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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青年文學家》2009年第2期供稿 文/郭東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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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唐宋散文的大家，柳宗元的山水游記融合了生平遭遇、性格、思想上的特點及對山水的獨特審美感悟，向來被認為是其散文中的精品，在游記文學史上占據著獨特的地位。其山水游記，雖多為苦悶沉痛中心靈的小憩，不免有清幽之感，難得之處乃在尋找和發(fā)現之中，心境一點點地開闊、舒朗，走向物我合一之境。在那一瞬間，蠻夷之地本來可怖荒涼的景色煥發(fā)出光彩，詩人筆下莫不細致奇妙，充滿詩情畫意，堪稱“詩人游記”。
《永州八記》可視為一個整體，呈現出作者在貶謫時期對自己的心境、對人生的調解過程。它們在選材上都傾向于描寫人跡罕至的小山小水，雖然名不見經傳，卻自然可愛，單純靈動，題材可以概括為“溪流山澗，泉瀉清池”，[1]（P91）風格上則融合了古文與駢文的優(yōu)點，句式疏宕中，文采斐然。這便是中唐時期韓柳所掀起的文體文風革新運動的結果，兩位古文運動的先驅在反對六朝浮靡輕艷的文風，提倡秦漢古文質樸剛健文法的同時，也充分汲取了六朝文的巧麗，在音韻、修辭、對偶上不時精妙一筆。情感上則由于作者個人性格經歷等原因，呈現出清幽之色。當然選材、風格、情感這三方面又是相互聯(lián)系、相互烘托的，正是由于感情的低調，才選擇小山小水作為描寫對象，抒發(fā)心中所感。而清幽之景又需要疏宕自然且巧妙靈動的句式文法來表達，由此便更能體會到作者峻切、無奈又偶有所得的心境。它們很好地反映了柳宗元貶謫心態(tài)的曲折發(fā)展過程，從開始的平衡得失，轉向自然與現實，到后來的宣泄與尋找，雖不離牢騷，卻終究有所開拓和建構。
究其山水游記藝術特色的形成，和柳宗元的經歷、性格、思想都有著重要關系，反映了他貶謫心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對研究中國貶謫文學的意義不容小覷。
柳宗元生于官宦世家，少年中舉，官拜禮部員外郎，正是前景一片大好之時，卻因策劃了一次動搖到宦官及節(jié)度使利益的改革而葬送了仕途，與參與永貞革新的王叔文、王伾、劉禹錫等十人或被戕殺或被流放，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柳宗元發(fā)動革新的初衷是希望廢除宦官專權和藩鎮(zhèn)割據，重現國家的統(tǒng)一富強。然而這次革新失敗后國家又重新陷入了分裂、貧弱的境地，而發(fā)動革新的八位大臣也被貶往蠻夷之地，從此被憲宗視為不得翻身的罪人。其中“罪狀最甚”的柳宗元，更是在倉皇奔赴謫地邵州途中，“物議罪之，故再加貶竄”（《舊唐書·憲宗本紀》），[2]（P124）到了更遠的永州。
元和十年，柳宗元與劉禹錫等八人被再召入京，他以為獲得了新生，卻不料“官雖進而地更遠”（司馬光《資治通鑒》），憲宗并沒有真正原諒他們，只不過想通過一場政治作秀，讓天下人看看自己的“寬容”。一次次的貶謫經歷，讓他不再對朝廷抱有幻想了，而是選擇踏踏實實地為一方官造一方福：“以傭除木，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保ā读菸奈镏尽罚┧麑Ξ數厝说慕袒?，對當地制度的改善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實惠，時至今日，當地仍流傳著他的故事，樹立著柳侯祠。
柳宗元人生坎坷多難，性格又較為內向敏感，因而心中充滿了憂憤，形諸文字，難免不顯現出清冷之氣，偶發(fā)感慨，便宣泄內心的憤懣。他自己也說：“仕于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送薛判官量移序》）[3]（P392）而身體上的不適——染上痞病、腳氣、腫足等，更讓他飽受折磨。
山水游記是他“悶即出游”，向自然尋求精神解脫的途徑，他在發(fā)現和感受美景的一刻，物我合一，得到片刻的輕松愜意。但一旦下山，回到現實，“己復不樂”，應該說心情是喜憂參半，樂中有憂的。想到山水的自然與奇妙，他感到興奮和開朗，而意識到自己是個被朝廷拋棄的罪臣，身處蠻荒之地，百病纏身，不免憂郁滿腔。過去有交情的僚友不是落井下石就是漸漸疏遠，世態(tài)炎涼更令他難以寬解。
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下，心情激憤，滿腹牢騷是在所難免的，但像柳宗元這樣的智者當然不會停留于此。在山水游記中，他與自然契合，開闊了心胸；在哲學歷史學的研究中，他找尋真理和規(guī)律，穩(wěn)定心緒。尚永亮認為他的歷史學哲學著作“見解獨到，筆鋒犀利，代表著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柳宗元詩文選評》）。艱難的生活并沒有使柳宗元沉淪，雖然有時對朝市仍然難以忘懷，但他節(jié)制著內心的憤懣，令它細細地、緩緩地流淌在字里行間?！皯嶃c宣泄，既使他有了自省的可能，又為他在棄逐逆境中的自我超越作了鋪墊” ，[4]（P757）適當的發(fā)泄讓他不至于抑郁，特別是后期，在心理逐漸成熟以后，他清醒了，明白了身為地方官，若教導好子民，建設好轄地，也一樣可以視為實踐了“修齊治平”的孔孟之道。終于，柳宗元在逐漸堅強和理智中實現了內心的自省和超越，實現了對自我的重新建構。
南方開發(fā)得很晚，自古以來常作為貶謫流放之地，十分荒涼野蠻。柳宗元用善于發(fā)現的眼睛，在自然山水中找到了樂趣與慰藉，為自己建構了一個精神家園。“在柳宗元被貶于荒州，無人援引的生命形態(tài)與自然山水未得開發(fā)的原始存在之間有了某種異質同構的關系，同是天涯淪落，他的命運成了山水遭遇的人格化，而山水的遭遇則成了他命運的投影和印證”。[5]（P102）
柳宗元的思想是極其復雜的。生于官宦之家的他，自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有著建功立業(yè)的抱負。在中唐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下，佛教有取代儒教的趨勢，柳宗元選擇了“統(tǒng)合佛釋”的方式，即“對佛教思想進行取舍改造，使之與儒家思能夠兼容和互補，進而結合成一個統(tǒng)一整體”。[6]（P36）因為在他看來，佛教和儒教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處。在柳州（今廣西柳州）期間，他發(fā)現對信奉佛教的當地人民來說，推行改良過的儒教更能讓人們接受，從而利于改革。他沒有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舊儒學影響，而是積極投入到改革和建設中去。
然而柳宗元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這與他信奉佛教似乎有悖，但仔細思考卻合情合理。因為他反對的是佛教中的有神論，這是由于他的個人遭遇和融入自然后引發(fā)的感嘆。高建立《柳宗元的“統(tǒng)合儒釋”思想及其對程朱理學的開啟作用》一文中進一步提出，柳宗元“統(tǒng)合儒釋”的思想對宋代程朱理學有著重大影響，正是因為如此改造，才使儒學適應了社會的發(fā)展，得以復興。
坎坷的經歷使他的文字中有清幽峻切之感，“徜徉于自然山水之間，在形若閑靜淡遠之中，卻往往露出他抑郁憂憤的內在神質”；[7]（P108）而復雜的思想又使他的文字充滿思辨性，這些對他的文風起著決定性的影響。
貶謫心態(tài)的演變，實際上也可以看作他個人成長的過程。初貶于永州之時，他正是充滿抱負的青年才俊，在革新浪潮中充當英勇的弄潮兒，但對仕途的理解不足以及性格的正直天真必然使他落馬失勢，經歷了十年在永州的磨礪，他在山水的懷抱中得到了撫慰。那些幽靜自然的美令他欣喜，卻也令他憐惜——如此美景卻被世人冷落，由此聯(lián)想到自己的命運，便耐不住感嘆起來，可見山水之美讓他暫時輕松，卻無法令他真正釋懷。所以當長安的召喚傳到謫地時，他空歡喜了一場——柳州，更加偏遠和貧窮。去了那里，便意味著今生回歸的希望徹底破滅了。此時，他雖剛邁入中年，卻身染百疾，甚至到了“行則膝顫、坐則髀痺”（《與李翰林建書》）的地步，所以他知道，柳州將是他的終點。這種狀態(tài)下，心情反而放開了，不再做夢而是立足現實。在他對自己的人生目標進行調整后，牢騷明顯少了，多了理性的分析和實實在在的為民造福，逐漸完成了自我的超越。
中國文人的心態(tài)可總結為“莊騷”，它的兩個源頭——屈原與莊子，代表著兩種極端的價值取向。偏向屈原，則胸懷難釋，抑郁憂愁；偏向莊子，則任性隨意，無欲無求。柳宗元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思想，勢必更傾向于屈原心理，又因“統(tǒng)合儒釋”，在自然山水中的收獲使心胸逐漸開闊，因而也可以說，他在超越和超脫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找到了較好的平衡點。
柳宗元終能有所成就于艱難困苦之危境，一方面是因為他找到了正確的宣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實現了自我的超越。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信仰破碎的時候不致倒下。他在山水游記中為自己的心靈挖掘了排泄的出口，又在歷史與哲學研究中，為心靈建起牢固的殿宇。這便是他的明智之處。雖然柳宗元的文學與為人也都沒能完全達到現實與理想的平衡，卻給后世的貶謫文人以啟示，特別是對宋代文人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貶謫文學史上，最典型最完美的發(fā)展模式是由蘇軾完成的，宋代以后，文人每遭貶謫，便以蘇軾自我勉勵。從貶謫之初的患得患失到道家的“自養(yǎng)”再到儒家的“樂育人”，擺脫了狹隘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上升到積極的浪漫主義。東坡先生的高尚情操、樂觀心態(tài)、學術精神等無不激勵著后來人，這其中自然不能忽略柳宗元的作用，因為正是經過柳宗元這一重要的轉折點和發(fā)展過程，才給落難文人在宣泄憤懣的同時打開了嶄新的可以施展自我的天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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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柳宗元.柳河東集 (卷第三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4]王承丹.棄逐逆境中的憤悱與宣泄——柳宗元貶謫心態(tài)探析[J].武漢大學學報.200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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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建立.柳宗元的“統(tǒng)合儒釋”思想及其對程朱理學的開啟作用[J].石家莊法商職業(yè)學院教學與研究.2006,2(4).
[7]朱鐵梅.淺論柳宗元山水詩的個性特征[J].華北電力大學學報.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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