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藍之獄，也稱胡藍黨案，是胡黨之獄和藍黨之獄的合稱，“胡”指胡惟庸，“藍”指藍玉。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tǒng)的君主制國家以來，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長官，負責協(xié)助皇帝處理國家大政，位高權(quán)重。宰相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對皇帝的權(quán)力構(gòu)成威脅——歷史上宰相篡奪皇權(quán)的并不罕見。朱元璋歷盡艱險登上大位，他決不能容忍別人與他分享權(quán)力，他對身邊的任何權(quán)臣都會嚴加防范。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他身邊的任何權(quán)臣都面臨著危險
胡黨之獄又稱為“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從西華門擺駕出皇宮，要到皇宮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誰？是中書省左丞相，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長官，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正行走間，路上忽然有一個人迎著皇帝的車駕直沖了過來，攔住御駕車馬，由于緊張，一下子說不出話來。朱元璋見他沖撞車駕，又不說話，極為憤怒。身邊的衛(wèi)士見這個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駕，立即沖上去打。這個攔駕的人叫云奇，是西華門內(nèi)使，一個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給打斷了，還拼命指著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覺到，一定發(fā)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攔駕陳訴。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攔駕，那么此事就可能與胡惟庸有關(guān)。西華門離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華門城樓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見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壯士，皆裹甲執(zhí)兵，埋伏于屏壁間。難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臨幸時造反謀逆嗎？因為西華門與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內(nèi)使云奇發(fā)現(xiàn)了這一逆謀后，便緊急趕來向朱元璋報告。這就是所謂的“云奇告變”，這件事被詳細地記載在了一些史書中。
朱元璋為什么要到胡惟庸家里去呢？原來，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報告說，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這在當時被認為是祥瑞之事。因為朱元璋國家治理得好，上天要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這叫天人感應。胡惟庸說家有醴泉，要請朱元璋到自己家里來觀看祥瑞，朱元璋就興沖沖地來了。想不到，這竟然是一場陰謀。
朱元璋馬上調(diào)發(fā)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見云奇。沒想到此時云奇已經(jīng)氣絕，不能做進一步的證明。朱元璋下令追授云奇為內(nèi)官監(jiān)左少監(jiān)。
胡惟庸位高權(quán)重，為什么還要謀逆呢？據(jù)說，胡惟庸權(quán)力大了，逐漸驕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敗露，他擔心受到懲戒，經(jīng)常惶恐不安。這時，他遠在定遠的老家井里忽然長出了石筍，井水無緣無故涌起數(shù)尺，他家三代的墳墓上紅光沖天。他以為這是天降的吉兆，預兆他將大貴。于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的兒子在大街上跑馬踩死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將其治罪。胡惟庸感到，與其待罪接受處罰，不如先動手，以求一逞。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圖謀造反。
后來，胡惟庸被處以極刑。朱元璋處死了胡惟庸，按說還可以選擇一個人做丞相，但朱元璋決定從此不再設(shè)立丞相?？梢?，在朱元璋看來，不是丞相的人選有問題，而是設(shè)立丞相這一制度有問題。長時期以來，胡惟庸案似乎鐵證如山，沒有人對其表示懷疑。
但仔細讀歷史，《明史·胡惟庸傳》里清楚記載著：“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本褪钦f，胡惟庸被處死的時候，他謀反的罪行還不清楚。胡惟庸的罪狀像故事傳說一樣，逐步添枝加葉，越到后來越顯得完整。他的罪狀包括：謀刺徐達；毒死劉基；與李善長勾結(jié)往來謀逆；通倭（其實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即1386年時才發(fā)現(xiàn)的），甚至派遣明州衛(wèi)指揮林賢下海勾結(jié)日本，欲借兵為助；通蒙古（稱臣于元嗣君這一罪名，則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時才發(fā)現(xiàn)的），派遣元故臣封績致書元嗣君稱臣，并約為外應，等等。經(jīng)過史家考證，胡惟庸的上述罪狀多屬捕風捉影之詞。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是胡惟庸被處死很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說，當胡惟庸案發(fā)的時候，他并沒有正式的罪名。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對胡惟庸罪狀的真實性提出了疑問：比如，《明太祖實錄》詳細記載了胡惟庸案處理的情況，但沒有關(guān)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請朱元璋觀看的事；云奇揭發(fā)胡惟庸，功勞很大，但《明太祖實錄》中卻沒有記載。談遷認為，這一連串的故事可能是虛構(gòu)的，離奇的“云奇告變”，也是無稽之談。
晚明學者錢謙益說：“云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笔芳遗藱f章更認為云奇之事為“鑿空說鬼，有識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謀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讓人在城墻上輕易看見嗎？幾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現(xiàn)代，明史學家吳晗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黨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從頭到尾縷析了一遍，最后證明，胡惟庸案是一個冤案。
那么，既然胡惟庸沒有正當罪名，又為什么會被殺死呢？
《明史》上說，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寵愛，自己獨攬丞相大權(quán)，有的時候，發(fā)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報告，還隨便提拔人和處罰人，當時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門下，送給他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shù)。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專權(quán)，因為他專權(quán)，即使他沒有罪，也要把他殺掉。丞相的權(quán)力太大，殺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個丞相，仍然不免要與皇帝分享權(quán)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勞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會再有丞相與皇帝分權(quán)了。
可見，胡惟庸之罪在于擅權(quán)僭侈，而這正是最不能為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遠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從元帥府的奏差、寧國縣的主簿、知縣，逐漸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對胡惟庸的專權(quán)早就懷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發(fā)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動。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書省的權(quán)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書，不許“關(guān)白”中書省。“關(guān)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凡是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時送給中書省丞相一份。作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權(quán)獨攬，掌控生殺予奪，決定一切，怎么能允許這個權(quán)力被丞相分割呢？至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廢除丞相制度，不過是洪武十一年不許“關(guān)白”中書省的措施的延續(xù)。在丞相被撤消以后，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六部與皇帝之間，沒有了丞相這一中間管理層，朱元璋實現(xiàn)了大權(quán)獨攬。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傳給子孫，他不僅不愿意自己的權(quán)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允許子孫的權(quán)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消丞相制度這件事寫到《祖訓》里頭，規(guī)定說子孫后世永遠不許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議立丞相，必須嚴懲。
所以，我們說，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個冤案，又不是冤案。
說它是冤案，是因為在將胡惟庸處死時，他還沒有罪名，后來所指的罪行都沒有實證，所以說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說他謀反，說他勾結(jié)蒙古人，說他勾結(jié)倭寇，罪名越加越多。這些罪證一件件揭發(fā)出來時，已經(jīng)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說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為他死于專權(quán)，他影響到了皇帝的集權(quán)，就該死，所以說皇帝沒有冤枉他。
在胡惟庸案中被牽連的李善長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負責山林綠化的官員）王國用就上書為他鳴冤，意思是說李善長的地位已經(jīng)很高了，即使幫助胡惟庸篡位成功，地位也不會更高，李善長不會為此冒這么大的風險。李善長這樣有大功的人得到如此下場，將會令天下人寒心。
據(jù)說，王國用的這封信是學士解縉代為起草的，雖然批評尖銳直白，但入情入理，無可辯駁。朱元璋讀了如此冒犯的話，心知理虧，竟然不予追究，足見李善長死得有多冤枉。
胡惟庸一案導致胡家三族被誅，因被指控為所謂“胡黨”而遭屠戮的人達一萬五千之眾，其中有很多公侯。前面我們說了，此案還牽連到輔佐朱元璋有大功的韓國公李善長。這是怎么回事呢？因為有人說李善長跟胡惟庸的關(guān)系不錯，李善長弟弟的兒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他們是親戚。而胡惟庸又是李善長介紹來的，所以應該懲治李善長。朱元璋說，李善長跟我這么多年，忠心耿耿，不能處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胡惟庸案發(fā)十年以后，有人又告發(fā)說李善長早就知道胡惟庸要謀反而不揭發(fā)，因此他就是“胡黨”。于是，朱元璋就把李善長抓來殺了，李善長一家七十多口都被處死。李善長從朱元璋一起兵的時候就跟隨他，在他的左右給他出謀劃策，并供給軍餉。但朱元璋在集權(quán)問題上從不手軟，終將李善長處死，這就是所謂的“胡惟庸案”。殺了李善長后，胡惟庸案宣告結(jié)束，此案的后果是廢除了丞相制度。
丞相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延續(xù)將近兩千年之久，中書省撤消以后，中國的丞相制度從此取消。明朝從此不再有丞相，什么“救時宰相”于謙、“奸相”嚴嵩、張居正，都不是原來意義上的丞相或宰相，所謂的“崇禎五十宰相”，也不是真宰相。清朝承襲明朝制度，依然沒有設(shè)宰相。大家耳熟能詳?shù)摹霸紫唷眲⒘_鍋，實際也不是宰相，只有宰相之名，而無宰相之實。真的追究起來，這些大臣是連宰相的名也沒有的——所謂宰相，不過是內(nèi)閣大學士或首席大學士。在明清習慣上把所有的大學士都叫宰相，那只是沿襲以前的說法。
朱元璋殺了胡惟庸以后，改變了中國將近兩千年的丞相制度。沒有了丞相，皇帝的權(quán)力增大了，皇帝直接統(tǒng)轄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殺大權(quán)。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諭廷臣說：“國家罷丞相，設(shè)府、部、院、寺，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后嗣君，其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shè)立者，論以極刑?！?/span>
與廢除丞相制度同時，朱元璋對掌握國家最高軍事權(quán)力的機構(gòu)也加以改組，他下令解散原來的最高軍事權(quán)力機構(gòu)大都督府，因為大都督的兵權(quán)太大了。他把大都督府劃分為中、左、右、前、后五個都督府，即五軍都督府，每個都督府都有一個掌握著一定兵權(quán)的都督。這樣，統(tǒng)領(lǐng)天下兵馬的大都督兵權(quán)就被瓜分了。每個都督的權(quán)力只有原來大都督的五分之一，不足以對皇帝構(gòu)成威脅。并且五個都督互相制約，互相監(jiān)督，聽命于皇帝，如果一個都督要造反，其他四個將會形成牽制；退一步說，即使有兩個或三個都督串聯(lián)起來要造反，也不太容易。
總之，將這些舉動聯(lián)系起來，都可以看作是朱元璋集中皇帝權(quán)力的一個完整過程，朱元璋的改革使得皇帝的位子坐得更穩(wěn)了。從此，皇帝不再允許自己的權(quán)力分散，中國君主宗法制的專制??的追求似乎沒有止境，因而對于權(quán)臣的防范也就沒有止境，越到晚年，他的這種心態(tài)也就越嚴重。他感到年老體衰，他要為未來的繼承者留下一個安全的世界，措施之一就是再次大開殺戒。
藍玉案，或稱“藍黨之獄”，爆發(fā)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藍玉也是定遠人，本是開國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當兵，臨敵勇敢，所向披靡，積功至大都督府僉事。后來，他又先后跟隨中山王徐達征討北元殘部，跟隨西平侯沐英征討西番，跟隨穎川侯傅友德征云南。由于屢立戰(zhàn)功，藍玉被封為永昌侯，而且其女被冊封為蜀王妃。藍玉最著名的軍功，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作為左副將軍隨大將軍馮勝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將納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為大將軍出塞，征討北元嗣君脫古思帖木兒，一直打到捕魚兒海（今貝加爾湖），大勝而還，藍玉因此以軍功而晉升為涼國公，他是繼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之后的明軍重要將領(lǐng)。
但是，藍玉因立有軍功和受朱元璋的寵愛，漸漸驕傲恣肆，曾經(jīng)縱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對其家奴的不法行為進行質(zhì)問，他就驅(qū)逐御史。藍玉帶兵北征回還，夜半來到喜峰關(guān)城下，要求開門，關(guān)吏限于制度沒有及時開門，他就毀關(guān)而入。后來，又有人告發(fā)他，說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殺。在軍中，他為所欲為，擅自升降將校。參加西征后，他被升為太傅，而與他同時出征的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卻被封為太子太師，他對此大為不滿，整日滿腹牢騷。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錦衣衛(wèi)指揮蔣揭發(fā)藍玉謀反。經(jīng)審訊，說是藍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伯何榮、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劃在朱元璋出宮耕種田時起事。朱元璋當然不能容忍謀反之事，于是，藍玉被族誅，凡連坐的都稱為“藍黨”，一律處死。朱元璋親手寫詔布告天下，并將藍玉謀反的事實編為《逆臣錄》。朱元璋在詔書中說：“藍賊為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睔⒘艘蝗f五千多人以后，朱元璋似乎還覺得自己已經(jīng)很寬容了。然而，僅列入《逆臣錄》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經(jīng)這一次殺戮之后，明初的功勛宿將差不多都被殺完了，各軍府衛(wèi)所被株連誅殺的軍官達幾萬人。這時候，朱元璋還說什么“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很明顯這完全是一句騙人的話，因為此時已經(jīng)無人可追問了。
如此
眾多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lǐng)，為什么會毫無反抗地束手就擒呢？顯然，他們沒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對的準備，也就是說，他們并沒有反謀。與之相反，朱元璋卻早為這次殺戮做了精心準備。
雖然朱元璋對權(quán)臣的防范由來已久，但藍玉案爆發(fā)還是有一個重要的導火線。藍玉案爆發(fā)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中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日，年僅三十九歲的太子朱標死了?；饰焕^承人的死，對朱元璋的打擊太大。他在皇宮東角門召見群臣時說：“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這時他已經(jīng)六十五歲了。
按嫡長子繼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長子接任，而朱標的長子早已夭折，這時排行老大的允才十五歲。朱元璋誅殺權(quán)臣，本來想要為子孫鏟除后患，當年，朱元璋曾對朱標明確表示，鏟除權(quán)臣如同除掉荊杖上的棘刺，是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沒想到太子朱標會死在自己的前面。
有一則記載說，當初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處于郁郁不樂的狀態(tài)，戮殺大臣的行為也更加恣意。有一次，太子朱標進諫說：“陛下您殺大臣殺得太多，恐怕會傷了君臣間的和氣?！敝煸奥犃艘院蟛徽f話，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來，將一根荊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撿起來，面對長滿刺的棘杖，太子覺得很為難。朱元璋說：“這根荊棘你拿不起來，我替你將刺磨干凈了，難道不好嗎？現(xiàn)在我所殺的人，都是將來可能威脅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們除了，是在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來給朱元璋磕頭，但心里不同意朱元璋的觀點，低頭說：“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他這是什么意思呢？他這是表明，父親您似乎不是堯舜那樣的明君，否則哪來那么多亂臣賊子？你想，朱元璋聽了這話能不生氣嗎，老皇帝氣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過去，要砸太子，太子嚇得趕忙逃走。
朱元璋把一切都設(shè)計得很美妙，但是惟一沒設(shè)計到或者說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標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把荊棘上的刺磨得再干凈，一旦后繼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該怎么辦？朱標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后，他的兒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孫朱允則更為孱弱，更令人不放心。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將難于駕馭，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沒有任何政治經(jīng)驗，將來怎么能保證坐穩(wěn)皇位？
雖然老將都已經(jīng)被殺光了，但新起的藍玉等人能征善戰(zhàn)，強悍桀驁，不能不令人擔心。因此，為了孫子朱允，為了防備不測，對藍玉這樣的強臣，反也得殺，不反也得殺。藍玉等人的引頸就戮，恰恰說明是朱元璋采取了先發(fā)制人的行動。
朱元璋不僅先發(fā)制人，說話還不算數(shù)。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黨的承諾，再次借胡惟庸案誅殺了靖寧侯葉升。葉升是藍玉的姻親，殺葉升就是揭開了藍玉案的序幕。這時，藍玉尚遠在征討西番的前線，死心塌地為朱元璋征戰(zhàn)的他對即將臨頭的大禍毫無覺察。如果他稍有異心，在姻親葉升被殺后也不會老老實實地回來。所以，明末清初的史家談遷說：“藍涼公非反也?；⒋直?，不善為容，彼猶沾沾一太師，何有他望！……富貴驕溢，動結(jié)疑網(wǎng)，積疑不解，釁成鐘室?！彼@話的意思是，藍玉不過是一個脾氣粗暴的將領(lǐng)，驕傲跋扈，不善于討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懷疑，終于招致殺身之禍。
藍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殺了宋國公馮勝，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殺了穎國公傅友德。這樣，終洪武一朝，在明初開國功臣中，身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僅有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胡藍之獄讓我們看到，一個社會最底層的赤貧農(nóng)民、一個游方僧，一旦登上皇帝的寶座，要實現(xiàn)絕對集權(quán)，并欲使之傳之久遠，表現(xiàn)出了怎樣的殘忍，而他的殘忍又讓多少人斷送性命、付出鮮血！古人評論當年漢高祖劉邦誅殺功臣時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蔽覀兛?，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為較漢高祖劉邦實在是遠遠過之矣。
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這樣評價“胡藍之獄”：漢高謀殺功臣固屬殘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韓、彭，至欒布，則因其反而誅之。盧綰、韓王信，亦以謀反有端而后征討。其余蕭、曹、繹、灌等，方且倚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嘗概加猜忌也。（朱元璋）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未有！
他又拿歷史上的其他例子做了比較——漢光武帝、唐太宗定天下時，他們自己還很年輕，正處壯年，等到他們老的時候，諸功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了。宋太祖做皇帝的時候年紀雖然不小了，但是他有個能干的弟弟，他這個弟弟就是后來的宋太宗，有這個弟弟駕馭諸臣，這些功臣因此都得以保全。至于明太祖，他起事雖早，但是到天下大定時則年已六十有余了。懿文太子朱標仁柔，等他死后，其子朱允就更孱弱，朱元璋于是不得不為身后之事而做準備了。因此，他兩興大獄，將諸功臣一網(wǎng)打盡，由此可推見其心跡。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案發(fā)之時，同誅者不過陳寧、涂節(jié)數(shù)人。而到朱元璋興胡黨之獄時，則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這時候距惟庸死已十余年。后世史家每每論及此處，就會反諷：豈有首逆已死，同謀之人十余年始敗露者？這只不過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題發(fā)揮，陰使獄詞牽連到所有的人，以實現(xiàn)他的草禽之計，趙翼的評價是很有見地的。
朱元璋加強中央集權(quán)是為了強化專制皇權(quán)，維持朱家皇朝的長治久安。但在當時，明朝剛剛建立，中央集權(quán)的加強可以說保證了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完成，有利于抵御外敵，有利于保證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但是，朱元璋的極端專制和野蠻殺戮，將民主精神扼殺凈盡，給后世留下了惡劣的先例，導致中國再次陷入長期專制統(tǒng)治的深淵，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轉(zhuǎ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