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西語言文化比較 語言符號完全是約定俗成的，其意義決定于各自所屬的符號系統(tǒng)。要脫離任何語言系統(tǒng)來思維或表達思維，都是不可思議的，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具有不同的思維模式。因此，要深入理解中西的不同文化特質，也離不開對兩種語言系統(tǒng)的比較。 第一節(jié) 語言、思維與文化 語言與思維、文化緊密關聯(lián)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至19世紀之交的德國著名語言學家洪堡特那里，他曾指出：“人從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編織出語言，在同一過程中他又將自己置于語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種語言都在使用該語言的民族周圍劃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無法逃出這道魔圈，他只能從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 20世紀德國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 ……歐洲人和東方人也許居于完全不同的家中。……因此，兩家的對話仍然近于不可能。” 。 關于語言決定思維和文化面貌的系統(tǒng)理論，產生于上個世紀前半期，這就是美國語言學家、人類學家薩丕爾、沃爾夫師徒二人共創(chuàng)的“薩丕爾——沃爾夫假說”，他們認為語言不同的人們應該具有相應的不同的思維模式，語言決定了人們的思維，思維不能脫離語言而存在。 盡管薩丕爾——沃爾夫假說中的語言決定論受到置疑，但語言與思維、文化聯(lián)系密切并相互制約的觀點是獲得充分肯定的。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雖然沒有對語言與思維現(xiàn)象的系統(tǒng)分析，但卻有對言與意關系的獨特思考。如《莊子·外物》中的著名命題：“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妄言。”類似的還有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在言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等命題，多強調語言的局限性和精神與思想的不可言說性。 不少學者指出中西語言的差異與中西思維模式的差異密切相關。 著名東方學家季羨林說：“我們觀察漢語，必須從最根本處下手，從中西基本思維模式或方法之不同處下手。我認為，西方的基本的思維模式是分析的，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的基本的思維模式則是綜合的。但這并不是說，西方一點綜合都沒有，東方一點分析都沒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天下百分之百純粹的東西，如果不是根本沒有的話，也是極為罕見的。西方的思維模式以分析為主，輔之以少量的綜合，而東方的思維模式則以綜合為主，佐之以少量的分析。” 漢語說“她嫁錯了人”，而英語習慣說“She has married the wrong guy”，中英語句的差異在于：“說漢語的人把錯誤歸于主語所做的動作，說英語的人或許只是報道主語想嫁的人和所嫁的人之間有差距。” 這一差異或許表明漢語文化喜歡把過失歸于自身，而英語文化常常諉過于人。 第二節(jié)、羚羊掛角與板上釘釘 漢語的妙處似乎是“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比之下，西語就沒有這么飄忽不定了。西方語言的妙處似乎是板上釘釘，一絲不茍。 “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有人把這首詩重新斷句為：“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這樣一改，意思是通的，但形式上像詞。 n On Qingming Day the continuous drizzle is falling, n A wanderer on the way,I fell increasingly down. n When I ask where l can find a wineshop for some drinking, n The child cowherd points at the Apricot Flower Village yon. 中西語言在樣貌上，一個羚羊掛角，飄忽不定；一個板上釘釘，一絲不茍；如此南轅北轍，其根源就在于中西語言類型的巨大差異。 一、語義語言與語法語言 索緒爾認為漢語是“超等詞匯的典型”，而印歐語是“超等語法的標本”。詞匯在漢語中的地位確實更為重要，而語法在西方語言中的地位更為顯著，這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 漢語的全部詞匯，跟西方語言比較，要擔負繁重得多的結構語言的任務。而且漢語詞匯具有鮮明的多維性的特征，它以詞匯為核心，語音、語義、語法、語用、文化為五維，各維之間交叉滲透，依存并容，形成網(wǎng)絡狀態(tài)。中國自古以來，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發(fā)達，有著豐富的詞匯研究成果，但在語法研究上卻乏善可陳，這一現(xiàn)象從語言學發(fā)展的歷史層面，印證了漢語是一種以詞匯為重心的語言。 中西語言一個重詞匯，一個重語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西語言屬于不同類型的語言，語言學家徐通鏘將其概括為“語法型語言”與“語義型語言”：即西方語言是典型的語法型語言，漢語是典型的語義型語言。 西方語言以“句”為本位，以詞為句法結構的基本單位。一個句子必須有一個主語、一個謂語，而且也只允許有一個主語、一個謂語，相互之間由一致關系聯(lián)系著。句法結構就是通過這種“1個句子＝1個主語×1個謂語”的“1＝1×1”的結構關聯(lián)而層層控制著句子以下的各層結構規(guī)則； 漢語的情況剛好相反，“字”是漢語最小的句法結構單位。“字”的結構清楚，界限明確而封閉，是一個以“1”為基礎的“1×1＝1”的結構層級體系，或者簡單地說，是含有意義的一個音節(jié)，構成“一個字·一個音節(jié)·一個概念(意義單位)”的一一對應的結構格局。 “句本位”和“字本位”的特性決定了中西語言句法結構的種種差異。 比如，著名翻譯家楊絳在談翻譯時曾指出：“西方語言多復句，可以很長；漢語多單句，往往很短。” 為什么西方語言多復句、長句，而漢語多單句、短句呢? 究其根本就是因為西方語言是“句本位”的語言，句子的結構具有封閉性的特點，句子內部的各種成分受一種統(tǒng)一的形式規(guī)則的支配，一般來說不管句子有多長都不會妨礙表達和理解。漢語是“字本位”的語言，字在句法結構上是一種個體，有很強的獨立性，不受一種統(tǒng)一的形式規(guī)則的支配，句子的構成和理解主要依靠語義的方式，如果一個句子過長就容易顧此失彼，造成結構混亂和語意不清。因此，西方語言比較適于使用長句，而漢語則比較適合使用短句。 由于中國自有文化原本沒有系統(tǒng)的語法論著和系統(tǒng)的語法理論，《馬氏文通》以來的所有語法理論都來自西方。理論的劣勢妨礙了中國語言學家的視野，使他們始終難以真正擺脫“印歐語的眼光”。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中國語言學家與海外漢學家不滿足于原有的西方理論加漢語例子或以西方理論解釋漢語現(xiàn)象的方式，嘗試著“參照國外語言理論的立論依據(jù)，從中吸取精神，在漢語研究中提煉出自己的理論和方法，以便從宏觀上把握漢語結構的特點”。 二、意合語言與形合語言 從構成方式來看，西方語言是形合的語言，而漢語是意合的語言，西方語言句子的構成主要依據(jù)形態(tài)規(guī)則和形式的方式，而漢語句子的構成主要依據(jù)語境等語義因素，是依靠語義的方式。 印歐系語言一直以詞位句法為基礎開展語法結構的研究，提煉出一整套理論和方法。 中國語文的傳統(tǒng)不講語法，不講名動形和主謂賓定狀補這些詞位句法的概念，照樣看書寫文章，而在印歐系語言的學習使用中這是不可想像的，其根源正是形合語言與意合語言的差異。 漢語句中詞與詞的關系總是上管下當然這里所謂的“管”，不只是管轄、限制，也包括貫注、影響、作用等意思和性質 。 以李白《早發(fā)白帝城》為例，順著看，詞詞啟下，下邊的承著上邊的。如倒著讀，則詞詞相背，意思全變。 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上管下”是漢語句子意合時一種“序”的規(guī)則：即上管下，下承上，詞語層層相因，語句前后勾連。 三、寬式語言與嚴式語言 從語法范疇分析，西方語言是嚴式語言，漢語是寬式語言。 語言嚴式與寬式的差異源于形態(tài)的差異。西方語言是一種形態(tài)語言，漢語是一種非形態(tài)語言。西方語言有著豐富的形態(tài)，有性、數(shù)、格、時、態(tài)、體、式、人稱等語法范疇和形式標記。漢語沒有嚴格意義的形態(tài)變化，基本上沒有性、數(shù)、格、時、態(tài)、體、式、人稱等語法范疇和形式標記。 比如漢語的名詞沒有數(shù)的變化，代詞沒有格的變化，動詞沒有人稱和數(shù)的變化，而英語則不然： n 我認識幾個學生。 n 那學生認識我。 n 你認識我家。 n I know some students. n The student knows me. n You know my house. 漢語的“學生”不論“幾個”還是“一個”，都是“學生”，英語得拿“s”標明。漢語“我”不論是主語、賓語、還是定語，都是一個樣，而英語“I、me、my”變了三回。漢語“認識”不管第幾人稱、單數(shù)復數(shù)，都是原樣，而英語有時得標上“s”。 英語的動詞還有豐富的時態(tài)變化，而漢語則沒有。 嚴式的西方語言和寬式的漢語具有不同的語言理解模式：西方語言是內部結構理解模式，漢語是上下文理解模式。 嚴式與寬式的語言特性，制約著中西語言不同的表達與理解的模式，并影響著中西不同的思維模式的形成。與嚴式的西方語言相應的，是構造分析-邏輯演繹的思維模式；與寬式的漢族語言相應的，是整體領悟-類比聯(lián)想的思維模式。 四、整體領悟與構造分析 中西語言——思維模式存在著“整體領悟·類比聯(lián)想”和“構造分析·邏輯演繹”的對立，這種對立在語言層面也有明顯的表現(xiàn)。 漢語和英語書寫信封的差異，漢語由大到小，源于整體領悟的思維模式，英語由小到大，源于結構分析的思維模式。漢語和英語姓名排列的差異，漢語先姓后名，反映了由家族到個體的整體思維模式；英語先名后姓，反映了由個體到家族的結構思維模式。 比如，“養(yǎng)病”、“打掃衛(wèi)生”等表述方式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不合邏輯而“約定俗成”的語言現(xiàn)象。這是因我們用了西方結構分析-邏輯演繹的思維模式去苛求漢語。若按漢語整體領悟-類比聯(lián)想的思維模式來理解，便會得出 “養(yǎng)病”是從“因生病而需要休養(yǎng)”這一整體概念產生出來的詞語，并無邏輯不通的問題。“打掃衛(wèi)生”是“打掃而使之衛(wèi)生”這一整體概念產生出來的詞語，同樣不存在什么邏輯不通。 具有特定語言思維軌跡的人，習慣用一種特定的方式理解事物、分析事物。 因此，西方語言思維和漢語語言思維的差異，分別在嚴式語言、智性精神與寬式語言、悟性精神之間劃出了溝塹，影響了兩種不同的文化精神，形成西方語言文化的智性精神和漢語文化的悟性精神。 中西語言、思維和文化精神相對立的軌跡，可以概括為： 語法型語言：嚴式語言→嚴式思維軌跡→構造分析-邏輯演繹一智性精神； 語義型語言：寬式語言→寬式思維軌跡→整體領悟-類比聯(lián)想一悟性精神。 第三節(jié)、中國套盒與西洋項鏈 由于語言類型的不同，中西語言在句法結構、句法文化方面呈現(xiàn)著一些各異其趣的風貌。語法型的西方語言的句法結構，具有層次線性、結構封閉的特點，其樣貌就如同一條扣起的西式項鏈，結構緊鎖，不容拆散；而語義型的漢語的句法結構，具有層次立體、結構開放的特點，樣貌好像一只層層相套的中國套盒，結構松散，便于拆裝，于是才會出現(xiàn) “下雨天留客”的古老笑話和《清明》詩的不同斷句等有趣現(xiàn)象。 一、立體與線性 西方語言作為語法型語言，以“主語—謂語”為結構框架，框架中的主語只能有一個，其結構的層次性是線性的。漢語作為語義型語言，以“話題—說明”為結構框架，而框架中的話題可以不止一個，其結構的層次性是立體的。 例如“我今天城里有事”，“我”是“話題”，其余部分是說明。“今天城里有事”，“今天”是話題，其余部分是說明。“城里有事”，“城里”是“話題”，“有事”是說明。 線性的西方語言的句法結構，具有封閉性特點；立體的漢語句法結構，具有開放性特點。 封閉性的句法理論的核心是“主語—謂語”的結構框架和與此相聯(lián)系的名、動、形的詞類劃分；而開放性的句法理論應以事件的話題為基礎，有層次地敘述它的方方面面，只要話題的敘述有需要，敘述的時候可以變換角度、變換角色等。 由于漢語的這一特點，所以傳統(tǒng)的漢語研究不講主、謂、賓和名、動、形，但卻有在印歐語言的研究中根本不存在問題的句讀。句讀的對象是書面語，它的基本精神是如何在語篇中找出句子，給文章斷句，或者說是看“字”排列到什么地方才能成為一個句子。由于漢語句法結構的開放性，應該在哪兒斷句，主要取決于說話人或標點人對意義的理解。 二、散點與焦點 西方語言與漢語在句法結構上呈現(xiàn)著焦點視與散點視的特色，西方語言的句法結構以焦點視為主要特征，漢語句法結構則以散點視為主要特征。 作為語法語言的印歐語，其語言內部的結構框架只允許有一個謂語，于是具有以謂語動詞為中心的焦點視的特點。 在漢語交際中有90％的句子都不是以動詞為中心的SVO型焦點視句子，而是依據(jù)語義鋪排的流水句，這類句子不止一個中心，而是具有兩個以上的中心或重心，是多中心、多重心的句子。 例如：小辣椒見是書記，一楞，松開手，跟著就癱了下來，滾地皮，大哭大叫。 漢語流水句多中心、多重心的形態(tài)特征，很像中國畫采用的技法，即注重心理時空流程的散點透視法。 即從句子形態(tài)的比較來看，西方語言的句子形態(tài)，很像焦點透視法完成的一幅西洋風景；而漢語句子的形態(tài)，則如同散點透視法繪成的一幅中國山水。 三、對偶與主從 西方語言與漢語比較，在句式類型上有一個顯著的差異：西方語言主從句發(fā)達，漢語對偶句發(fā)達。西方語言發(fā)達的主從句，有助于推動西方民族邏輯思維的發(fā)展；而漢語發(fā)達的對偶句，有助于推動漢語民族辯證思維的發(fā)展。 英語中大量存在著的是主從句，這類句子的主句是主體，從句不能獨立，全句以主句的動詞為核心構成。 I didn't come because my sister was ill. 如用漢語?？杀硎緸椋?/span> 我姐姐病了，我沒來。 英語的主從句開門見山，先表達核心意思一結果，然后再交代陪襯的情況一原因；更注重進行邏輯的演繹，更注重表現(xiàn)“I didn't come”和“my sister was ill”之間的內在邏輯聯(lián)系，關聯(lián)詞because是必不可少的。相似的意思用漢語表達，更習慣先介紹陪襯的情形，再說明主旨，并習慣用貌似對偶句的形式，表示關聯(lián)的詞語可以不用，在“我姐姐病了”和“我沒來”兩種情形的對舉中，暗含邏輯關聯(lián)。 對偶句是漢語十分獨特而又非常發(fā)達的表達方式，它將語音、語義、語法及文化等元素集為一體，最能代表漢語語言文化的特點。 對偶句式常能產生出充滿東方睿智的名言警句，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對偶句被用來構成詩歌、駢體文、對聯(lián)、蒙書，還被用于行業(yè)的口訣，如中醫(yī)的“湯頭歌”、珠算的“九九歌”等，對偶句對中國語言文化有著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大量存在著的對偶句，說明中國人習慣對比著思考問題，辯證思維十分發(fā)達。對偶句式和辯證思維緊密聯(lián)系，相輔相成，共同推動著漢語思想的發(fā)展。這同西方語言把事物分解成最小要素，再解釋要素的數(shù)量關系和結構關系的結構分析、邏輯演繹的方式形成明顯的對立 四、真實與虛擬 英語在表示虛擬語態(tài)時，要用嚴格的形式區(qū)分真實條件和虛擬條件，即使上下文提供了真實條件和虛擬條件的信息，這種嚴格的形式標記也不能簡省。漢語則不同了，漢語可以用“要不是……(的話)，……了”詞匯手段，表示虛擬語態(tài)，但也是可簡省，簡省后的過去虛擬條件和過去真實條件在形式上就沒有分別了。 漢語過去虛擬條件和過去真實條件的區(qū)別是通過上下文來確定的。 西方哲學有一種超實取向，即一方面承認“事實”的重要性，同時又承認“超事實”的重要性。西方哲學之所以有超實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印歐民族有一種超實思維取向，即一方面承認事實，另一方面還關心事實以外的情況，并且認為這兩種情況有明顯的對立；在語言表達中，操印歐語的人需要明確區(qū)分真實條件和非真實條件，才能正確使用真實條件句和非真實條件句。而中國哲學之所以有泛實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漢語民族有一種泛實思維取向，這種思維取向可以在漢語中反映出來，即在使用真實條件句和非真實條件句時，不注重真實條件和非真實條件的明確區(qū)分。 印歐語具有虛擬語法范疇，反映了西方哲學的主體者印歐民族有一種關心超事實和真實事實對立的超實思維取向。漢語缺少虛擬語法范疇，反映了漢語民族雖有區(qū)分超事實和真實事實對立項的能力，但不太關心這兩者的對立，由此可以認為中國哲學的主體漢語民族有一種泛實思維取向。 第四節(jié)、霧里看花與光風霽月 在修辭方面，西方語言顯得較為精準、周嚴、直露，漢語則顯得較為模糊、簡約、含蓄。比較起來，一個語言表達如光風霽月，呈現(xiàn)著語言的澄明之美，傳達信息清晰明了，表達思想透徹直接，較少歧義；一個語言表達似霧里看花，呈現(xiàn)著語言的朦朧之美，意義的呈現(xiàn)豐富曲折，具有多種闡釋的可能，引人遐想。 一、模糊與精準 在語言風格上，西方語言與漢語呈現(xiàn)出精準與模糊的差異。 漢語“模糊性強”，是漢語語義型特征決定的；相比之下，西方語言精準性強，這又是西方語言語法型特征決定的。這兩點反映到語言風格上，形成精準與模糊的不同修辭風格。 精準與模糊的差異在詩歌語言里更為突出。“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這樣一種表達方式是比喻還是象征，漢語無須指明，而印歐語若是比喻必有“like”一類喻詞。 二、簡約與周嚴 在語言風格上，西方語言與漢語呈現(xiàn)出周嚴與簡約的差異。 漢語成語、俗語一般十分簡略，而用西方語言表述就必須變得周嚴起來才行。 西方語言周嚴、漢語簡約的原因，根據(jù)王力的觀點是法治與人治語言的差異 ：“西洋的語法通則是需求每一個句子都有一個主語的，沒有主語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國的語法通則是，凡主語顯然可知時，以不用為常，故沒有主語就是卻是常例，是隱去，不是省略”。 三、含蓄與直露 在語言風格上，西方語言與漢語呈現(xiàn)出直露與含蓄的差異。 漢語句式的意合法使中國詩歌藝術更具含蓄的特點。漢語句子的組織常?？恳夂隙皇切魏希袊姼璩浞掷昧诉@個特點，連詞、介詞往往省略。詞和詞，句和句，幾乎不需要任何中介而直接組合在一起。這不僅增加了意象的密度，而且增強了多義的效果，使詩更含蓄，更有跳躍性，從而給讀者留下更多想像補充進行再創(chuàng)造的余地。 西洋語言比起漢語來，顯得羅嗦，用字多。英語比漢語明確，但鋪開。 四、螺旋與直線 在語篇修辭上，英語句子的典型模式是直線型結構，而漢語句子的典型模式是螺旋型結構。 漢語篇章的主題往往不是通過直截了當?shù)姆绞?，而是采用迂回的方式來加以闡述。語言的篇章中通常包含一些似乎是離題的插曲。 直線性結構是英語語篇表達的典型模式。英語段落往往先陳述段落的中心意思，而后分點說明。英語段落發(fā)展呈典型的直線性。 語篇表達模式的直線型結構與螺旋型結構的差異，說到底正體現(xiàn)了西方語言結構分析-邏輯演繹的思維模式和漢語整體領悟-類比聯(lián)想的思維模式的對立。 本章思考題 1.你認為語言與思維的關系是怎樣的?你同意語言決定思維的觀點嗎?為什么? 2.中西語言的基本差異有哪些?中西語言在句法和修辭方面存在哪些不同? 3.中西語言文化的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 本章參考書目 1.薩圣爾：《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2.趙元任：《語言問題》，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3.季羨林：《漢語與外語》，語文出版社2000年版。 4.陳保亞：《語言文化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