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中山先生在發(fā)表演講的時候，總會說一句：“我四萬萬中國同胞”。這個四萬萬的數(shù)據(jù)，中山先生到底是從哪里來的，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知道，在清朝末年，我國的人口總數(shù)是4個億。4個億，對于我們現(xiàn)在的14億人口來說，太小兒科了，不值一提。但是，這個數(shù)字，已經(jīng)創(chuàng)下了2000年來所有王朝中的最高紀錄了，大唐盛世，疆域遼闊，也不過1億人口。但是，清朝入關的時候，由于多年戰(zhàn)亂，人口已經(jīng)降低到5000萬左右，到了康熙時代，人口也不過7000萬左右。康雍乾三朝，是大清的巔峰時代，到乾隆末期，人口發(fā)展到3億，從道光開始，清朝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清末，農民起義，列強入侵，但是，人口卻沒有下降，反而小幅上漲。一般來說，人口的變化，是和王朝的興衰是成正比的，王朝末年，戰(zhàn)亂不斷，人口就會急劇下降，新王朝建立，社會穩(wěn)定，經(jīng)濟發(fā)展，人口就會上升。但是，清朝卻走出了一個“反比”，王朝末期的人口，居然是最多的，而且，還創(chuàng)下了歷屆王朝的最高紀錄。2017年，國家放開二胎，鼓勵大家生孩子，但是，效果不理想，2021年，政策繼續(xù)放松，允許生三胎了，但是，從目前來看，還是沒有多少人愿意生。養(yǎng)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yè)，沒有幾十萬就下不來，如果“不幸”生個男孩，還有“一套房”在等著你，而這一套房，可是比養(yǎng)大一個孩子的成本還大。所以說，生與不生，完全取決于“經(jīng)濟基礎”。不僅僅是現(xiàn)代，古代同樣如此。古代養(yǎng)孩子很簡單，有口吃的就行，但是，古代人的“稅賦”壓力很重，一個農民耕種一年，大部分都要上交賦稅，留下來的僅僅夠個口糧，甚至還要倒欠朝廷的。在雍正之前，清朝的賦稅征收是按人頭的，家里的人越多，要交的“賦稅”也越多，這就限制了人們的生育欲望。有個男孩能傳宗接代就行了，多生一個，就多一個負擔，如果生個男孩還好，最起碼能干活，如果生個女孩，那就是“賠錢貨”了。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人口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人口增長，就代表國力強盛，人口增長，也能給國家?guī)砀嗟亩愂?，兵源?/span>為了解決人口問題，1712年，康熙皇帝下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就是從1712年后出生的男孩，不用繳納賦稅。同樣是種二畝地，每年的產(chǎn)量是有限的，但是家里多一個人，就多一份賦稅，勞動時間不變，勞動成果不變，勞動成本卻是直線上升。如今，有了這個政策，就可以多要幾個男孩，去種更多的地，或者去經(jīng)商，做手工業(yè)，為家里增加收入。至于養(yǎng)孩子的成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相當于是成本不變，利潤翻倍，這種好事，當然搶著去干。因此，從康熙開始，清朝的人口就開始出現(xiàn)大幅的增長。“按人頭收稅”這個制度，在早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隨著土地兼并的不斷進行，大量的土地掌握在了少數(shù)的地主階級手中，但是，他手中的土地數(shù)量和他家里的人口是嚴重不成比例的。即便是手握百畝，千畝，萬畝的大地主，家里無非也就是幾個孩子，全家人口不會超過10個，一個“富得流油”的地主和一個“一貧如洗”的佃農，每年要上交的賦稅沒有多大差別。第一，國家會損失很多的稅收。一個大地主，他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財富是普通人的千倍，萬倍，但是，這些財富，國家沒有機會征稅，全部被地主給占有了。第二，百姓會越來越窮。一個普通百姓，終其一生都沒有剩余的財富，更不可能實現(xiàn)什么階層躍遷。因此，到了雍正時代，他勇敢的打破了這個規(guī)則，提出了“攤丁入畝”。所謂“攤丁入畝”，就是改變按人頭收稅的規(guī)則，開始按照實際占有土地的數(shù)量征稅，誰占有的土地越多，誰交的稅就越多，不管你家里有幾口人。這種“經(jīng)濟壓力”，就從普通百姓轉移到了大地主身上，百姓負擔少了，自然愿意多生孩子。在以前，生孩子是負擔，現(xiàn)在，多一個孩子，就多一個勞動力，多一個收入來源。因此，從雍正到乾隆，清朝人口數(shù)量激增，直接突破一億大關，邁入3億。在明清之前，人們的主要糧食還是“米麥”，但是，“米麥”算是比較嬌貴的農作物，需要人的精心照顧，一旦碰上天災，可能就絕收了，一旦絕收，那就是饑荒。
在中國的歷史上，人口的減少主要有兩種原因，第一是戰(zhàn)爭，第二就是饑荒。但是，自從明朝萬歷年間，原產(chǎn)美洲的農作物，紅薯，土豆，玉米這三寶傳入中國后，饑荒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其中紅薯的傳入，頗有一番周折，是靠著“偷渡”，才來到中國。萬歷年間，有個叫“陳振龍”的秀才，考了多次都沒有考上舉人，心灰意冷之下，就決定下南洋經(jīng)商去。在菲律賓，陳振龍見到了一種從來沒見過的農作物，特別好養(yǎng)活，從地里刨出來就能吃，最主要的是產(chǎn)量大，一畝地能產(chǎn)出6000斤，而在當時的中國，一畝地的小麥產(chǎn)量只有300斤。這種農作物，就是我們現(xiàn)在的“紅薯”，也叫“番薯”。這種農作物，其實也不是菲律賓的原產(chǎn)，他原產(chǎn)于美洲，因為當時菲律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為了解決當?shù)氐募Z食問題，西班牙把紅薯從美洲帶到了菲律賓。陳振龍想帶幾顆紅薯苗回去，但是遭到了拒絕，西班牙人不允許。于是，陳振龍就想了一個辦法，把紅薯苗混在吸水的粗繩子里，然后買通了碼頭的工作人員，悄悄的混上了船，最終將這幾顆珍貴的紅薯苗給帶回了中國。回到中國后，正好碰上當年大旱，而陳振龍種下的紅薯，依然獲得了豐收，大大的紅薯非常誘人。在報告給了衙門后，衙門決定，大力推廣這種農作物。紅薯這個東西，在缺少糧食的年代，是一種非常好的活命糧食。現(xiàn)在的人可能很難理解，為什么紅薯能夠活命，說實話，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聽我父親講，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沒有什么東西吃，就只能吃紅薯，天天都是紅薯，導致他現(xiàn)在根本就不吃紅薯，因為小時候吃的太多了。紅薯，土豆，玉米，這三種農作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淀粉含量非常高，容易讓人飽肚子，但是，在中華菜譜中，這三個卻很少出現(xiàn)，因為他們做不出什么花樣，紅薯，只能蒸一蒸，土豆，只能炸薯條，玉米，只能做成粥。雖然口感一般，但是，它們卻能救命，在糧食減產(chǎn)，發(fā)生饑荒的時候，這三種農作物就派上了用場。清朝在經(jīng)過康雍乾三朝后，社會趨于穩(wěn)定，新式農作物被廣泛的種植，因為饑荒至死的人口也少了很多。新生人口在增加，人口壽命在延長，人口數(shù)量自然就上去了。乾隆時期人口的激增，和統(tǒng)計口徑的變化，也有很大的關系。
以前的人口統(tǒng)計，是以“戶”為單位，康熙初年，統(tǒng)計的全國人口是不到1000萬戶，至于一戶人家有幾口人，不確定，這也導致具體的人口數(shù)是不固定的。雍正時代，統(tǒng)計人口發(fā)生變化，是以“丁”為單位，所謂“丁”就是成年男子，這樣女子和兒童就被忽略，也不能真實的反映全國的總人口。乾隆時代，統(tǒng)計口徑再次發(fā)生變化，不再以“戶”和“丁”為單位，而是以“人”為單位，有一個算一個，這就和我們現(xiàn)在的人口普查有點像了。正是因為統(tǒng)計口徑的變化，讓以前隱藏起來的人口，統(tǒng)統(tǒng)暴露了出來，人口數(shù)量也發(fā)生了一個大幅的上漲。這種統(tǒng)計口徑的變化，其實是乾隆耍的一個小聰明，人口數(shù)量越大，證明國家越強大，乾隆也是想通過人口數(shù)量，向外界炫耀一下，他是一個多么厲害的皇帝。雖然清朝的人口，200多年間激增了不少，康熙和雍正也做出了一個有利于百姓的決定，但是，我們應該明白一個事實，清朝的盛世，僅僅是權貴階層的盛世，普通的底層百姓，生活依然很苦。英國人馬戈爾尼來中國，原本他是想尋找馬可波羅筆下的東方大國，沒想到，滿眼看到的都是貧窮，他在書中寫到：遍地都是驚人的貧窮，人們衣衫襤褸，我們扔掉的東西，他們都搶著吃。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去北京的路上，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房屋通常是泥墻平房，茅草蓋頂。
藏富于國，而不是藏富于民，也許，這就是清朝走向滅亡的原因之一。全文完！共計3122字，感謝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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