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一個說法，日本人“二戰(zhàn)”后打死都不承認對鄰國進行了殖民侵略，還觍著臉說自己是拯救東亞的英雄，否則東亞諸國早就變成西方魔爪下的冤死鬼，所以閣僚們故意年年到靖國神社拜鬼作秀，刺激得中國和韓國兩國外交部每年都得出來譴責一番，非得出口惡氣才算罷休。

　　緣何如此？原來都是當年美國人給慣出來的，老美因為執(zhí)意不給天皇定罪，放虎歸山，沒有天皇這樣的總后臺認罪，這才惹得日本政府高層肆無忌憚地如此胡鬧下去，毫無悔改之心。

　　前幾天看了一部美國拍攝的新片《天皇》，講的正好是在東京審判前如何給天皇定罪的故事。片子聲稱據(jù)史實改編，主角拉斐斯將軍和麥克·阿瑟上將用的都是真名實姓，這自然會吸引觀者的好奇，大家都想看看美國人到底怎樣解讀這段世人皆知的歷史。

　　拉斐斯將軍被派下的任務看似簡單，就是搜尋天皇發(fā)動戰(zhàn)爭的罪證。他開始自信滿滿，辦公室里貼滿了與天皇聯(lián)系密切的臣子照片，宛若一張蛛網(wǎng)，然后按圖索驥，一一尋訪，結果卻令人失望，一次次鎩羽而歸。最后逼得他獨闖戰(zhàn)后仍被視為禁區(qū)的皇宮，與首相當面對質，想方設法挖出天皇發(fā)動戰(zhàn)爭的證言，結果仍是徒勞無功。這讓他感到困惑、焦慮，審判的時間一天天臨近，在毫無定罪線索的情況下，拉斐斯將軍卻意外找到了可以赦免天皇戰(zhàn)爭罪責的證據(jù)，那就是原子彈在廣島爆炸后，天皇頂住各方壓力，堅持發(fā)布投降詔書，提前結束了戰(zhàn)爭，甚至為此付出了皇宮被激進士兵沖擊洗劫，他本人險遭不測的代價。

　　當時，宣布投降的錄音已經(jīng)錄制，被藏于宮中，激進士兵為阻止錄音播出，拼死突襲，殺進了宮內(nèi)，天皇躲進地下室才幸免于難。當然，僅據(jù)此作為赦免天皇戰(zhàn)爭罪責的理由顯然還不充分，拉斐斯在走訪過程中才真正了解到，“天皇”絕對不僅僅是個簡單的位子，而是凝聚日本文化的精神象征，與日本上千年歷史的演變密不可分。日本人對天皇的“忠誠”幾近瘋狂，如果給天皇定罪，搗毀神廟，就如殺父弒母，雖然表面只是摧毀了祭拜的偶像，但必然引起民心大亂，甚至會遭到全國性的抵抗。如此下去，日本不但不會杜絕戰(zhàn)爭，相反會重新陷入災難，滿目瘡痍的日本要想重建將無可能。這種基于文化而不是單純政治的考量最終說服了占領軍最高統(tǒng)帥麥克·阿瑟將軍，天皇因此得以在東京審判中受到免責的待遇。

　　天皇被赦到底對日本戰(zhàn)后重建作用幾何？是否應為日后的軍國主義復活埋單頂罪？這些問題肯定見仁見智，很難辨別清楚。東亞國家政體變革，皇帝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到底要不要保留，一直是道難解的怪題。中國當年搞“新政”，革命黨和立憲黨吵得沒完沒了，重點也聚焦在皇帝的去留問題上。其實在晚清，這個問題是被開放討論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立憲黨人如梁啟超和楊度，想法和拉斐斯將軍有點相似，他們都認為，皇帝的位子可以虛置，甚至皇帝的肉身是誰也無關緊要，皇帝只是個符號而已，但這個符號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如果沒有這個符號，大清就會分崩離析。這話不幸被言中，辛亥革命后的多年戰(zhàn)亂實際上就與中國缺乏一個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核心有關。

　　按立憲黨的設計，在皇帝這頂大帽子底下正好可以開開小差，拿皇帝當幌子無論干出多么出乎意料的勾當都名正言順，既可以玩民主，也可以搞立憲，最后把皇帝架空就是了。這個“君主立憲”的設計現(xiàn)在看來并非沒有道理，說明立憲派比革命黨對大清歷史更了解。大清立國，滿洲皇帝不是如以往那樣只是漢人的主子，大清的特色是以異族身份總攬寰宇，疆域一統(tǒng)，包打天下，皇位起的是多民族黏合劑的作用，這與僅由漢人當皇帝的王朝顯然不同。大明的疆域窄得可憐，且軍力孱弱，所以大明立國總是強調(diào)漢人文化的特性，警告漢人必須和“野蠻人”保持距離，這完全是出于自尊心的考慮。

　　與明朝皇帝正相反，大清皇帝如乾隆爺卻是滿腦袋的頭銜掛不過來：他既是滿人的主子，也是漢人的君主，還戴著名譽蒙古大汗和藏地大喇嘛的帽子，有點像如今流行的“名譽主席”之類的稱號。這些可不光是供自己顯擺的虛銜，它是一種凝聚不同民族的向心符號，有吸引各族歸附的魔力。所以，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幾任皇帝都比漢人皇帝勞累，他們要不斷遷徙辦公地點，除了在紫禁城聽政外，每年夏天要搬到夏宮避暑山莊，一路還行圍打獵，浩浩蕩蕩走上幾周，到了避暑山莊后還要大擺筵席，宴飲不斷，招待各部前來朝貢的藩王統(tǒng)領。夏宮地點故意選在靠近北方的地區(qū)，目的就是顯示自己與蒙古等藩部的親近之意，消除的就是“漢人”與“蠻人”的對立。

　　晚清變革，立憲與革命兩黨互不相讓，立憲黨正是看到大清皇帝有股凝聚各民族的魔力，才堅持走君主立憲之路。革命黨則相反，打的是“反清復明”的舊旗號，正是當年流竄江南的叛逆會黨玩剩下的東西。特別是在未來民國應該統(tǒng)治多大地盤上，革命黨人更是捉襟見肘，完全不能自圓其說。比如革命黨元老章太炎就說，打倒大清皇帝后中國的疆域面積就是明代的疆域范圍，這就意味著許多地方似乎都該被隔離孤立出去，自生自滅，在那里生活的人也不屬于中國人民。這說法竟荒誕到，劃定民國疆域時要退縮到明代狹小的范圍內(nèi)，要是拿到現(xiàn)在，這純屬“漢奸”言論。所以革命黨和立憲黨吵起架來自然腰板不硬，處處理虧，絕不像后來史書上渲染的那般義正詞嚴，信心百倍?？梢赃@樣說，辛亥革命成功其實和革命黨的“革命”論述到底是否合理沒有太多關系，反而是其中那些過度情緒化的煽動反滿言論，起著喚醒暴力神經(jīng)的作用。

　　后來孫中山也感覺到了必須給推倒皇帝找到更多的理由，特別是一觸及疆域整合這類敏感話題，就特別需要兼容立憲派的說法，否則革命黨會被徹底孤立，甚至成為歷史罪人。比如他早期提出“五族共和”，晚年還受美國流行的“民族自覺”思潮的影響，后來又覺不妥，于是改口，就這樣搖來擺去拿不定主意。直到新中國建立，才確立了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格局。

　　在清朝，皇帝不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征符號，還是維系道德教化的樞紐。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所以也無教會與皇家爭權奪利的紛爭囂嚷。中國的“教”并非宗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滋潤養(yǎng)育，中國的“政教關系”指的是用道德教化襄助政治的運行。這點與西方教權老是和皇權較勁打架、互爭地盤非常不同。教化工作人員主要靠科舉制度的選拔，管理人才被一層層相對均勻地分配到各個地點。所以考試只是科舉的一個形式，研習八股文是個手段，不是科舉制的核心內(nèi)涵，科舉制不但在分配管理人才方面有獨到之處，而且照顧到各地區(qū)的名額均衡，有那么點代議制的味道，相對做到了地區(qū)公平，所以以往很多批判科舉制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八股文戕害人的智力上，連篇累牘地大做文章，就完全批不到點子上。清朝皇帝推崇“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關鍵就是能通過科舉制為中央和地方配置人才，在基層依賴宗族士紳播導教化?！盎饰弧本统蔀橐粋€承上啟下的樞紐。

　　晚清“新政”時，輿論界一片罵倒科舉制的呼聲，好像無論立憲還是革命，科舉都是個必須清除的障礙。結果，科舉制一廢，皇權的合法性也就存疑，以后諸事如推倒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一發(fā)不可收拾，皇帝要想賴在位子上已不可能。本文不是為皇權辯護，而是想反思它作為維系政教關系的符號作用到底有多大。換個角度說，晚清改革就如下棋，皇帝急著在形式上廢除科舉是最大的敗著?？婆e既廢，教化人才的配置系統(tǒng)隨之崩解，學堂只訓練技術人才，不訓練教化人才。宗族教育本與科舉相連，科舉原有培養(yǎng)基層士紳之功，不參加科考，士紳制度自然瓦解，這使得“政治”缺少“教化”的扶助，玩政治的人日益功利，滿腦子爭權奪利的念頭，晚清的管理系統(tǒng)就像缺胳膊少腿的傷鳥，再也無力騰飛。立憲人才的訓練同樣缺乏總體構思，全靠臨時拼湊?？婆e進階是有道德考量在里面的，一旦廢除，立憲運動缺少道德教化的支持，全憑關系門路，各顯其能，于是賄選橫行，政壇一片狼藉。怪不得有人大罵民國初年政壇齷齪之事橫行，比晚清還不如，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皇帝給自己掘好了墳墓。

　　皇權一旦倒塌，就宣告了皇朝體制正統(tǒng)性崩毀，如一串玉珠滾散一地，無法收拾。一切試圖恢復帝制的嘗試自然是逆潮流而動，不得善終。袁世凱逼清帝退位，揚揚自得，自以為最有承繼清朝大統(tǒng)的資格，其實他的漢人身份就不具有當年滿人皇帝統(tǒng)合各族群的符號性。加上軍事強人當?shù)?，政教體系瓦解，都無法使他順利塑造起自己的象征權威，他只能在一片謾罵聲中郁郁而終。袁氏稱帝在一個普通漢人士紳的眼里都是不齒的事情。山西鄉(xiāng)紳劉大鵬在日記中有一段描寫，說他夢到袁世凱稱帝，在山西崇修書院升堂，劉大鵬被迫隨著身著朝服的官員拜舞，覺得羞恥至極，欲死不能，當袁氏秉筆書寫他的名字準備封贈官職時，他猛然夢醒。劉大鵬贊成復辟，卻主張宣統(tǒng)帝復位，袁氏當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義，可見在一般漢人心目中，滿人當皇帝仍具有無可爭議的合法性，其中也暗含著對皇帝凝聚多民族符號作用的認可?？梢?，皇帝作為一個模糊的影像，在當時人的心里還是遺留著很長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