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3月中旬，應千年學府岳麓書院之邀，臺灣大學教授夏長樸先生初次來到長沙，開始為期一周的講學。夏長樸教授的本科、碩士、博士均在臺灣大學就讀，畢業(yè)后留校任教，直到退休，即便是現(xiàn)在，仍在臺大兼課。
3月14日，他登上岳麓書院講壇，以“《四庫全書總目》對宋學的觀察與批評”為題，分析了浩如煙海的《四庫全書》為何批評宋學與宋儒，認為“真正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內容會如此一面倒的‘崇漢抑宋’，根本原因在于修書期間清高宗（乾?。┍救说膶W術態(tài)度有所轉變”，并指出四庫館臣的學術立場與編纂思路，受到當時的最高統(tǒng)治者乾隆皇帝重“漢學”而輕“宋學”的影響。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諸多時代，學術之爭影響政治，或者官方意識形態(tài)干擾學術出版，類似現(xiàn)象屢見不鮮。《四庫全書》，這部歷時十余年編纂、規(guī)?？涨暗拇笄宄^號“文化工程”，是不是因為遭受毀損、篡改而大為貶值？今天的學人，應該以何種姿態(tài)去閱讀和研究它？日前，鳳凰國學就此獨家專訪了夏長樸教授，以下為文字實錄：
書院教育不僅是“傳道授業(yè)解惑” 臺灣尚有私塾講學風氣
鳳凰國學：這次您來岳麓書院大概一周時間，印象怎樣？
夏長樸：岳麓書院我是第一次來，但是確實聞名已久。岳麓書院是古代“四大書院”之一，而且到現(xiàn)在還能夠存在。所以，如果真的講起來，源遠流長，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就這個角度來講，岳麓書院在中國的教育史上，或者在中國的學術史上，它其實應該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
我看到的岳麓書院，目前來講，它做得也相當不錯。但是，還沒有做到發(fā)揚宋代書院那樣的非常良好的風氣，這個方面來講，它做得還不夠。以岳麓書院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傳統(tǒng)來講，它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做一個領頭羊，變成中國大學的、甚至是中國教育的一個很好的典范。因為它是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典范，走到書院里面來就覺得很舒服，讀書就應該像這個樣子。
書院教育不僅是所謂的“傳道、授業(yè)、解惑”而已，重點是教導你做人。過去老師跟學生都住在一起，從每天早上起來開始，一直到晚上休息，這整個過程當中，無時無刻地，老師的一舉一動都影響到學生。這跟我們現(xiàn)在學校的教育來比，中間的差別非常大。如果岳麓書院能夠發(fā)揮傳統(tǒng)書院那種長處的話，可以讓我們了解到，教育應該是個全人的教育。如果在這里受教育，幾年下來，一個人如果不成為所謂的君子，那是很罕見的事情。
過去說讀書是為了追求功名、名利，這個還是有很大差別的，讀書應該是要讓你變成很好的一個人，不管你的專長在哪方面，這是書院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環(huán)。（書院教育）它不只是代表一張文憑，而是把人性當中最美好的一面提煉出來、發(fā)揚出來，所以我覺得岳麓書院應該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
我們現(xiàn)在的學校教育只給一個知識教育，其他方面好像都欠缺。除了知識教育之外，還有競爭問題。競爭固然是學習過程不可避免的，它可以產生動力，但是過度的競爭會變成一種不良的競爭，甚至變成斗爭。這對于學習來講，反而傷害到學習最原始、最良好的目的。
鳳凰國學：臺灣那邊也有這樣傳統(tǒng)的書院嗎？
夏長樸：在臺灣現(xiàn)在已經沒有了，但是在臺灣還有一種私人講學的風氣。除了正規(guī)教育之外呢，學生還會自己到一些類似于私塾的地方去受教育，這一點我倒認為是蠻成功的。
鳳凰國學：私塾也是像以前那種形式的嗎？
夏長樸：是的，臺灣有一位很有名的人，我想你們可能也知道，叫劉毓鋆，他是滿人，滿清皇族的后代，在臺灣學界都叫他“毓老”，他現(xiàn)在已經過世了，他培養(yǎng)了不少這方面的人才，很多都在大學里做老師。所以我覺得在尊師重道、成人的方面，他是做得蠻成功的，雖然有些觀念過于傳統(tǒng)了一點，但這是免不了的。
不因遭刪改否定《四庫全書》及其總目的價值
鳳凰國學：您是研究四庫的專家，其實提到《四庫全書》，很多人都會覺這是一個很大部頭、很沉悶的東西，您為何選擇了這條研究道路呢？
夏長樸：從我做碩士生開始，就對清代學術史感興趣，當時讀了很多清代相關的著作。不過當我向我的指導教授何佑森先生提出來，說我要準備做清代這部分學術研究的時候，他建議說如果要做清代，需要從上頭開始，因為清代是中國學術的總結。所以我就做了漢代，我的碩士論文做的就是漢代。進了博士班以后，本來打算繼續(xù)做漢代，沒想到何先生建議我看看王安石的書，這一看就跳進了王安石和宋代學術研究這條路，這條路走了很久，有三十年。
等到接近退休前十年左右，因為我一直在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課，這是接著何先生的課開的，既然開了這門課，我就覺得說我應該把研究轉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也就是清代學術部分。那么，主題集中在哪個部分呢？因為清代學術基本上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清初階段，重點在經世致用上面，大家關心經世致用的問題；到了清朝中期，也就是乾嘉時期，大家關心的問題是漢宋問題，就是所謂漢宋之爭；然后到了晚清，重點轉移到了今古文的問題，大家討論今文學古文學的問題。
清初的階段和晚清的階段，做的人都很多。我研究學術史，對于學術的變化、轉變很有興趣，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從清初怎么會轉到乾嘉漢學？經過考慮之后，我覺得應該把重點轉到這個部分來。
至于所要選定的主題，因為《四庫全書總目》是清朝中期編的一部大書，又代表了官方對于學術的基本立場。而且，《四庫全書總目》做的人并不多，即使做了的人也多半是集中在文獻學方面，而我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的，所以我覺得可以做出來一些比較不同的看法。
鳳凰國學：幾乎跟《四庫全書總目》同一時期，西方也誕生了一部巨著，就是法國狄德羅編的《百科全書》，有些學者把二者作了比較，并認為前者在編纂過程中受統(tǒng)治者意志的左右，篡改甚至毀掉很多版本和內容，實際也是個深受思想專制影響的文化遺產，對此您怎么評判？
夏長樸：我想這個是很難比較的。法國的百科全書派在西方的學術史上很有影響力，有他們一定的主張，而且對后來西方學術的影響很大。但《四庫全書》的性質不是百科全書，它是部叢書，把不同方面的書集合在一起，跟百科全書的方式不太一樣。
它是將不同的書按照經、史、子、集分類，所以盡管是在官方主導下做的工作，無可諱言，《四庫全書》的編修對于整個的中國學術來講，一方面具有一種總結的性質，另一方面也有開啟新局面的作用。而《四庫全書》里面最能體現(xiàn)其影響的就是《四庫全書總目》，張之洞曾經講過，如果你要了解中國學術文化，你就要從《四庫全書總目》開始。
《四庫全書》里面，尤其是涉及到歷史和政治的內容，的確是被做了不少刪改，甚至抽除，這方面當然是不對的。我們站在學術研究的角度上，當然覺得任何史料都應該保存，讓后人有比較完整的接觸，然后按照他們的觀點去做討論，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方式。
不過在《四庫全書》的編修中，里面一些內容涉及到明朝的歷史問題，這對清朝人來講是比較敏感的，所以有些地方就加以更改。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知道，清朝是異族入關，滿人來統(tǒng)治以漢人為代表的其他民族，在這種背景下，所謂“夷夏之防”的問題是很敏感的，所以很多書里面涉及到“夷”的內容，往往會被加以刪改。就我們做學術研究的立場來講，我們覺得這個是不應該的、不妥當?shù)?。當然，那是幾百年前的事，也體現(xiàn)了當時人們的觀念認識。
對我們現(xiàn)代人而言，這種做法無論如何都是不可取、也不可行的。因為任何時代的思想，都是人類文明的瑰寶，都應該讓它流傳下去，讓后來人能比較完整地面對與認識前人留下的文化與文明。這是我個人的一個觀察。
鳳凰國學：或許就是因為《四庫全書》修纂過程中的爭議，一些學者會提出尖銳的說法，甚至“《四庫全書總目》不可讀”之類。這里面可能涉及到漢學和宋學的爭論，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夏長樸：《四庫全書》能讀的應該沒幾個，我也沒有讀完，讀不了這么多。不過《四庫全書總目》來講的話呢，基本上他里面的確有很強烈的這個重漢輕宋，或貶宋的傾向。但是就一部書的編寫來講呢，每一部都不可否認會有他自己的觀點，即使是我們現(xiàn)代人所寫的書，也無法避免有我們現(xiàn)代的時代色彩，還有個人主觀的學術見解。會讀書的人可以以一個比較客觀、超然的立場來讀，而且就這個立場來講，《四庫全書總目》其實可以說代表了清朝中期當時的學術界專家們對當時以及過去學術成績的一個評論，一方面具有引導作用，另一方面也具有批判的性質。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認為《四庫全書總目》不僅是該讀，而且應該仔細地去讀。從這里面可以看它的觀點，當然，有些做得太明顯的地方，大家很自然就了解到這個地方不妥當，有些地方，他太過了，我們就說他應該平和、緩和一點。
就我個人而言，我研究《四庫全書總目》，是它正好代表了乾嘉這一段學術的具體的表征。因為當時修《四庫全書總目》的這一些學者，所謂館臣們，都是當時學術界的頂級人物。所以說，盡管它有某些太過的地方，但就學術史的立場來觀察這部書的話，其實是具有相當重要性的一部著作。如果仔細閱讀它，我們得到的東西肯定比失去的更多。
鳳凰國學：當今學者做“四庫”研究，其現(xiàn)實意義和價值在哪里？
夏長樸：我們讀《四庫全書總目》的時候，可以認為它是當代學術史，看當時的一些學術看法，學術觀點；另一方面，實際上我們讀古人書，都有一種這樣的看法：除了了解古人外呢，我們也可以借此機會來反省、對照我們自己。我們覺得古人在某些方面，犯的某些不應該犯的錯誤，那我們就盡量避免這些可以避免的錯誤。
而且，討論問題應該采取一個比較客觀的立場，不可能沒有主觀，但應該盡量擇其客觀。而不是一句話說這部書不值得讀、這部書沒有價值。其實天下很多東西都是有價值，只看從哪個角度去切入。
【學者簡介】夏長樸，臺灣大學特聘教授，文學博士。在臺大任教期間，曾兼任《臺大文史哲學報》總編輯、《臺大中文學報》主編、臺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等職，并曾應邀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高級研究院訪問學者（講座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國經學史及儒家思想。主要著作為《兩漢儒學研究》、《王安石的經世思想》、·《李覯與王安石研究》、《儒家與儒學探究》、《北宋儒學與思想》、《王安石新學探微》與《經學通論》（合著）等，及單篇論文數(shù)十篇。近年研究重心放在《四庫全書總目》之相關研究，并已撰寫有關論文近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