] a.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大唐莊：白河流域古代墓葬發(fā)掘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b.孫勐：《北京密云大唐莊出土遼代墓志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2期。
[25] 彭善國：《遼代瓷器的考古學(xué)研究》，吉林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106-109頁。
[2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曲陽縣定窯遺址文保所：《河北曲陽縣澗磁嶺定窯遺址A區(qū)發(fā)掘簡報》，《考古》2014年02期。
[2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遂寧市博物館：《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67-270頁。
[28] a.慶陽地區(qū)博物館、華池縣文化館：《甘肅華池縣發(fā)現(xiàn)一批宋瓷》，《文物》1984年03期；b.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科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58頁。
[29] 張大為、王奇、邢杰：《西豐涼泉金代窖藏》，《遼海文物學(xué)刊》1997年1期。
[30] 沐子：《陜西鳳翔出土的唐、宋、金元瓷器》，《文博》1986年2期。
[31]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窯博物館：《宋代耀州窯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圖版四一（3）。
[32]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fā)掘簡報》，《文物》1977年11期。
[33] 馬希桂：《北京先農(nóng)壇金墓》，《文物》1977年11期。
[34] 唐縣文物保管所：《唐縣發(fā)現(xiàn)金代墓葬》，《文物春秋》2012年6期。
[35] a.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省文管會侯馬工作站工作的總收獲（1956年冬至1959年初）》，《考古》1959年5期；b.山西省文管會侯馬工作站：《侯馬金代董氏墓介紹》，《文物》1959年6期。
[36] 吉林省博物館、農(nóng)安縣文管所：《吉林農(nóng)安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8年07期。
[37] 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即墨市博物館：《即墨東障墓地發(fā)掘報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6期。
[38] 楊學(xué)林：《平谷東高村巨家墳金代墓葬發(fā)掘簡報》，《北京文物與考古（第四輯）》，1994年。
[39]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xué)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前郭塔虎城——2000年考古發(fā)掘報告》，科學(xué)出版社，2017年，第114-116頁。
[40] 郭治中、蘇東：《赤峰缸瓦窯遺址出土遼金瓷器舉要》，《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一輯）》，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14-29頁，二十九。該單位內(nèi)出土大定通寶1枚，另見“泰和拾年”款器蓋1件?！疤┖褪澳辍奔葱l(wèi)紹王大安二年（1210）。
[41] 孟耀虎：《山西地區(qū)宋金時期餅足類器物及其相關(guān)問題》，《山西省考古學(xué)會論文集（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
[42]（元）脫脫等撰：《遼史》卷二《太祖本紀》第23頁。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
[43] （元）脫脫等撰：《金史》卷二《太祖本紀》第34頁，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
[44] （宋）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度泵藭帯酚涊d的金兵占領(lǐng)遼上京城等的時間為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三年，即1119年），與前引《金史》差一年。學(xué)界以《金史》遼天慶十年為是?！镀醯尽酚邢嗨朴涊d。
[45] （元）脫脫等撰：《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第562頁，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