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第一輪疫情后，湖北省監(jiān)利縣反家暴公益組織「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xié)會」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僅當年 2 月，協(xié)會服務的家暴事件就多達 175 起，是 2019 年同期的三倍多。而自 2020 年 1 月底武漢封城到 4 月初，北京東城區(qū)源眾家庭與社區(qū)發(fā)展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源眾」）的「受暴婦女兒童幫助熱線」一共接到來自全國 15 個省市的 40 多起咨詢，其中 86% 涉家暴類，比往年同期增長了 21%。
事實上，新冠疫情的肆虐使得各國的家暴行為數(shù)量都迎來了急劇增漲。根據(jù)聯(lián)合國人口基金（UNFPA）的數(shù)據(jù)，封鎖三個月，全球范圍內(nèi)的家暴案件將比正常情況下多出 1500 萬起。
2022 年上半年，在奧密克戎的影響下，中國多地陷入長時間封控狀態(tài)。有居家的網(wǎng)友發(fā)帖稱多次聽到鄰居家暴的動靜，或是在團購群看見同小區(qū)家暴受害者訴苦。時值本輪疫情封控暫告一個段落，《T》中文版采訪了反家暴志愿者 Zudy（化名），以及源眾的創(chuàng)始人、常年處理家暴案件的李瑩律師。兩位受訪者提及了疫情期間家暴求助者增多、家暴嚴重程度趨烈、救助難度提高的事實，以及家暴案件本身的復雜性 —— 解決之道遠非「出逃」二字可以概括。
于家暴受害者而言，因疫情寸步難行的客觀處境成了一種隱喻。她們不僅被困在家中，長久以來，她們被困在暴力中，被困在社會系統(tǒng)中，被困在性別觀念中，被困在所謂的「愛」中，寸步難行。
平日，Zudy 和幾位朋友一起幫助家暴受害者聯(lián)絡救助資源，以解燃眉之急。今年 4 月以來，Zudy 明顯感到周遭朋友介紹來的家暴受害者增多了。
對新冠的恐懼、疫情反復帶來的焦慮、封控政策對個人行動的限制，令每個人活在高壓之下。被困家中，過度的密切接觸本就容易激發(fā)矛盾。在封控下的小區(qū)，門上貼著封條，受害者是字面意義上的無路可逃。
更令人憂心的是，在家暴行為增多的同時，受害者尋求幫助、得到保護的機會卻減少了，獲得有效救助的可能性降低了。
上海封控期間，Zudy 幫助過一位女性。她的前夫長期家暴，兩人雖然已經(jīng)離婚，她原本也打算帶著女兒搬出去，卻因疫情被迫滯留。她通過朋友的關系找到了 Zudy。Zudy 告訴她應該如何與居委會協(xié)商，鼓勵她和警察溝通，建立自己的能動性。最后，在多方協(xié)調(diào)下，這位女性帶著女兒自費住進了隔離酒店。5 月 30 日，上海解封前夕，Zudy 最后一次聯(lián)系這對母女得知，兩人已從酒店退房，住進了親戚家。
這算是疫情期間為數(shù)不多的成功救助的案例。更多情況下，求助居委會，居委會以防疫目標為最優(yōu)先考量，不允許受害者出樓道、出小區(qū)；打 110 報警，警方因顧全防疫大局的需要，無法進入小區(qū)，不一定會立刻出警，或者只能通過視頻遠程了解情況；基層公務員幾乎都在抗疫一線，婦聯(lián)的熱線電話只有少量遠程接線員值班，撥通的幾率不高。
就算聯(lián)系上婦聯(lián)、居委會配合、警察盡職執(zhí)法，受害者能去哪兒？交通停擺，酒店關門，受害者要到哪里尋求庇護（疫情期間庇護所通常用來收容一些街友等）？即便像 Zudy 這樣的志愿者接到了求助信息，能做的也著實有限，因為志愿者本人同樣被困家中。
Zudy 一方面覺得自己的志愿工作比平時「更加被需要」，同時也更焦慮，「如果當事人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自己也會特別擔心，有的當事人會有一些負面情緒，我要去托住這些情緒，會有些自我耗竭的感覺?！?/p>
疫情期間，家暴行為增多的同時，家暴的嚴重程度也在趨烈。源眾的李瑩律師近期經(jīng)手了好幾起家暴案件，一起是丈夫把妻子砍死了，一起是丈夫把妻子推下樓了。
另外，疫情期間的家暴形式更為多樣化。以前來找李瑩的基本是被毆打的妻子，疫情期間，未成年人、老人、施暴者的兄弟姐妹，都曾向源眾求助。
蕭條的經(jīng)濟使得維持生計成了難題，不少人丟了工作，更多人收入銳減。經(jīng)濟壓力、生活壓力成為家暴的一大誘發(fā)因素。
「我一直都說是誘發(fā)，我絕對不說是原因?！估瞵撜f，「因為它不是原因，家暴的原因就是一種對女性的剝削、歧視，以及它背后的性別文化的，這才是深層次的原因。」
調(diào)和還是調(diào)離，李瑩會在尊重當事人真實意愿的前提下，根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酌情處理。如果家暴是疫情下的偶發(fā)事件，施暴者是第一次動手，她會側(cè)重改善雙方的溝通方式，從而降低雙方的壓力感，不讓日常沖突升級為暴力行為。
如果是非偶發(fā)的、長期的、反復的家暴行為，改變溝通方式并不能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家暴其實是一種權力控制。此時，指望施暴者改正并不現(xiàn)實，一定要通過外力來強迫施暴者做出改變。
雖然「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shù)次」這一口號式的論斷已經(jīng)成為流行語，但更準確地說法應該是，如果沒有有效應對，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shù)次。
《T》中文版特別邀請藝術家劉東塬為本文創(chuàng)作了插畫《女痣圖》。作品為三聯(lián)張，第一部分為女性的臉部。
李瑩發(fā)現(xiàn)，在長期家暴的受害者中，沒有人有效地解決了第一次家暴。所謂有效的應對，一是要明確表明「零容忍」的態(tài)度，不是哭哭啼啼地訴苦，而是要嚴肅地告訴對方，這種行為不可以；二是要采取措施，該報警報警，讓對方意識到再有類似的行為，必將承擔相應的責任 —— 即便警察習慣于「輕處理」家暴行為。
在知乎和豆瓣上，能搜到大量受害者對警察的控訴：以家務事為由推脫，以壓力大為由給施暴者開脫，勸女方息事寧人，要求女方多體諒男方。Zudy 說，有些民警對家暴議題認識不深，疫情期間又因為要優(yōu)先執(zhí)行防疫任務，會有部分警察以此為由不出警。然而，如果肢體暴力發(fā)生在陌生人之間，警察從不會無緣無故就讓受害者體諒對方。為什么暴力發(fā)生在家中，就需要特殊對待？為什么家反而成了犯罪的保護殼？
2009 年，北京曾發(fā)生一起震驚世人的家暴案。26 歲的北京女孩董珊珊因家庭暴力死亡。她在遭受暴力的 4 個多月時間里，曾經(jīng) 8 次報警。警方只是勸導，卻并未干預丈夫的毆打。
關于報警以及如何與警察溝通， Zudy 和李瑩都給出了具體的執(zhí)行方法。固定證據(jù)，用錄像、錄音或拍照等方法記錄下傷情或損壞的物品；要求警察做筆錄；要求警察出告誡書，若遭拒絕，可援引《反家暴法》的明確規(guī)定：「家庭暴力情節(jié)較輕，依法不給予治安管理處罰的，由公安機關對加害人給予批評教育或者出具告誡書。」
若傷勢較為嚴重，還應要求警察出具傷情鑒定，輕微傷以上就可以對施暴方進行治安管理處罰。警察可能會以「你自己要考慮清楚，治安管理處罰是會記錄在案的，會影響孩子的前途」為借口?！高@都是扯。沒有任何一個法律說行政處罰會影響孩子高考、參軍、公務員的，沒有。」李瑩說，「除非像貪污、強奸、故事傷害之類嚴重的犯罪會影響孩子的前途，一般性的犯罪都不會有影響。何況治安管理處罰只是一種行政處罰。」
李瑩有過一位當事人，她的傷重到了故意傷害的程度，丈夫要負刑事責任。她堅持走法律程序，不諒解。（如果取得諒解，可以酌定從輕減輕。）家里人不理解，孩子不理解，都要求她諒解丈夫，她堅持不諒解。
為什么要諒解？因為是夫妻，是親人？他傷害我的時候，他要我的命時候，有沒有想過，我是他的親人？如果他真的念及親情，他就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他不顧及親情，而我作為一個受害者，要我把他當親人，要我去諒解他，憑什么？
有人拿孩子來勸，說追究刑事責任會影響孩子的前途。受害人說，即使影響孩子的前途也要追究到底。又有人說，作為母親，你得為孩子考慮，為孩子做出犧牲，不能這么自私。
難道不是對方自私嗎？他對我痛下殺手的時候，他有沒有想過他的行為會影響孩子？我追究他，我依法行事，怎么就變成我自私了？
「大家都在強調(diào)女性要為家庭犧牲，這對女性是不公平的。」李瑩說，「作為女性，我們首先要做自己，而不是做母親，做妻子。我欣賞她的勇敢，我支持她的不諒解。」
然而，如此決絕的求助者只是少數(shù)。隔離期間，想不了解鄰居的作息都難。聽到隔壁傳來女性慘烈的呼喊聲，有仗義的鄰居會選擇報警。而他們得到的，不一定是感謝。有的受害者會告訴警察沒有發(fā)生過家暴，有的受害者甚至會嫌鄰居多事。許多求助者找到李瑩，為的是「不離婚，讓他以后別打我就行了」。
為什么不離開？這算是和家暴有關的最令人困惑的問題。不但外人很難理解她們的選擇，連受害者的家人都無法理解。當孩子長大成人、有力量解救受困的母親，他們發(fā)現(xiàn)，母親似乎并不領情。母親要么不愿離婚，要么答應離婚又反悔，自愿留在充滿暴力的家中。
《女痣圖》第二部分，女性的上半身。在中國傳統(tǒng)觀念里，身體不同部位的痣代表了不同的涵義，藝術家選擇以此表現(xiàn)傳統(tǒng)觀念對女性身體的束縛。
在李瑩接觸到的受害者中，最長的被打了 40 年。受害者的女兒找到李瑩，請她勸母親離婚。受害者的丈夫吃喝嫖賭，有多個外遇對象，但不肯離婚，因為他需要一個免費保姆，一個由他打罵的出氣筒。受害者也不肯離婚。李瑩給身在老家的受害者致電，受害者回絕了溝通，理由是她聽不懂普通話。
受害者的女兒當年 38 歲，她告訴李瑩，自己一輩子不會結婚，后半生要和弟弟相依為命 —— 她的弟弟被父親打得患上了精神分裂癥。后來，受害者逃到北京來找女兒，女兒想把母親帶來和李瑩碰面，母親再次拒絕。
「受暴婦女綜合征」（Battered Woman Syndrome）是美國臨床心理學家 Lenore Walker 基于對 400 名受暴婦女的跟蹤研究提出的概念, 用來定義長期遭受家暴的女性表現(xiàn)出的特殊行為模式。它的核心概念是「暴力循環(huán)」和「習得性無助」。暴力循環(huán)指暴力會周期性發(fā)生, 按照「緊張關系形成階段 - 惡性暴力階段 - 溫馨甜蜜階段」循環(huán)，并逐步升級。
習得性無助則是一個現(xiàn)有的心理學概念。為了研究抑郁癥，心理學家把狗關在籠子里。只要蜂音器一響，來自地板的電流就會對狗施加電擊。被關在籠子里的狗無法逃脫，只能在籠子里痛苦地掙扎。反復幾次后，實驗員把籠子打開。蜂音器再次響起，狗卻并未沖出籠子，甚至沒有嘗試，只是縮在籠子中痛苦呻吟。
要導致習得性無助，令受試者厭惡的刺激須是反復的、不可控的。而這正是家暴的特點。施暴者為了荒謬的理由，對受害者進行反復毆打。為了避免沖突，受害者主動躲避，但施暴者依然會以「態(tài)度不好」或其他借口 —— 為什么沒把家里打掃干凈，為什不好好輔導孩子做作業(yè) —— 為由施暴。他們總能找到理由。
在經(jīng)歷過多個暴力周期后，受害者會逐漸接受暴力事實, 接受自己的無能為力, 不再尋求幫助，放棄改變生活的企圖。
2016 年，張曉燕的母親找到李瑩。張曉燕因不堪忍受長期家暴，服用烏頭堿自殺。根據(jù)媒體的報道，死前，張曉燕曾 5 次離家出逃，每一次都以自行回家告終。丈夫黃學通總會拿孩子威脅她，說她要是再不回來，就把孩子投江。后來，張曉燕不逃了，她聽任丈夫擺布和毆打。再后來，她選擇服毒。黃學通認為這是在以死威脅自己，打了張曉燕鼻梁一拳。當他發(fā)現(xiàn)張曉燕確實生命垂危，要將她送院治療，張曉燕不配合，黃學通用皮帶抽打張曉燕的背部，強行將張曉燕送到醫(yī)院。此時，張曉燕還有意識，但她拒絕回答醫(yī)生的任何問題，即使院方找來了她曾經(jīng)的同事（張曉燕是一名醫(yī)生）。在醫(yī)院里，張曉燕的嘴始終緊閉著，直到死亡給她帶來解脫。
《女痣圖》的第三部分，女性的下半身，以及投射在地面的嶙峋陰影。
家人在太平間見到了傷痕累累的張曉燕，決定報警。經(jīng)警方鑒定，尸體單純性顱骨骨折，鼻骨粉碎性骨折，全身多處皮膚挫擦傷。當?shù)胤ㄔ阂怨室鈧ψ锱刑廃S學通有期徒刑 6 個月。
在長期家暴的影響下，受害者會在不斷矮化自己能力的同時，不斷強化對方的能力，認定自己無法逃脫，認定對方無所不能，對施暴者的威脅深信不疑。李瑩說：「男的一抓一個準，我發(fā)現(xiàn)都是這樣。他能完全掌握受害者的命脈，他知道她的軟肋在哪兒，拿捏得很準?！?/p>
一位受害人找到李瑩。她在某高校任副教授，被家暴了近 16 年。丈夫同樣是高級知識分子，享受特殊津貼。不但有肢體暴力，她的丈夫還經(jīng)常使用語言暴力，說這位副教授「蠢得要死」「比豬還蠢」。
李瑩問她為何不離開，她回答，因為丈夫威脅要把她的眼睛刺瞎，把她的頭割下來，放到她最愛的母親面前。
李瑩問她，你覺得他會這么做嗎？
會。
李瑩又問她，你為什么覺得他會這么做？
因為他說到一定會做到。
李瑩再問，如果他這么做，他不就成了殺人犯嗎？
女副教授說，她的丈夫非常聰明，警察不可能抓到他。
李瑩說，就算警察抓不到他，他還是會被通緝，他就成了逃犯。他現(xiàn)在有名有利，他為了一個「比豬還蠢」的人去做通緝犯，你覺得可能嗎？他為了在他眼里一錢不值的人放棄他的名和利，從此走上逃亡的道路，你覺得他舍得嗎？
當事人這才被點醒。就算受過高等教育，就算接受過思維訓練，長期處在暴力威脅下，人的思維方式和狀態(tài)也會因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Walker 認為，「受暴婦女綜合征」不是一種心理疾病，而是每天生活在暴力陰影下的結果。雖然男性也會成為家暴的受害者，但 Walker 不建議把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中的 Women 改成 Person。她認為，由于男性和女性社會權利與地位的差異，受暴男性和受暴女性經(jīng)歷的心理過程并不相同，男性不會有那么強的無助感。
那位女教授最終沒有離婚。
肢體暴力容易識別，另一種精神暴力卻較難識別，特別是這種家庭暴力被冠以愛的名義?！肝覑勰?，不能接受你跟其他異性做任何交流。」「我愛你，不愿你離開，所以你不要加班，不要出差。」「我愛你，不愿看你那么辛苦，你干嘛還要出去工作？我養(yǎng)你?！怪钡桨l(fā)展成「我愛你，我打你罵你，都是為了你好，因為我那么愛你?！?/p>
受害者慢慢失去了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失去了工作能力，失去了對生活的規(guī)劃，失去了自由，最后失去自我。等到想逃離時，卻發(fā)現(xiàn)早已失去了逃跑的能力。
《女痣圖》全幅。在劉東塬看來，暴力不光是發(fā)生在肢體接觸中 —— 觀念會產(chǎn)生暴力，沉默會產(chǎn)生暴力，甚至文明本身也與暴力緊密相連。
施暴者在控制受害者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時，可能連受害者的一根手指都不會碰。這種行為被稱為「強制性控制」（Coercive Control）。提出這一概念的社會學家 Evan Stark 認為，受害者會把施暴者的強制性控制錯認為愛 —— 特別是在關系初期，特別是當年輕的女孩被年長的男性引誘，特別是當年輕的媽媽無法支撐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受害者生活在由施暴者創(chuàng)造的非真實的世界里，就像在綁匪控制下的人質(zhì)一樣。
在 Stark 和諸多女性權益保障組織的推動下，2015 年，英國認定強制性控制是一種犯罪行為，實施強制性控制的犯罪嫌疑人最高會面臨 5 年的牢獄之災。
肢體暴力和滿懷「愛意」的控制可能并存。副教授的丈夫就曾告訴她，不要跟你那些所謂的朋友閨蜜交往，她們都不懷好意，她們都羨慕咱倆，不要讓她們破壞咱倆的感情。副教授遂不再和閨蜜來往。她失去了社交生活，失去了向外求助的渠道，得到了丈夫的表揚。
作為旁觀者，人們常想當然地認為，受害者「不離開」的行為不可理喻。然而，研究家暴行為的專家認為，受害者的選擇是合理的，是出于理性做出的抉擇。這里的「合理」，指的是受害者以現(xiàn)有的經(jīng)驗和可獲得的信息為基礎，對將來的行為做出了自己預測。
暴力帶來的無力感，長期畸形關系形成的心理依戀，脫離正常生活后的孤立無援，都令受害者迷信于施暴者的權威。根據(jù)以往的經(jīng)驗，施暴者言出必行，說到做到。受害者因而相信施暴者的威脅，認定自己無法逃脫。她們相信丈夫有能力置她們于死地，選擇留下，是因為她們想活著。在她們心中，天平的兩端不是離開還是留下，而是活著還是死去。所以，很多人選擇了留下。
再加上最現(xiàn)實的經(jīng)濟因素。受「男主外，女主內(nèi)」觀念的影響，女性習慣于為了家庭放棄晉升機會，習慣于為了家務活犧牲學習的時間。離開了家，不少女性無法維持基本生活。特別是在疫情的沖擊下，以女性勞動者為主的服務業(yè)、餐飲業(yè)、零售業(yè)、旅游業(yè)等行業(yè)難以開展線上工作。各國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均顯示，新冠疫情下，女性的失業(yè)率高于男性。聯(lián)合國的一份文件警告說，疫情將對女性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對于家暴的女性受害者，疫情帶來的圍困，就是一種其人生狀態(tài)的比喻：她們還被困在暴力中，因無力感而畫地為牢；被困在施暴者的言語中，無論是甜言蜜語還是謾罵侮辱；被困在暴力催生的行為模式中，不敢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被困在社會系統(tǒng)中，好不容易鼓起勇氣邁出第一步，卻被外力一把推回深淵；被困在性別觀念中，女性要為家庭傾盡所有，憑什么敢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她們被困在愛中 —— 不是施暴者所謂的愛，而是自己對愛的向往。在《沒有可見的傷痕》（No Visible Bruises，2019）一書中，記者 Rachel Louise Snyder 詳述了發(fā)生在美國的一起家庭暴力事件。17 歲的 Rocky Mosure 對小他 3 歲的 Michelle Monson Mosure 一見鐘情。Michelle 18 歲那年，兩人已經(jīng)有了兩個孩子。在撫育孩子的同時，Michelle 完成了高中課程并立志成為一名護士。而 Rocky 依然沒有長大，過著吸毒酗酒的迷醉生活。
Michelle 23 歲那年，在忍受了 9 年的家暴后，她終于下定決心離開 Rocky。后者殺死了 Michelle，殺死了他們的一雙孩子，隨后飲彈自盡。
不知 Michelle 在死之前，會不會回憶起那個紅著臉對她表白的男孩？她會不會責怪年輕的自己？雖然她死時依然年輕。她會不會想起曾經(jīng)看過的電視劇、讀過的愛情小說？流行文化總告訴女孩，被愛才是人生的意義所在，愛情可以戰(zhàn)勝一切。她會不會怨恨，為什么沒有人告訴她愛情不是萬能的？Snyder 在書中寫道：「我不相信愛情可以戰(zhàn)勝一切。這個世界上有太多東西比愛情更有力量。責任。憤怒?？謶?。暴力?！?/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