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有幸結識的老師之中，董希文先生是我學生時代印象最深，也相知最深的一位。

    他，是一位使命感很強的人。堅信藝術的理想比一切都更重要，一生堅持油畫民族化這一目標，并告誡他的學生：“一筆負千年重任?！?/p>

    《開國大典》是受到表揚的一個例子，《紅軍過草地》是他在1957年完成的另一幅巨作。董先生以20世紀40年代初曾經(jīng)嘗試過的國畫寫意人物的筆法繪制，這種大筆觸后來被運用在60年代初的西藏第二次寫生作品里。此畫的另一個突破，是色彩的抽象化傾向已十分明顯。全畫以普蘭和橙黃為基調間以土黃和黑色，色彩表情極為嚴峻，被批評者認為是充滿了對革命的悲觀主義情緒，它的確是有一種悲壯的情調。事實上這幅畫是頗富于人情味的，篝火、笛聲、重云，深沉的思緒，但這種悲壯是堅韌信念的頌歌！作為歷史畫，能夠做到這一步可以說已經(jīng)是極其難能可貴。這幅作品是董先生在油畫民族化方面更重要的一次努力。

    寫到這里，不禁憶起許多往事。

    1959年上寫生課時的一幕：當時我以點彩的辦法去畫一盆花，董先生建議我去看看修拉和西涅克的作品，正說得高興，我看到一雙虎視眈眈的眼睛——以為自己有使命必須教訓所有人的學生，氣沖沖地走到董先生面前：“董先生，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講！”董先生被叫到教室門口?！岸壬?，你這是怎么回事？！袁運生至今拒不改造，你還指點他去看那種形式主義的東西！”那氣氛好像教育一名不可言喻的慣犯。董先生只是一言不發(fā)，轉身朝辦公室走去。

    那時，我們工作室的五名畢業(yè)生常聚會在董先生家里談藝術，系統(tǒng)欣賞董先生幾十年來的所有作品。這些日子便是我們的節(jié)日。每次到先生家中都會有兩個食盒放在桌上，一只裝著糖果，另一只是餅干或茶食。董先生總是先出來見個面而隨后借故走出去半小時左右，好讓我們放肆動手，回來后再談藝術。那時節(jié)，學生們胃里太空，和老師一邊談話，吃糖的樣子一定不雅。

    “你喜歡塞尚嗎？”有一天董先生突然問我，聽到我肯定的回答，他眼中放光，感慨地說：“不知道為什么我總是和他有一段距離，使我不能很深地理解他！”我想說，可能是性情的關系，但沒有接下這個話茬兒。回想我曾經(jīng)聽到吳冠中先生講，在杭州藝專時期，董先生曾經(jīng)在色彩方面受到林風眠先生的指評，獨自到孤山上痛哭的往事，當時我不接話茬兒可能是對的。先生嚴于責己的精神實在是他的重要本色。那次我還對于美術教育中所謂基本功的概念發(fā)揮了一通議論，我表示反對強使大家接受統(tǒng)一的，認為是唯一正確的基本功概念。我說，所謂基本功是為了給學生以后的創(chuàng)作生活提供更多的選擇的機會，應當盡可能地擴充基本功所含有的內容，現(xiàn)代的藝術教育應當提供從古典主義直到畢加索之間的所有選擇。這種論調在當時顯然是太出格了，但出乎意料，董先生特別嚴肅且一板一眼地說：“我同意袁運生的這個意見?！睆倪@一天起，我才真正感到我們之間好久以來的親近感覺是有深刻原因的，只是他從來沒有這般無顧忌而已。

    有一天，我們一同欣賞他多年來的作品。差不多所有的畫都看過了，過去的和現(xiàn)在的，變化真大啊。董先生指著自己1942年的一幅《苗女趕場》的油畫說：“本來，我自己心中最中意的是這一條路子?！闭缢Ｕf的，那是筆筆負責、恣意而自由的繪畫。我的內心不禁為之一震！我回味他這條肯定自我的迂回的曲線，暗自下定決心：寸步不讓，寸步不讓地走自己的路。

    董先生的心思全用在繪畫里了，全副精神，全副精力，你看他作畫的表情便是那樣。他的眼神，拿筆時手的揮動都是刻骨銘心的，這是一種心性的表現(xiàn)，無論是藏族喇嘛的早年白描寫生，還是《紅軍過草地》中大筆衣著的描寫，或者再次西藏寫生的那種豪放的飽滿的筆觸，他都是率性而作，這里面留有他的精神。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還手把鋼刀，直戳印章，毫無猶疑（他只有那么大的力氣了）堅持他作畫的主張，要一筆筆畫下去。一筆負千年重任，不遺余力。他的骨灰盒上用了最后一塊自己刻的名章，是那段日子鉆研漢印，熟讀碑銘最后的心得。堅實、肯定、一去不復的刀痕，有情有致的筆畫，這堅忍的情愫，活生生突出了自己的性情。他是以悲壯的情懷與藝術告別，與自己的生命告別的。

    他是一位真正的殉道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