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人多，散文什么亭記、樓記、游記不少，皆抒發(fā)胸懷、人生而已。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文人社會，王水照先生認為，從儒家文化傳統(tǒng)演變看，“自宋之后，士人的人格形象就基本定型了”。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微觀考察，會發(fā)現(xiàn)北宋仁宗時期是這種“定型”的關鍵時期。北宋經(jīng)過七十余年的人文涵養(yǎng)，到仁宗慶歷之際，文人政治文化達到一個高潮，慶歷士風是這一時期人文領域的代表成果，也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文運系于國運，文風關乎士風，考察北宋散文與文人政治文化背景的關系，仁宗慶歷之際確實是個很理想的研究標本。如果說北宋以前的士風是一種以人格修養(yǎng)為本位、高揚遺世獨立之浪漫詩人情懷的話，那么北宋慶歷之際的士風，則是以“和而不同”的政治人格為本位，追求實現(xiàn)治世抱負之官僚文人的淑世情懷，并以構建和諧的文人政治文化為價值取向?？疾鞈c歷之際的士風和文風，要放到北宋儒學復興和古文運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本文擬從韓愈對北宋前期士人精神世界構建的影響入手，展開對慶歷士風與文學關系的分析，并力求以此折射出文人政治背景下的北宋散文發(fā)展脈絡。
一、韓愈與北宋士風
慶歷士風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優(yōu)秀品格的歷史積淀。中國古代悠久的文人道德和政治倫理傳統(tǒng)，成為北宋文人人格確立的最根本精神資源，這也是士風養(yǎng)成的共性因素。那么慶歷士風有沒有自己獨特的精神資源呢？結合北宋儒學復興和古文運動流程來考察，筆者認為北宋士人對韓愈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精神世界的構建。韓愈散文在北宋前期逐步得到重視，其文學作品與道統(tǒng)思想交相輝映，成為北宋新士風構建的重要資源。劉真?zhèn)愊壬J為“宋人對韓學接受與傳播的過程，也就是宋學興起、演變和發(fā)展的過程”，楊國安先生也認為“宋代儒學是通過對韓愈儒學的批判完成自身的構建”，這些論述給筆者以很大的啟發(fā)，看來韓愈與宋代文化的密切關系已經(jīng)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重視。
北宋前期士人進行儒家精神世界的重建工作，是當時政治、文化、思想的現(xiàn)實需要，也反映了他們的學術自覺和 “士”的社會角色意識。韓愈思想與文學的影響雖然自晚唐五代至宋初一直不絕如縷，但從儒學復興這一高度重視韓愈作用，最終凝聚成較為強大輿論力量的，是慶歷之際的孫復和石介。他們通過興辦教育擴大自己的陣營，在將儒學神圣化的同時，也給韓愈戴上神圣的光環(huán)。孫復從儒學傳播的角度看：“自夫子沒，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唯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痹凇缎诺捞糜洝芬晃闹校^為完整地闡述了自己的道學觀：“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氏、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石介完全認同孫復的看法，甚至把韓愈推到一個比孟子等人還要高的地位：“維箕子、周公、孔子、孟軻之功，吏部不為少矣。余不敢?guī)舨坑诙笫ト酥g，若箕子、孟軻、則余不敢后吏部?！边@樣的例子較多，《宋代韓學研究》和《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幾窮盡之，此處不擬重復。但筆者要特別指出的是，慶歷之際的韓愈影響是個動態(tài)正向過程，如果說之前柳開、穆修對韓文和韓愈思想的傳播尚屬個體行為，那么孫復、石介的傳播則已進入大眾傳播范疇，以“民間”或“個人”論之，容易引起誤解。晏殊、宋祁、歐陽修的傳播雖亦似個體行為，但他們處于政治文化中心，士風所望、文風所向，畢竟有較大的影響面。因此筆者認為《新唐書》所代表官方對韓愈思想地位和文學價值的肯定，是慶歷士人接受韓愈影響的必然結果，也與宋祁等人對韓文價值的認同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認可一旦出現(xiàn)，韓愈對北宋士風塑造業(yè)已完成，宋代韓學進入新的發(fā)展期，而士風也開始有了新的變化。
隨著韓文的傳播，韓愈成為北宋前期士風重塑的重要范型。雖然在理論表述上，或許有人喜歡把自己的精神偶像上溯至更遠古的年代，但對北宋前期士人而言，韓愈無論其身份地位，還是其所處的時代特點，都具有極強的可比性。韓愈勇于直諫、不計自身安危的諍臣本色，是他“直道不悔”政治品格最直觀的體現(xiàn)，對慶歷文人新型政治倫理的構建，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作為中唐文士的典型代表，韓愈是中國“士”從上古時期政治附屬物逐漸過渡到政治主體過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文人政治也可以看作“士”的政治，不過在筆者看來，“士”更是普遍存在于文人社會管理者心中的道德理想，而不僅僅是某一個特定的階層?！胺割佒敝G”雖然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淵源已久，但作為庶族文人出身的中層官員韓愈，其所作為還是伴隨其文名的播揚，更容易引起士人的認同。王禹偁是宋初到慶歷之際接受韓愈品格影響的過渡性人物，他實踐著直道而諫的精神，三黜而不悔。這種直諫精神，經(jīng)范仲淹的大力張揚，逐漸成為慶歷士風最富生命力的部分，慶歷士人大都有直諫之德，如韓琦、富弼、滕子京、王拱臣、張方平、蘇舜欽、余靖、包拯等慶歷士人，都以直諫而名動一時。晏殊對范仲淹不顧個人安危的直諫不滿，范仲淹就在《上資政晏侍郎書》中援韓愈為例：“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在自己遭受貶斥時，對“王章死于漢，韓愈逐諸唐”深表同情，發(fā)出“我愛古人節(jié)，皎皎明于霜”的感慨和誓言。歐陽修《上范司諫書》評價韓愈諫陽城時這樣說：“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睂n愈諍臣本色的認同，反映了北宋前期大部分士人的從政道德訴求，他們并不十分看重個人官職地位，而只把職位當作實現(xiàn)自己政治抱負的手段。
韓愈抗顏為師、獎掖后進的師道精神，也影響了慶歷士風的塑造。北宋前期之師道重振，孫復、石介的泰山書院可謂領時代風氣之先。此前學者之有師者，亦頗值得注意，如種放雖為著名隱士，但儒道雙修，對韓愈的古文十分贊賞，也是一個師道的實踐者，《宋史》本傳稱他“以講習為業(yè)，從學者眾”，其學生多在北宋前期政壇、文壇發(fā)揮重要作用。師道在中唐時已大壞，韓愈抗顏為師，力矯俗風，宋初柳開曾為之作《續(xù)師說》，以張其道。至于獎掖后進，亦與師道之大行相輔相成，從北宋前期士人大量鼓勵、教育后學的書信、詩歌等，即可看出此風在北宋的逐漸養(yǎng)成。自慶歷后漸主文壇的歐陽修，更是這方面的典范。他獎掖后進，不以求同為高，形成自己獨特的君子人格魅力，也顯然與他早期所受到韓愈的影響有關。他在《唐石洪鐘山林下集序》中寫道：“石洪為處士而名重當時者，以常為韓退之稱道也。唐世號處士者為不少矣，洪終始無他可稱于人者，而至今其名獨在人耳目，由韓文盛行于世也，而洪之所為，與韓道不同而勢不相容也。然韓常嘆籍、湜輩叛己而不絕之也，豈諸子駁雜，不能入于圣賢之域，而韓子區(qū)區(qū)誨誘，援而出于所溺歟？此孔孟之用心也?！笨芍^深得韓愈師道精神之精髓。韓愈思想的“開放”、“包容”，對構成“有容乃大”的宋學精神特質(zhì)，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筆者認為劉真?zhèn)愊壬P于“韓學優(yōu)于宋學”的說法，還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二、政治與文學的互動
慶歷士人具有極強的參政意識，他們正是在積極的政治活動中，擴大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讓自己的淑世情懷和人生價值追求，在文學作品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xiàn)。
關于慶歷之際政治與文學的關系，馬茂軍先生認為，“伴隨著政治斗爭的展開，改革派以古文和詩歌為武器，向舊官僚舊勢力發(fā)起了進攻”，慶歷諸賢的作品“一掃雕章琢句，吟風弄月的西昆余習，呈現(xiàn)出關切時政，詞章慷慨，思想深刻，議論煌煌的慶歷文學新貌”。這也正是筆者所強調(diào)的士風與文風之關系。政治與文學的互動，首先值得關注的是文學內(nèi)容的政治化傾向。慶歷之際適宜的政治環(huán)境，使士人們迸發(fā)出極大的創(chuàng)作熱情，積極參與朝政，使用不同的文學體裁表達這種參政熱情。最常用的是朝堂奏議形式，如慶歷三年（1043）為了阻止夏竦的入朝，一些志同道合的朝臣竟然連上十一道奏疏，最終使身為天子之尊的仁宗收回成命。就在這一年的三月至年底，時任諫官的歐陽修共上呈了近七十篇奏議，平均每四、五天即上一篇，表現(xiàn)出高度的政治熱情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慶歷士人不斤斤計較于一己之得失，而是把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和淑世精神緊密地結合到一起，對朝廷舉措表現(xiàn)出強烈的批判意識，不固守“不在其位，不言其政”之傳統(tǒng)政治倫理。慶歷之際涌現(xiàn)出的許多直言敢為之士，成為世人津津樂道的士人典型，從而使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能夠獲得更有效的傳播，產(chǎn)生極大的社會影響。如在“景祐黨議”時，尹洙的《乞坐范天章貶狀》，言簡意賅，鐵骨錚錚，士風為之一振。歐陽修的一篇《與高司諫書》，觀點鮮明、酣暢淋漓，突破一般士大夫書信常格，更是宋代古文革新之典范作品。葉夢得對石介創(chuàng)作《慶歷圣德詩》進行批評，“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為，而匹夫崛起，擅參予奪于其間乎”，雖然暗示了慶歷士風的歷時性及其在皇權專制下的悲劇命運，但也可反證慶歷士人對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突破。至于慶歷后期表現(xiàn)作者特定思想情感的《岳陽樓記》、《醉翁亭記》和《滄浪亭記》等一批優(yōu)秀的散文，也有巨大的示范意義，這樣一些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構成北宋古文革新成功的基石。
政治與文學的互動，還表現(xiàn)在文人價值取向的改造，以及文學作品內(nèi)容的時代性上。如前所述，隨著士人參政意識增強，慶歷士人比以往任何時候的文人都更加關注國計民安。劉摯有一句著名的表述，可以讓我們看出“文人”這一概念在慶歷之際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贝搜圆⒎且獜母旧贤呓馕娜说囊饬x，因為這在官僚、學者、和文人三位一體的宋代似不可能，所謂的“無足觀”，實指那種吟風詠月、不諳政治或以不諳政治為高的文人。這種以高蹈脫俗為風尚的傳統(tǒng)文人價值取向，在北宋初期還能找到他們的蹤跡，但到了慶歷年間，確實比較少見了。可以說至少在慶歷之際，離開了政治文化籠罩下的生存環(huán)境，文人們很難找到自己的價值支點。他們可以在歌詠中表現(xiàn)出古代文人的蕭散灑脫，但是這樣的生活不屬于慶歷這個充滿政治熱情和革新激情的時代。政治對士人生活的滲入，使他們逐漸更喜歡選擇適合表達自己主張的文體和文風，那種四平八穩(wěn)、陳詞濫調(diào)的“時文”，在這場與政治互動的詩文革新中，逐漸被完全摒棄或合理改造。一些碑版之文和亭臺樓閣記，創(chuàng)作手法也漸漸擺脫了以往的程式，更多地繼承了中唐古文運動的優(yōu)秀成果。遷謫文學是宋代文學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慶歷之際的大放光彩，也與現(xiàn)實政治斗爭有很大的聯(lián)系。文人政治的漸趨成熟和復雜，使慶歷遷謫文學表現(xiàn)出與前代不同的思想高度和藝術境界。這種受政治文化影響的文體選擇與改造，為詩文革新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條件。
另外，文學對政治的反作用力也值得我們重視。慶歷士人在現(xiàn)實政治活動中，有時也采用文學手段來實現(xiàn)政治目的。作為公文寫作的策議、奏疏，對政治產(chǎn)生影響自不必言，一些較為私人化的寫作，也有可能對政治產(chǎn)生影響。比較有名的是前文提到的《四賢一不肖》詩和《慶歷圣德詩》，范仲淹的“四論”和歐陽修的《朋黨論》等作品，它們和當時的政治形勢緊密結合。有的作品雖然沒有立即形成政治影響，但是通過文人們的傳播和解讀，作品內(nèi)蘊含的政治價值觀念也會影響人們對當時政治事件的認識，從而形成一種對歷史的遮蔽與重塑。關于此問題，請關注筆者專論《北宋“詩文干政”與士風》，此不贅述。
三、慶歷士風與詩文革新
通過對慶歷之際的政治事件和士人風節(jié)的考察，我們會發(fā)現(xiàn)慶歷士風“和而不同”與“篤于自信”精神內(nèi)核，對宋文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前者導出有容乃大的宋型文化對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文學類型的受容，豐富了文學的表現(xiàn)方式和內(nèi)容，使詩文革新朝著健康和多樣化的方向發(fā)展；后者則使宋代散文體現(xiàn)出強烈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歷史使命感。這兩方面構成慶歷文學的特質(zhì)，既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進程中的重要成果，又推動了詩文革新最終走向成功，實現(xiàn)宋代文學的全面繁榮。
“和而不同”最早是孔子提出的概念，體現(xiàn)社會合作中的一種辯證關系，其本身既是對君子人格的認同，同時也提出了良好的合作關系類型，是構建和諧社會最重要的思想基礎。慶歷之際是古代文人政治的理想呈現(xiàn)，其最大的特質(zhì)就是“和而不同”。這種“和”首先表現(xiàn)在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所遵循的原則，這與仁宗本人的政治理念和性格特征有很大的關系；其次表現(xiàn)在士人之間的“和”，這與士人自身對君子人格的追求有關。具體到文學而言，“和而不同”保證了文學創(chuàng)作隊伍的多樣化，為宋代文學發(fā)展留下足夠的創(chuàng)新空間。例如石介在慶歷之際是特立獨行的士人，對他的為人處世、作品風格，范仲淹、歐陽修、張方平都給予不同程度的批評，但是這并沒有影響到石介標舉儒學復興大旗，進行大刀闊斧的文體改革。雖然這樣的改革最終證明是行不通的，但是它至少為北宋古文運動提供了一面鏡子，在文學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視。石介曾和張方平過從甚密，并大力推揚過張方平，但是張方平在批評石介文學趣尚、提出自己的文學主張上，也并沒有顧及老友情面。歐陽修和張方平雖然都活躍于慶歷政壇，二人不僅政見不同，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別。但是歐張并沒有以此為嫌，蘇氏兄弟入京趕考，張方平曾專門修書向歐陽修推薦這兩個文學奇才，歐陽修不僅沒有絲毫芥蒂，反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熱情褒揚二蘇，讓他們“出一頭地”。
“和而不同”的士風為文學發(fā)展提供了適宜的環(huán)境。士人們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文學目標下達成和諧，而所謂“不同”，正是官僚體制下古代專制社會正常發(fā)展的必要條件，有效地延緩體制惰性的產(chǎn)生。除此以外，“和而不同”的理念還直接促成了宋代文學的多樣化發(fā)展，使人們以更寬容的心態(tài)來看待新的文學樣式。中唐韓愈的一篇《毛穎傳》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爭議，甚至成為士林批評的口實。雖然有同道者柳宗元的大力褒揚，但還是沒有改變宋以前士人對韓愈此類文章的基本評價，如劉昫認為“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而到了慶歷之際，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宋祁充分肯定了韓文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文學價值，認為“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反映了宋人的開放性思維和對文學審美特征敏銳的感受力。
慶歷之際的文學創(chuàng)作洋溢著強烈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歷史使命感，這與“篤于自信”的慶歷士風密切相關。一些常見的古文文體往往自有其傳統(tǒng)寫作模式和創(chuàng)作方法，陳陳相因，缺乏生命力和創(chuàng)新力。慶歷士人無論從體制上還是內(nèi)容上，都作了大膽的改革嘗試，體現(xiàn)了作者的主體人格。如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本為一傳統(tǒng)記體文，但是作者卻突破記體文的常規(guī)，采取賓主相形的藝術構思、駢散相間的文字表達，將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小文，寫成流傳千古的巨制。清人金圣嘆把這種寫作方法稱為“水漲船高法”，清人王符曾這樣評價：“中間對偶處仍流走，有節(jié)節(jié)相聲之妙。先生立朝，風度端凝，而為文亦如之。先生文章，湛深經(jīng)術，而為人亦如之。字句都擔斤兩。”正是看出了文章與作者主體人格的統(tǒng)一性。范仲淹《岳陽樓記》、李覯《袁州州學記》、歐陽修《豐樂亭記》、《相州晝錦堂記》，司馬光《諫院題名記》等記體文，都能突破常制，體現(xiàn)了慶歷之際士人的文體創(chuàng)新意識。特別是慶歷年間《醉翁亭記》、《岳陽樓記》等一批優(yōu)秀散文的出現(xiàn)，更是突破了傳統(tǒng)“文體本位”的文學觀，把人們閱讀重點逐漸引向?qū)ξ膶W審美特質(zhì)的關注，從而實現(xiàn)了散文革新的質(zhì)變。在這種士風的影響下，此期的史論、書序等文體的創(chuàng)作也往往能出人意表，反映出慶歷士人們的古文創(chuàng)作實績。不僅在文學領域，這種篤于自信的士風特點在學術領域也有著更直接的體現(xiàn)，北宋一朝的學術確實在慶歷之際得到培育和發(fā)展，這里面離不開政治的影響，但是更重要的是還是士人們強烈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歷史使命感使然。如翻讀石介的文集，我們會感受到此翁急于重建儒家道統(tǒng)的心態(tài)。特別是他為《慶歷圣德詩》而發(fā)布的“歌詩讚頌，乃其職業(yè)”的寫作宣言，實際上代表了慶歷之際士人對自己社會角色的重新定位的社會思潮。
除此之外，慶歷士人赤誠以公、是非明辨的風氣，也使宋文漸漸呈現(xiàn)出重邏輯思維、議論成分加強的特點，記體文和論兵之文表現(xiàn)尤為突出。大量散體化政論文的出現(xiàn)，適應了慶歷之際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慶歷詩文革新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宋文格調(diào)的形成
關于宋代散文的格調(diào)，學界成果頗豐，隨著宋代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對宋文美學特征的抉發(fā)會逐漸深入。徐復觀認為，“由歐陽修收其成效的古文，正通于山水畫中的三遠。歐本人是平遠型的。曾鞏則是平遠中略增深遠。王安石則是高遠中帶有深遠。蘇洵走的是深遠一路。而蘇軾、蘇轍則都是在平遠中加入了深遠與高遠”。用一個“遠”字概括北宋著名古文家的美學特征，可謂是慧眼獨具。
宋文的標志格調(diào)確以淡雅、清靜、曠遠為本色，體現(xiàn)了成熟文人文化對散文藝術的影響?？疾焖挝陌l(fā)展過程，宋代散文淡雅潛沉美學特征的形成，一方面緣于散文藝術家的不斷探索、實踐，另一方面也與文人的心態(tài)發(fā)展有密切聯(lián)系。北宋經(jīng)歷了從臺閣大臣的華麗鋪張到“太學體”的古奧艱澀，由剝而復，再到仁宗后期的“復主楊大年”，宋文終于找到一個最適宜自己的表達方式，從而真正形成了一代之文學。楊國安認為，“以宋代新儒學的意識形態(tài)為基本話語，以平易自然的散體文為基本形式”的宋代新體古文，“由于深刻地契合于宋代以后的社會和文化形態(tài)，從而在今后近千年的時間內(nèi)一直成為中國散文的主流形式”，可謂立論高遠，給筆者以很大的啟發(fā)。隨著文人政治文化的形成、發(fā)展和變異，文人的自我角色定位和心態(tài)發(fā)展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創(chuàng)作，慶歷士人的散文創(chuàng)作，也呈現(xiàn)出由張揚炫奇到淡雅潛沉的變化。
張方平慶歷六年知貢舉時，就提出“文章之變與政通”，注重文章內(nèi)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反對石介推崇的“太學體”，并以法律的形式強行改變文風。雖經(jīng)張方平的抨擊，“太學體”文風還是“放而不還”，并沒有在科場徹底銷聲匿跡，一直到歐陽修主考的嘉祐二年，新的文風時尚才得以確立。筆者認為，嘉祐年間宋文文風的成熟與確立，固然與歐陽修利用國家機器大力校正、天才古文家的創(chuàng)作實踐有關，同時與士風丕變也有很大的關系?！疤珜W體”實際上也是慶歷士士風在文學上的極端表現(xiàn)，其張揚炫奇文風之形成與當時士風互為表里，而以往的研究恰恰忽視了太學體文風的這一深層意蘊。當時有個叫何群的太學生，“嗜古學，喜激揚論議”，石介使弟子推何為學長，“群愈自克厲，著書數(shù)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群為‘白衣御史’”。這種“未嘗下意曲從”性格下創(chuàng)作的文章，其文風可想而知。至于“太學體”的首倡者石介，歐陽修曾說：“其遇事發(fā)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比缢抵疄氖撬未?jīng)常面臨的問題，作為地方官員往往按部就班地進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荒政工作，但石介居然憤切“罵龍”：“向龍慢罵數(shù)龍罪，龍不能答滿面恥。偷向上帝讒騶虞，騶虞得罪龍竊喜。欲知龍與騶虞分，仁與不仁而已矣。” “罵”尚不解氣，甚至要“鞭”：“鞭石不見血，頑石云不蒸。鞭龍不至痛，六合雷不勝”、“天捉乖龍鞭見血，雷驅(qū)和氣泄為霖”。其文風之張揚可見一斑。慶歷之際其他士人的早期文章，也不乏這種張揚之氣，如尹洙的《乞坐范天章貶狀》本是一篇寫給朝廷的公文，是非明白、邏輯清楚，字句之間洋溢著一股天地正氣。這是一種義無反顧地抗爭、凜凜不可犯的士人風節(jié)，全文二百三十余字，錚錚鐵骨、擲地有聲。
張揚炫奇的文風畢竟不是宋文最成熟、突出的特點，慶歷之際文人士大夫們創(chuàng)造的理想政治圖景也不過是曇花一現(xiàn)，文人社會的和諧轉(zhuǎn)成過眼云煙。慶歷以降至北宋后期，近世文人政治的痼疾開始形成并產(chǎn)生極壞的影響，慶歷士人就站在這樣一個轉(zhuǎn)折點上。慶歷之際宋代文風發(fā)生的轉(zhuǎn)變，更多的是慶歷士人在現(xiàn)實政治沖擊和影響下心態(tài)發(fā)展的結果。宋代實行佑文政策，文人的地位不斷提高，最終形成比較穩(wěn)定的文人士大夫階層。北宋文人的心態(tài)處在發(fā)展過程中，歐陽修《上范司諫書》、《與高司諫書》，蘇舜欽《上京兆杜公書》、《詣匭書》、《上范希文書》等作品的出現(xiàn)，慶歷士人意氣風發(fā)的姿態(tài)在文章中開始表露無遺。其文風張揚恣肆、直抒胸臆，即使是出于貶謫時期的作品，也少有傳統(tǒng)文人那種自怨自艾的情態(tài)，而是體現(xiàn)了一種全新的文人價值取向。但是慶歷年間的黨議，幾個重大政治事件，如“爭水洛城事”、“滕子京事件”，雖然使慶歷士風和文人政治發(fā)揮到極致，但同時也埋下士風內(nèi)部變異的種子。政治是非和人格評判的結緣，文人對自我完美人格的訴求，文人政治理想和現(xiàn)實斗爭的沖突，以及慶歷文人自身的年齡閱歷的增長，都給文學創(chuàng)作帶來深刻的變化。特別具有象征意義的是發(fā)生在慶歷四年（1044）的“進奏院獄”，更是標志著士人階層內(nèi)部代表傳統(tǒng)政治倫理的勢力，對士人張揚之風的一次強力矯正。與之相對應的是，文學風尚也開始悄無聲息地向另外一個方向發(fā)展，沉潛、雅致、淡遠逐漸成為新的美學追求，這種新的文風，浸潤著慶歷之后宋人特有的冷靜與凝思，它不是通過浪漫的激情迸發(fā)來言說自己的思想，而是在紆徐委備的敘述中，表達一種細膩而精巧的情感，即使是一篇以滲透著人生感悟的文藝小品，也往往不同于中唐古文家的所常有的酣暢淋漓，而是在娓娓道來中體現(xiàn)出宋人特有的理性和憂郁。歐陽修晚期才最終確立的“六一風神”，正是這種文風的杰出代表。
五、結語
以上筆者以慶歷之際為中心，對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散文審美流變，作了一個粗略的描述。文人政治與文學、士風與文風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lián)當無疑義，但影響一時代之文風者，絕非士風一端，就宋代而言，慶歷前之文風就明顯受“選學”和“春秋學”影響，而呈現(xiàn)出不同風貌，前者為“時文”之常態(tài)，后者為復古之變體。歐陽修自己曾信筆寫下當時文壇的發(fā)展脈絡：“往時做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持久而后獲，實恐此后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后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所謂三十年者，是從天圣末到嘉祐初這段時間，他所談的正是由“選學”文風到嘉祐文風的轉(zhuǎn)變，期間還經(jīng)過了短時期的太學之風獨擅科場。這樣的轉(zhuǎn)變有什么士風背景？實際上也是一個值得深入的問題。研究北宋士風與文風演變，人文涵養(yǎng)與文學發(fā)展之間的關系，宋代和諧文人社會的構建與裂變等，顯然還有許多未發(fā)之覆；僅以文風之確立而論，除關乎當世之文學發(fā)展和士人心態(tài)之外，尚有一個歷史選擇與確認過程，亦當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然非此文之力所能逮，尚待時賢給予更多的關注。
附：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辟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
一日過郡學 ，東顧草樹郁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并水得微徑于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shù)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右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 焉。前竹后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干，光影會合于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
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噫!人固動物耳。情橫于內(nèi)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后遣。寓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仕宦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于沖曠，不與眾驅(qū)，因之復能乎內(nèi)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為勝焉!
譯文
我因獲罪而被貶為庶人，沒有可以去的地方，乘船在吳地旅行。起初租房子住。時值盛夏非常炎熱，土房子都很狹小，不能呼氣，想到高爽空曠僻靜的地方，來舒展心胸，沒有能找到。
一天拜訪學宮，向東看到草樹郁郁蔥蔥，高高的碼頭寬闊的水面，不像在城里。循著水邊雜花修竹掩映的小徑，向東走數(shù)百步，有一塊荒地，方圓約六十尋，三面都臨水。小橋的南面更加開闊，旁邊沒有民房，四周林木環(huán)繞遮蔽，詢問年老的人，說:"是吳越國王的貴戚孫承佑的廢園。"從高高低低的地勢上還約略可以看出當年的遺跡。我喜愛這地方，來回地走，最后用錢四萬購得，在北面構筑亭子，叫"滄浪"。北面是竹南面是水，水的北面又是竹林，沒有窮盡，澄澈的小河翠綠的竹子，陽光、陰影在門窗之間交錯相接，尤其是在有風有月的時候更宜人美麗。
我常常乘著小船，穿著輕便的衣服到亭上游玩，到了亭上就率性玩樂忘記回去，或把酒賦詩，或仰天長嘯，即使是隱士也不來這里，只與魚、鳥同樂。形體已然安適，神思中就沒有了煩惱;所聽所聞都是至純的，如此人生的道理就明了了?；剡^頭來反思以前的名利場，每天與細小的利害得失相計較，同這樣的情趣相比較，不是太庸俗了嗎!
唉!人本來會受外物影響而感動。情感充塞在內(nèi)心而性情壓抑，一定要借外物來排遣，停留時間久了就沉溺，認為當然;不超越這而換一種心境，那么悲愁就化解不開。只有仕宦之途、名利之場最容易使人陷入其中，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有才有德之士因政治上的失意憂悶致死，都是因為沒有悟出主宰自己、超越自我的方法。我雖已經(jīng)被貶卻獲得這樣的勝境，安于沖淡曠遠，不與眾人一道鉆營，因此又能夠使我的內(nèi)心和形體找到根本，心有所得，笑憫萬古。尚且沒有忘記內(nèi)心的主宰，自認為已經(jīng)超脫了。
《醉翁亭記》 [北宋]歐陽修
環(huán)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泄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zhuǎn)，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云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fā)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于負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后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喧嘩者，眾賓歡也。蒼然白發(fā)，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賞析]
宋仁宗慶歷五年(一○四五)，參加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讒離職，歐陽修上疏替他們分辯，被貶到滁州做了兩年知州。到任以后，他內(nèi)心抑郁，但還能發(fā)揮“寬簡而不擾”的作風，取得了某些政績。《醉翁亭記》就寫在這個時期。文章描寫了滁州一帶自然景物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寧靜的生活，特別是作者在山林中游賞宴飲的樂趣。全文貫穿一個“樂”字，其中則包含著比較復雜曲折的內(nèi)容。一則暗示出一個封建地方長官能“與民同樂”的情懷，一則在寄情山水背后隱藏著難言的苦衷。正當四十歲的盛年卻自號“醉翁”，而且經(jīng)常出游，加上他那“飲少輒醉”、“頹然乎其間”的種種表現(xiàn)，都表明歐陽修是借山水之樂來排譴謫居生活的苦悶。
本文是山水游記，但抒情氣氛很濃。作者的欣慰和悲苦都含蓄地蘊藏在風景的描繪和氣氛的渲染當中。為了增強風神情韻，通篇采取說明句式，共用二十一個“也”字，造成一種從容婉轉(zhuǎn)的詠嘆句調(diào)。在寫景和敘事上，文章寫得既明晰簡潔，又豐滿生動，勾劃了一幅色澤鮮明、聲態(tài)畢現(xiàn)的圖畫。它的層次利落分明，自遠而近，由大及小，在疏朗的背景中鮮明地突出醉翁亭和作者的中心位置。至于語言的概括準確，自然流暢，多用排偶而不失于板滯，以及音節(jié)的響亮和諧等，都顯示了作者駕馭語言的高度技巧和特殊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