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世清（1916—2003）安徽歙縣潛口人，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常委，物理教育和物理學史研究專家，資深徽州學家，鑒賞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徽州文化全書》學術顧問。編著過<漸江資料集>和解放初期的中學物理課本.對漸江,石濤,八大山人及明清史的研究頗有建樹。先生幼孤家貧，寄讀澄堂姊氏家中，塾師授以南唐李煜及北宋諸家小詞，以其易于成誦，遂諷詠不絕于口，由此他喜愛背誦詩詞，特別是詞，從而奠定了深厚的舊學功底。1929 年春，入安徽省立第二中學，1932年以其天資聰穎、為人忠厚正直，深為繼任校長著名畫家汪采白器重，助其升學。1934 年采白先生就聘中央大學國畫系教授兼主任，世清亦隨之轉入南京安徽中學。1935 年高中畢業(yè)后，為北師大和北大兩所名校同時錄取。他向往北大，但考慮到經濟條件，遂選擇了北師大物理系，第二年又同時入北大哲學系。1936 年，采白先生北上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次年黃賓虹先生亦接受北平藝專聘請。因采白先生關系，世清得與黃賓虹先生經常接觸，受其教益。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北平淪陷，世清回皖南在母校徽州中學（后改為休寧中學）任教，深受學生愛戴。勝利后于 1947 年重返北師大繼續(xù)學業(yè)。1949 年畢業(yè)后留師大附中任教，1952 年調中央教育部工作。潛心研究中學物理教學，審定我國第一部中學物理教學大綱，撰寫了大量學術論文，并擔任該學科多項領導職務。由于在物理教育和物理學史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1986年獲北京市科技協(xié)會主席茅以升頒發(fā)的卓越貢獻榮譽獎，2003年獲國家教育部獎牌。數(shù)十年來世清在學習自然科學的同時，秉承黃賓虹、汪采白等先輩教誨，沉潛書海，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考辨徽州文化的各類圖書文獻資料，特別是潛心于明清畫史研究、新安畫派研究。為日后明清藝術史有關研究奠定基礎。先生走了，帶著對未完成研究的眷眷之情走了。留給我的是無窮的遺憾和不盡的思念。得黃山學院領導的大力幫助，歙縣政府同意他墓葬西干采白先生墓側。能與恩師采白先生朝夕相守，與他所熱愛的畫僧漸江遙遙相望，世清在天之靈定會欣慰。
小記：“我在為《
書法報》寫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了應酬活動對學術和藝術的影響。在中國，有名氣的老人在應酬方面是辛苦的，但他們也是幸運的。尊老的文化觀和種種社會機制為他們提供了一種保障，使他們可以不必承受后起之秀在專業(yè)方面挑戰(zhàn)而帶來的壓力。許多后生固然可畏，但文化名人們并無被淘汰之虞。在有這種社會保障的情況下，我們的前輩在晚年是否還繼續(xù)努力、銳意創(chuàng)新，就完全看他們是否有堅定的著述意志了。我在談應酬的文章引了顧炎武和傅山的例子。清初大儒閻若璩曾說，有顧炎武和傅山這些前輩，激勵著后生小子發(fā)憤努力。這里向讀者們介紹的汪世清先生，就是一位能令我們這些晚輩肅然起敬、發(fā)憤努力的老人。
從1992年開始，我每次去北京，總要去拜訪汪世清先生。和汪世清先生認識是在1991年。那年春天他和故宮的劉九庵先生一起到耶魯大學參加八大山人國際學術討論會，我作為耶魯大學的研究生參加了接待工作。兩位老先生的學問和人品都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劉先生在兩年前仙逝。汪先生雖也已八十六歲了，但身體很好。1999年，他應佛利爾美術館邀請來美整理王方宇先生生前收集的八大山人資料，曾和夫人一起到波士頓鄙舍小住數(shù)日，得以時時請教。和先生一起散步，年紀比我大近一倍的八旬老人居然走得比我還快。汪先生的身體如此好，我想和他開朗、專注、淡泊的性格有關。對他來說，作學問已到達一種境界。汪先生1935年從安徽歙縣考入北京大學，抗戰(zhàn)爆發(fā)后，北大西遷，先生轉至師范大學完成學業(yè)。汪先生是物理學史的專家，退休前為教育部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員。像他那一輩人，所學雖為自然科學，但因受過舊式教育，舊學功底都很好。汪先生年輕時經叔父引薦，得以請益于汪家的世交、鄉(xiāng)賢黃賓虹先生，在黃先生的影響下，開始研究十七世紀的黃山畫派。自1958年受故鄉(xiāng)的委托編輯浙江資料集后，四十多年來，汪先生一旦有空便到北京圖書館讀善本書，離休后更是如此。如果你在每星期工作日的上午到北京圖書館善本書部，你常能在那里見到汪世清先生。一個八旬老人尚孜孜如此，實在令晚輩感動、振奮。由于先生對明清古籍十分熟悉，被北京圖書館邀為顧問。
我和汪先生見面的地點，總是圖書館，不是北圖善本書室，就是科學院或北大圖書館的善本室。前些年，在北圖看善本書需要局級單位證明。汪先生的單位是個局級機構，他總是先為我開張介紹信，我們在北圖碰頭，然后一起進善本書室讀書。中午，便在附近一家快餐店吃個便飯，一般是喝粥吃餅，每份十元。下午接著看書。有時我們到科學院圖書館看書。中國科學院雖說現(xiàn)在是一個自然科學的研究機構，但該院圖書館藏有許多明清善本書，其中有不少是已故著名史學家鄧之誠先生的舊藏。我們常能讀到有鄧先生批注的一些善本書。從這些書上的批注中，我們也能窺見前輩讀書之用功。
汪先生讀書時喜歡抄書。善本書室內只能用鉛筆作筆記，汪先生通常用鉛筆在筆記本上抄下所需的資料，然后回家用毛筆再把收集的資料謄抄一遍。某一方面的資料積累多了，他就分類裝訂。汪先生常把自己收集到的資料，慷慨地提供給同行和晚輩使用。就我所知，他提供的關于漸江、程邃、龔賢的資料，曾幫助一些年輕學者完成了他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
汪先生有驚人的記憶力。有時我向他請教清初一些并不十分出名的文人，汪先生都能把他們的身世、主要著作、交游一一道來。1999年冬天，我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開會時見到汪先生，我向他請教明末清初的文人徐世溥的生卒年。他問，“你指的江西的徐巨源嗎？”我說是。他想了想后說，大概生于萬歷中晚期，卒于順治年間。他回北京后給我來了一封信，考證了徐世溥的生卒年，結果和他原來告我的年份相差不到十年。近十年來，汪先生和我通過幾十次信，我差不多在每一封信中都對他提出一些明清藝術史中的問題，而他回答我問題的每一封信都可以說是一篇或數(shù)篇學術短文。
汪先生對明清藝術史研究的貢獻很大，他對清初四僧和龔賢等書畫家的研究，常有重要突破。很多明清藝術史中的難題，若不是有汪先生的研究，我們很可能至今尚在重重疑霧中。但汪先生從不喜歡張揚，對名利的事，他看得很淡。1992年董其昌世紀展及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美國堪薩斯城的納爾遜博物館舉行，中國派出龐大的代表團。謝稚柳先生、徐邦達先生、楊仁愷先生都來了。這幾位老先生名氣大，所到之處，總有人前呼后擁?！白沸亲濉敝?，景仰者有之、問學者有之、借此攀附名人者有之，沸沸揚揚，好不熱鬧。汪先生也來了，他學問雖好，但名氣不如那些名家大，身邊自然就少了那些喜歡湊熱鬧的人了。但汪先生卻安然若素，除了跟一些前去請教的年輕人交談和必要的寒暄外，自己仔細地看書、聽演講（汪先生懂英語），耳目前的喧鬧對他毫無影響。在接觸美國、日本、歐洲的學者時，他也總是那樣不卑不亢，自在從容，顯示了一位中國儒者的尊嚴。我想，也只有那些有充分自信的人，才能在這種場合表現(xiàn)出寵辱不驚的風度。
正因為汪先生對拋頭露面的事情興趣不大，所以他就能免去許多不必要的應酬，得以專心學問。除了指導許多前去請教的晚輩外汪先生至今每年總有幾篇甚至十數(shù)篇很扎實和有分量的學術論文（短者數(shù)百字、長者數(shù)萬字）問世。
多年來，汪先生一直熱心地給予同道和晚輩們提供種種學術上的幫助，而又從不求回報。我從未見過、也從未聽說他主動向別人提出過什么要求（邀請汪先生到波士頓小住，是我主動提出的，一是略表對他的敬意，二是借這樣的機會向汪先生請教）。他對晚輩的唯一期待，是希望他們能做好學問。所以，我每次去北京，總是帶給我新發(fā)表的文章。而我也抱著這樣的希望，爭取在近幾年內能領到一筆研究基金，使自己能從教學中脫身，在北京租個房間，在汪先生的指導下讀半年書。這個計劃若能實現(xiàn)的話，那又該是一件多么幸運的事。
注：汪先生的論文主要發(fā)表在香港《
大公報》文藝副刊、《
文物》、《
新美術》、《
故宮博物院院刊》、《
故宮文物月刊》、《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等報刊上。
——摘自《書法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