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日的中國，新娘要受到「驗紅」的考驗，假如洞房花燭夜，墊在床上的那塊白綾，沒有染上處女的鮮血，也許就會被休回娘家，無臉見人；但，并沒有誰要求檢查新郎是否保持著童貞。《金瓶梅》中，西門慶和十九個女人有性生活，大多并不是他的妻妾；可是，潘金蓮偷情，一旦被發(fā)現(xiàn)，便受到嚴厲的懲罰。
這就是性道德上的「兩重標準」，對男性的要求與對女性的要求不一樣，通常是對女性限制得很厲害，對男人則自由而放縱得多。這種情況，古今中外，很相一致。
例如，清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印行的《女才子書》卷六，寫陳霞如和表兄崔襄結婚后，發(fā)現(xiàn)崔在婚前已和她兩個妹妹都發(fā)生了性關系，霞如正色言道：此乃名節(jié)所緊，使異時伉儷之夜，何以為元！（兩個妹妹異日成婚之夜，怎樣過得了驗元紅這一關！）設或子妻亦被人竊，子意甘否？（假如你的妻子被人偷了，你愿意嗎？）崔襄卻坦然笑道：「在他人妻，愿其與我私；若在我妻，則又不樂如是。此乃人之恒情，何相詰難耶！」這就把「兩重標準」說成是人之常情、無可指斥了。
再如，曾任美國駐日本大使的賴紹爾（E.O. Reischauer）寫了一本講述日本的書《日本人》（哈佛大學一九七七年出版），書中論及：性行為方面的兩重標準仍然很普遍，男人可以為所欲為，婦女則要受限制。
已婚婦女則要遠比男人忠誠，一般不同她們的丈夫出赴宴會、參加聚會或招待客人。她們生活的圈子僅限于丈夫、孩子、少數(shù)幾個親近，以及學生時代的女友。與此同時，她們的丈夫卻與他們的同事，其中可能包括幾個未婚的青年女性，進行較為頻繁的社交活動。差別是很顯著的。
性道德的「兩重標準」，至今仍是一個客觀上存在的事實，但，這并非「人之恒情」，而是「男性中心社會」男、女不平等的一種表現(xiàn)，是不合理的，是可以改變也應該改變的。
當然，我們認為，打破這個「兩重標準」，并不是要讓女人像男人一樣放縱；并不是主張潘金蓮也應該有十九個男人，陳霞如也應該去勾引她的兩個表弟。
而是主張，在性行為方面、社交方面，女性應該和男人有同樣的權利。事實上，「兩重標準」不僅損害女性，同時也損害男性，男子都去引誘別人的妻子、女兒，也就打開了自己的妻子、女兒被人引誘的大門。
相互的猜疑、無休止的沖突，就會擾亂家庭和社會的安寧。對個人和社會的發(fā)展極為必要的正常社交活動，就會受到污染和破壞。
社會通過「兩重標準」限制了女性在性表達方面的主動與熱情，就有可能使男人面臨一個索然無味的性伴侶。一位女子說得好：十五分鐘的婚禮并不能教會我在性方面反應良好。男人和女人，都會受到「兩重標準」之殃。
陳見說
CJ talk
性的雙重標準是不是該破了？
男性一直以來，是性雙重標準的受益者。性對女性的約束，遠遠超過了男性。然而，到頭來，是否男人就不受到損害呢，其實也未必吧。
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應該在性行為、社交等方面，還女性同樣公平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