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從詩經(jīng)以降走過了漫長的生命，漫長的演變過程就像是長江大河的流淌走出了許多支流，但是大體形式依舊是向東而行，匯入中國古典文學的海洋，但是一條猛的一塌糊涂的支流，旁逸斜出，偏偏與大勢相悖。而正是這條支流為神來、氣來、情來的盛唐詩歌續(xù)接了脈搏，也正是這條支流流為宋代留下宋初三體之一的西昆體為宋詩的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條支流名為李商隱。
一、桀驁不馴意難平
在文、武、宣三朝的晚唐前期詩壇上，李白、杜甫毫無疑問是最為耀眼的明星，作為時代的歌手兩者一位從自我出發(fā)樹立了古代封建文人的凜然風骨，以不受約束的純真而又富有個性的文人風骨卓然高立。一位走到人民群眾之中品嘗社會動亂，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生活環(huán)境之后依然高歌"安得廣廈阿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仁民愛物，憂國憂民的詩人形象在詩歌的發(fā)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詩至中唐盛極難繼，詩圣衣缽一分二，元、白得其重寫實尚通俗的特質(zhì)：韓、孟承其倔強拗怒的風格。雖有開拓大體上算是盛唐余風的繼續(xù)。在《獻侍郎巨鹿公啟》中針對這一現(xiàn)象說到："我朝以來，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才。枕石漱流，則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先于驕奢艷佚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為甚。" 謝思煒先生指出"怨刺居多、綺靡為甚"對應元、白的寫實諷喻詩和閑適詩，而"枕石漱流、枯槁寂寞"則是韓孟詩派的創(chuàng)作風格，確切來說更為貼近孟郊的藝術風格。作為詩壇的后起之秀李商隱對于成名已久的白居易、元稹、韓愈、柳宗元等并沒有傾心拜服，對他們的藝術成就進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這為李商隱之后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自成一家始逼真
縱使天才如李商隱，在詩歌的學習之路也不是一番風順的，諸多的嘗試與試探在李商隱的作品中留下了蛛絲馬跡。李商隱十歲的時候父親去世無疑給李商隱的童年以一個沉重的打擊，"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身為長子的李商隱過早品嘗了生活的艱辛，以年弱的肩膀扛起了李家的大梁，通過抄書、舂米（打零工）等方式慢慢的為李家恢復著元氣，李商隱詩歌中的凄艷的風格在他的童年生活的變動中就已逐漸孕育。天無絕人之路，少年才子終有嶄露頭角的一天，李義山受業(yè)于一位精通五經(jīng)，不同流俗的堂叔。李商隱的才華讓這個家庭看到了讀書、應試、登科、為宦的康莊大道。青年的李商隱在功課之余與李賀相遇了，兩個同樣傷感的靈魂之間的共鳴，《效長吉》中"長長漢殿眉，窄窄楚宮衣。鏡好鸞空舞，簾疏燕誤飛。君王不可問，昨夜約黃歸。"《效長吉》可以看作李商隱對于李賀詩歌的初步學習，從詩歌內(nèi)容上來說與李商隱后期的凄艷渾融有很大別，應為李商隱的試筆之作。但是李商隱畢竟是一位叛逆者，李商隱從李賀入手直追六朝宮體詩，摒棄了李賀的銳利、脆硬、獰惡的物象，吸取了六朝唯美的成分在李商隱的詩歌中表現(xiàn)出來就是用詞華美，大量的珠、玉、鴛鴦、蝴蝶等意的使用，不乏富貴之氣又偏向于女性的審美。但是與六朝宮體詩不同的是李商隱對于女性更為尊重，借鑒而不模仿便是李商隱的高絕之處。而從李商隱的生活經(jīng)歷來說李商隱的一生中有許多愛情故事雖不是從一而終卻又不流于輕薄和玩弄也是這種風格的關鍵。隨著李商隱步入官場，官場經(jīng)歷是他形成霧里看花、水中撈月的朦朧詩境的關鍵所在。接識令狐楚、令狐綯父子之后李商隱初步進入官場，之后在令狐綯的幫助下得中進士，又被涇原節(jié)度使王茂元招入幕中，并且許以小女兒。在黨爭激烈的當時令狐父子為牛黨要員，而王茂元則是李黨武人，李商隱這種朝秦暮楚的行為在當時看來是為"背恩"，為令狐綯所忌，統(tǒng)治者的不滿為之后李商隱一直沉郁下僚埋下了種子，發(fā)出了"皇都陸海應無數(shù)，忍剪凌云一寸心？"的吶喊，于此不無關系。之后李商隱的人生更為坎坷四處輾轉(zhuǎn)妻子病故，子女留寓長安導致李商隱的那份感傷內(nèi)向的性格進一步加重，李商隱唯美的審美傾向賦予了李商隱細膩的審美觸覺，"留得枯荷聽雨聲"為曹雪芹所激賞。這些種種的因素聚合到一起形成了李商隱獨特的藝術風格。而李商隱也因為其獨特的風格成為了詩歌史上一作不朽的豐碑。
三、始共春風容易別
王安石說："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唯義山一人而已。"李商隱優(yōu)秀詩歌所達到的渾融境界，在藝術上可以和杜甫詩歌的渾成境界遙相呼應。李商隱的渾融，是他和杜甫相通的"秾麗之中時帶沉郁"李商隱通過調(diào)用自己專用的意向群使詩歌結構完整一體，又以李賀凄厲的感情為主調(diào)輔助以老杜的潛氣內(nèi)轉(zhuǎn)。但是李商隱和李賀的區(qū)別是李商隱一點都不頹唐，秾麗之中的沉郁，這一口沉郁之氣與歐陽修《玉樓春》的"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的豪放中有沉著之志異曲同工之處。"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就一般詩人來說何當共剪西窗燭之后，很可能會是《上邪》之中的深情奇想，大膽潑辣，而義山卻筆鋒一鉤回到了今夜的無限情愁，留白無數(shù)引人入勝。而這一特色在,《錦瑟》之中更為淋漓盡致，大量典故的運用：莊生夢蝶，杜鵑啼血、滄海珠淚、良田生煙等典故像是狹窄空間內(nèi)布置了多面鏡子，將詩人原本就不易明白的情思或折射或反射更加的撲朔迷離，其詩意雖然難解但是卻廣為流傳。理解是傳播最大的敵人，而以難解出名的義山無題詩卻廣為流傳，大概每一位讀者在解詩的時候帶上了自己情緒，在諸多意向的折射之中李商隱的影子被逐漸淡化，成為了讀者自身的情緒宣泄這大概也是李商隱詩歌富于生命力的關鍵吧？
李商隱作為詩歌的叛逆者，不僅在當時的時代有著顯著的影響對于后世我們的文學解讀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戰(zhàn)。從中西方文論的角度來說，我國傳統(tǒng)的風骨、意境、意象來說不能夠突出李商隱的獨特性。而套用西方文論的方法雖然打破了一定的思維局限，但如同東方的水墨畫和西方的素描來說兩者就不是同一理論下的產(chǎn)物，不能用統(tǒng)一的方法去評判，因此又顯得生拉硬套。但是從點評校注的角度來說我們當代語體文的語言環(huán)境又成為了一大阻礙，如何解讀李商隱？如何分析無題詩?我們還需要一套新的理論方法來"解碼"李商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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