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究竟在講什么？
缸中之腦，忒修斯之船，蘇格拉底的洞穴喻，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道理從來都是哲學的主題。哲學家是講道理的人，而哲學是講道理的藝術。
跟隨陳嘉映老師用道理來刻畫哲學所通達之處，圍繞“講道理”窺見哲學的寰宇。
以下為陳嘉映教授訪談錄，經授權發(fā)布于知鴉通識APP。
陳嘉映：道理從來都是哲學的主題，比邏輯等等都更是哲學的主題。就我自己而言，最簡單地說，是從邏輯，從實證科學的規(guī)律性或者說機制性，以及維特根斯坦的語法，這樣一些角度考慮過來。在我現(xiàn)在看來，這些東西都有相當明確的區(qū)分，比如規(guī)律和道理的區(qū)分就非常明確。但是一開始這些區(qū)分對我來說不是特別鮮明。而等我自己認為這些區(qū)分很鮮明時，讀別人的東西，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說這些區(qū)分依然不是很鮮明。我在考慮哲學和實證科學的區(qū)別時，要考慮用那些關鍵詞來勾畫這些區(qū)別，我用規(guī)律和機制來刻畫實證科學所要掌握的東西，用道理來刻畫哲學所想通達的東西。這是我的一個基本進路。我相信維特根斯坦也在尋找這些東西,分析哲學向邏輯方向發(fā)展，他卻大致放棄了邏輯這個概念，而轉向語法概念。我對維特根斯坦語法概念進行了多年的摸索后，發(fā)覺“語法”不是刻畫哲學的恰當概念，尤其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有更現(xiàn)成的概念——道理，道理比邏輯、語法這些概念更清楚地解釋了論理的本質。所以我還是回來談道理，不用語法這個概念。
劉：“邏輯”滿足不了維特根斯坦，他轉向了“語法”；“語法”滿足不了您，您轉向了“道理”。除了上述這些考慮，我們當下的生存實際對您的思考有影響嗎？比如我們中國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比如國際社會的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人之爭。
陳嘉映：很有。雖然我與實質性爭論雙方的關注點不大相同，我關心的是，人們的這些爭論有沒有意義？這些爭論有沒有解決的可能？這些問題把我引去思考說理、道理、理論等。我也關注爭論的實質內容，不過還沒有機會就此發(fā)表什么，這幾年主要發(fā)表的東西是在論理學方面。論理學和實質問題隔了一層，但和關于如何言說這些問題有直接關系。即使把我自己的工作叫做“理論工作”，我也總是從人們實際上怎樣談論這些問題出發(fā)來思考的。
劉：您關注的是更根本的問題，或者說是更深層的道理。
陳嘉映：對于說理和理論，論理學是“元”的東西，是更上一層的，也可以說是更深一層的。論理要用論理概念，我的工作是考察這些論理概念。但最好不說“更根本的問題”，“根本問題”主要是說各種問題糾結于此處。
劉：您的這種關切和您的實踐是一種什么關系？
陳嘉映：論理學也要用論理的方式展開，我只能用講道理的方式來談“講道理”是怎么回事。
劉：關心道理，要以講道理的方式來關心。但并不是每個關心道理的人都會講道理。且不說我們周圍的人，偉大如托爾斯泰，具有非凡的智力，一旦講道理,立刻僵化，《我們該怎么辦》一書，第一部分描述莫斯科的貧民生活，幾乎沒有比他對那些破敗房屋、骯臟街道和喪失希望者的描述更加出色的了，但是第二部講道理寫得很一般，很多人都只讀這部書的第一部分。
陳嘉映：的確，不會說理的人蠻多。托爾斯泰是一個例子，很多批評家都說《戰(zhàn)爭與和平》后幾章不寫會更好。系統(tǒng)說理是一種特殊的能力，和所有能力一樣，有點天生，有點訓練。我們不能因為某人有其他能力，就認為他會說理。反過來也一樣，黑格爾會說理，但不會寫小說。
說理是一門藝術，甚至夸張一點說是一門技術。
劉：講道理是一種特殊的能力，也是一種專門的說話方式，這與吵架、斗嘴、開玩笑、大學生辯論賽等是同一種說話方式嗎？
陳嘉映：這些說話方式和說理能力，特別是系統(tǒng)說理能力，基本上是不相干的，這些都是特別典型的嵌入到特定語言游戲中的活動。大學生辯論賽和一種退化的修辭學有關系，原裝的修辭學我指的是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這些問題都談，包括談入聽眾的情緒到談出聽眾的情緒，一直到利用聽眾的情緒。修辭學在他那里不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不能說論理學就是邏輯學外加修辭學。如果說道理是跟聽眾有關的，那么修辭學就是論理學的一個內在部分。大學生辯論賽，是把這內在的部分切斷，把修辭學完全變成論理的外在部分。這和柏拉圖筆下的智術師所干的活兒差不多。
劉：說理是一種藝術，需要訓練，聽道理也同樣需要訓練。這種訓練有跡可尋嗎？
陳嘉映：當我說說理是一門技術或藝術時，它是要訓練得來。藝術是需要訓練的，在這個意義上，繪畫和彈琴比小說和詩歌更藝術，或者說更富有技術性。但是培養(yǎng)、訓練和程序性還是有相當大差別的。一個藝術家需要培養(yǎng)和訓練，但一般的訓練程序只起很小的作用。大多數(shù)訓練不是程序性的，而是個體性的，給出一個目標，給出一些典范，在模仿典范中，教師指點，不斷加以修正。
劉：這里主要是程序化的問題，哪些可以程序化，或者哪些程序化是重要的，哪些程序化是不重要的。說理有沒有可以程序化的東西呢？
陳嘉映：至少有一些程序性的糾錯，我在美國講過一門課《邏輯與修辭》，基本上從批駁的角度講怎么說理，比如不要過度概括，不要用虛假的二擇一進行論證，等等。
劉：我們只能在很一般的意義上說，說理能力是訓練習得的，諸如向典范學習等。但是你們哲學系，或者說論理學總該與學習說理有些關系吧？
陳嘉映：你提醒我，我們可以開一門、甚至很有必要開一門“說理藝術”的課。說理不是哲學系特有的事兒，學習說理是所有“學”都需要的。文學系在這方面也比較尷尬，你們是教人寫小說，還是教人研究小說？各種“學”都要說理，但只有哲學系專門探討說理的藝術。我一直希望能這樣安排：哲學系的大多數(shù)課程不是專門對哲學系學生開的，而是對全校開。
劉：我們這個時代好像對“講道理”特別著迷。任何事情，都朝著“事出有因，事后有理”的方向走。甚至沒有道理的事,說著說著也好像有了“道理”似的。這是個需要真正講道理的哲學家的時代。哲學家在什么意義上可以幫助我們辨明道理呢？
陳嘉映：理知時代以來，說理、有道理、明確地說出道理，成為生活的一種要求。大家承認道理、承認講道理，說理就成為權力的一個來源。就像如果人們承認血統(tǒng)論，皇帝的長子繼位就具有了合法性。有了這樣一種權力來源之后，人們就自然地要把自己的行為描述成有道理的行為，或真誠或不真誠地給出自己行動的理由。那么，區(qū)分哪些是真的有道理，哪些是偽裝成有道理，就成了一項重要工作。但這不只是哲學家的工作，人們可以從各種各樣的角度來辨別真道理和假道理，比如說揭發(fā)某些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哲學家一般地研究論理，就會指出哪些類型的說法是不能被接受的。
劉：道理和我們的自然理解相連，說得有道理沒道理，我們應該能聽得出來。講道理時，如果是事實不清楚，應該由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來澄清，如果是邏輯有問題，該由邏輯學家來解決。哲學家既不是亨實的專家，也不是邏輯學家，哲學家到底能幫助我們澄清什么呢？
陳嘉映：道理和自然理解關系非常接近，道理差不多就是理解的名詞化。但另外一方面，雖然按道理說，我們都能聽出道理，但是我們也有特定的盲點，特定的錯覺。就像說我們的眼睛通常不欺騙我們，但是也會產生系統(tǒng)的錯覺。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家是有事可做的，比如賴爾的《系統(tǒng)導致誤導的表達式》一文做的就是這方面的工作。但是更主要的還不在這兒，更主要的在那些復雜的說理系統(tǒng)，一整套的說法，不是我們自然理解能跟得上的，有時是把我們給繞糊涂了，這時通過分析，可以讓它與我們的自然理解聯(lián)系起來。雖然我們可以通過“說理藝術”之類的課程學習說理，不過我還是覺得，最主要的辦法是通過說理的典范來培養(yǎng)自己識別錯誤、擅長說理的能力。邏輯有問題由邏輯學家來解決，但出現(xiàn)形式邏輯錯誤的時候并不多，更多是廣義的邏輯錯誤，即說理方式的錯誤。
劉：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有被道理說服的經驗。
但是我們很少有這樣的經驗，聽了一次布道，原本信伊斯蘭教的人改信了基督教；看了一本新左派的論理書，原來堅持自由主義的導向了新左派的立場。二戰(zhàn)時，日本知識分子倒是有一種左轉右的潮流，但似乎與道理無關，時事如此。那種復雜的說理系統(tǒng)與說服還有關系嗎？
陳嘉映：日常生活中的說理是為了說服人，當然首先是為了說服自己，這些都是比較短的說理，道理的負擔沒那么重，事境在那兒，有時就是點撥一下。
至于我們的根本主張，當然不會被輕易說服，被輕易說服，這些主張就太不值錢了。我們不可夢想用一套道理來說服天下人，這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欲的。但我不放棄我的根本主張，仍可能在對話中修正自己的主張。
系統(tǒng)說理是一種獨特的興趣，和一般的說理要說服人不一樣。系統(tǒng)說理是一種獨立的活動，是追求一致性的活動。道理系統(tǒng)之間可以有一個競爭關系，但這種競爭關系首先原則上不是對錯之爭，這一點完全不同于物理學理論道理系統(tǒng)之間絕對不是一個道理系統(tǒng)是對的，一個道理系統(tǒng)是錯的，然后正確的道理系統(tǒng)戰(zhàn)勝錯誤的道理系統(tǒng)。這曾經是一個流行的model,即所謂的真理系統(tǒng)和謬誤系統(tǒng)的斗爭。
劉：系統(tǒng)說理意不在說服，在于追求系統(tǒng)內的一致性。那么說理系統(tǒng)之間的沖突該如何解決呢？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我們能找到一個更融貫的道理，使公的道理和婆道理連在一起嗎？即便找到，這個理還會與其他理不兼容，最后我們真的能道通為一嗎？
陳嘉映：系統(tǒng)說理最終在于貫通，而不在于不斷抽象成更高的道理，那太容易了，真正難的是道理說不通的地方怎么說得通。以前講道理之間的貫通，有這樣一個奢望，或者說是想當然，認為紛繁雜陳之理，只要到了一定深度或者某種境界，就自然貫通為一了。今人實際上都已經放棄了這樣一種奢望，但這種奢望仍然有相當?shù)挠嗄酰谖铱?，現(xiàn)在正是應該掃除這種余孽的時候。
道理并不一定都能連得上，實際上連不上的很多。有時我們貌似連上了，但道理的形態(tài)已經轉變，不再是我們原本意義上的融貫。比如我們用法律來解決公與婆的紛爭，用近代科學理論來統(tǒng)一物理世界。
道理之間的貫通，不是把所有的道理都連起來，就道通為一了，現(xiàn)在人們正在放棄也應該放棄把所有道理綜合成惟一道理系統(tǒng)的奢望，更多的是探討對話的可能性。關于這方面的討論很多，比如胡塞爾的主體間性，哈貝馬斯的對話行為理論等等，甚至在一個很通俗的意義上都在談論對話，這其中有一個根本的轉變，與以前我們理學家想把所有的理都連起來，最后道通為一，整體趨向上不同。
劉：對話在我們的學術生活中極其罕見。我們都在呼吁對話，但是我們很少對話。道理之間絕緣，道理之間沖突。只要參加一次學術會議，就會對此深有體會。
陳嘉映：我們的大多數(shù)學術會議，基本上就是我們的學術生活降低到什么樣低點的一個證明我們學院的爭論，一方面仿佛對所爭論的內容那么認真，一個小的爭點，如果沒有爭出個誰對誰錯，就好像沒有履行一個學者的職責。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學者對整個學術活動采取那么無關本己的態(tài)度，對這種爭論是不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不在意。換言之，所謂學術爭論從根底上就缺乏嚴肅性。學者逐漸被訓練為一種職業(yè)。如律師，在法庭上認真辯護，離開法庭，他為之辯護的案子與他的生活沒有什么關聯(lián)。精神性的活力在學術活動中正在流失。
劉：說理，系統(tǒng)說理，理論，最后我們要歸結到對話。哲學在這場對話中起什么作用呢？哲學家可以做對話參與者的法官嗎？
公共對話，圖源unsplash
陳嘉映：在前科學時代，哲學是各個學科及其對話。今天，各種系統(tǒng)說理各事其事，統(tǒng)一理論的時代實際上已經終結了，我們進入了一個對話的時代。系統(tǒng)說理我們不能單單理解成融貫理論，系統(tǒng)說理的系統(tǒng)性總是有欠缺的，而彌補這個欠缺是靠我們坐落在生活世界中。當我們今天不再信任系統(tǒng)說理的時候，我們更把說理看作是生活世界各部分之間的對話。以前我們把哲學家更多看作是系統(tǒng)說理的人，現(xiàn)在則傾向于把哲學家看作是維護公共對話平臺的人。今天哲學家不再提供實質性的道理系統(tǒng)，但是哲學家的工作非常重要。因為維護公共對話平臺，就是維護對話性，就是在維護世界的統(tǒng)一性，就是在維護世界之為世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哲學家是參與對話者的“法官”，但應是英美法系的法官，他們不制定規(guī)則，而是維護規(guī)則，規(guī)定什么證據(jù)可以上得法庭。
不過我們不能指望對話參與者最后會同意對方或者都同意第三者，不能指望通過對話消除分歧，這個指望只能倒過來，如果有時能消除分歧那就是謝天謝地的事兒了。不要想著永遠和平的事，能和平一下就是成就。不要想大一統(tǒng)、永遠和平、理想境界等等，還是回到地面上來吧。
劉：您常說，哲學家的重要工作是考察論理概念。而我們當下的論理概念大部分是您討論過的移植詞，您現(xiàn)在考察的“道理”概念，即是一個論理概念,又是一個中國概念，這是不是您想建構中國哲學的一種實際工作呢？
陳嘉映：Personal這部分我不敢多說。我是干活兒的,我干什么由你們來歸類。
簡單地說，中國的論理學面臨的任務，至少要有種警惕，中國的論理詞絕大多數(shù)都是移植詞，但也有人因此說這是我們的一個機會，因為我們對西方的論理學的精通遠遠超過于西方對我們的精通，換句話說我們兩邊都懂。但是，無論我們是否真的有一個機會，我們也要特別警惕，不要把移植詞這事兒忘掉，我們的論理概念是有西方淵源的，不然就會引起一些論理上的混亂。
劉：倫理學是否能教人為善，這的確是讓人困惑的問題。但是倫理學給出了很多人生坐標，讓我們對人的復雜性和豐厚性有了解。論理學是否能教人講道理，我們無法條分縷析。但是論理學，特別是維特根斯坦的語法考察，您勾畫的論理概念地圖，讓我們對講道理本身有了深厚的理解。非常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