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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瑞圖書法之比較

和黃道周同時代的還有一位頗受爭議的書家——張瑞圖。如果說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人還是尊尚古法的話，那么張瑞圖是完全標新立異、破壞古法的，例如書法講回鋒，他偏用尖峰，書法講藏頭護尾，他偏用露鋒，書法講寬博端正他偏倚斜，他的這種風格在整個書法史上是很罕見的，我們看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反叛型書家。

張瑞圖，（公元 1570--1641），字長公，號二水，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在仕途，他曾官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等職，但他因畏于權勢而依附閹黨魏忠賢，因而在人格上為人所不恥，魏黨倒臺后，他曾入獄，后贖為民，歸居鄉(xiāng)里。

人品不足論道的張瑞圖，在書法藝術上卻自出機杼，在明末革新的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善詩文、工畫，尤以書法為長。然而歷來對張瑞圖的書法淵源極少談及。從其流傳的書法分析來看，他和黃道周一樣其結體從鐘繇出又吸收了章草的元素，用毛加以尖利。他的行草注重橫勢、結體扁平，顯然亦是從源頭而來，但他最顯著的特征是以偏側之鋒大翻大折，因而突出了橫向的動態(tài)，一變其他書家以圓轉取縱勢的筆法，以方峻峭立取勝。

他方折連貫的筆法加上緊密無間的構字，然后再引進咨肆迅捷的氣勢，使他的行草透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齊逸”味道。黃道周書法中雖也有方折的用筆和偏式取勝，但張瑞圖顛覆性的破法在黃道周書法中并不多見，他的書法也因其翻折的用筆卻乏變化而顯的內涵不足難免淺薄，但他的價值不在于對傳統的繼承，而在于這種不羈的創(chuàng)新精神。

與傅山書法的比較

晚期變革浪潮中的最后一位大師是傅山，正如沈語冰在《歷代名帖風格賞評》中說道：

“（晚明書風）由徐渭發(fā)其端，張瑞圖導其流，黃道周、倪元璐揚其波，王鐸、傅山助其瀾，終于成為帖字史上最光彩奪目的篇章。”

傅山生活在明末和清初，他的意義是其特立獨行的創(chuàng)新精神，再者就是“四寧四勿”理論的提出成為清代碑學運動的先聲。他和黃道周、倪元璐、張瑞圖、王鐸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對清代乃至近現代書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傅山（公元 1607--1684）生于明萬歷三十五年，山西太原人，字青主，號米衣道人，石道人等，是明末最有氣節(jié)的思想家和書法家，他博學多才，善詩，書畫，明滅之后，穿朱衣，背母親逃亂于壽陽山中，出家當了道士這種以死拒不應清試的骨氣不同凡響。傅山在書法上擅楷書、隸書、籇書、行書，以草書作品量最多，陳振濂曾評價說：“傅山狂草重其性，強調氣勢，與明代大草書家如徐渭、王鐸等相近，但在磅礴大氣上更勝之?！备瞪皆凇蹲髯质緝簩O》中提出：“寧拙勿巧，寧丑勿媚，寧支離勿輕滑，寧真率勿安排”的“四寧四勿”的書法美學原則，以勁瘦挺拗糾正淺俗的貴族文人書法甜美無骨的惡習，走出一條標新立異拓展浪漫主義書風的新路，對清代及后世書壇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傅山一生基本上以楷書和行書兩種字體作書，在他的書作中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一幅作品中由真、草、行、篆、隸以及有他本人自創(chuàng)的混合體組成，這在明末其他幾位書家身上并不多見，他把這種形式推到了極致，使整篇書法作品產生極強的段落感。另一個就是字體之間的界限常被打亂，比如在寫隸書時并不完全按照隸書的規(guī)范來寫，常把傳世文字、鐘鼎文字、以及古代印章中的，一些結構和用筆因素帶入隸書。

以“為”為例，“為”字的結體是篆書，但上半部寫法卻像楷書，而其中的一些主筆又用楷書或隸書的筆法寫成，在這方面他走的尤為極端，完全打破了多種書體的固有界限。異體字的大量使用，也是書法作品的一個鮮明特征，他的很多作品很奇特且難以識讀，傅山把當時文人書法中書寫異體字的風氣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雖然黃道周也使用異體字，但卻寥寥，傅山則更為過之。

傅山的行草書作品很多是條幅，印象最深的就是尺幅高大，連綿不斷、用筆狂肆，矯如虬龍、縱橫使轉、筆酣墨飽，一氣呵成。用筆森然如長槍大戟般毫宕不羈，結體穩(wěn)中寓險而興隨筆畫、章法錯落起伏而真率自然，具有一種雄奇樸拙、恢弘磅礴的大美。正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美學思潮。由于作品太多，他自己也承認其中不乏粗陋之作，但從其作品中已能充分體現他在草書方面的功力與天分，更為重要的是從他的思想中我們從某種程度上已看到碑學思想的訊息。

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及傅山等人在晚明的書法變革中，身體力行地實踐著、并探索著，他們的創(chuàng)新求變精神無時不影響著清代及近現代的書法。

黃道周書法對沈曾植、馬一浮、來楚生、沙孟海等書家的影響

黃道周書品與人品并重一世，生前身后受人敬仰，追隨者甚眾，影響了一大批書家。象清后期沈曾植的書法，主干便是繼承黃道周、倪元璐一路的，在他之后這種以雄強恣肆帶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書風得到了新的發(fā)展。象馬一浮、潘天壽、沙孟海、來楚生都取法倪黃二人各成自家面目，皆名重一時。后又影響上海一帶的“雄強書風”。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浙江人，一八五零年出生在北京，一九二二年卒于上海，他精于律學、歷史，晚年又研究佛學、道藏。

他對于書法的態(tài)度和黃道周一樣，視之為“余事”，但卻一直用心為之。他早年用心帖學，后立足歐陽詢、米芾，又上追北碑，晚年窺得隸變之根本，則醉心于鐘繇、索靖章草以“備魏取晉”，后又參以黃道周、倪元璐，沙孟海先生曾評說沈曾植的書法“他是個學人，雖然會寫字，專學包世臣、吳熙載一派，沒有什么意思；后來不知怎地，像釋子悟道般的，把數學的秘奧'一旦豁然貫通’。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黃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別人家的死學，方法是用這兩家的，功夫依舊用到鐘繇、索靖一輩的身上，所以變態(tài)更多。專用方筆，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倍牡茏油蹂岢Ｕ劶岸鲙煹臅ㄒ舱f：“先生晚年自行變法，治碑帖于一爐，又取明人黃道周、倪鴻寶兩家筆法，參分隸而加以變化?！?/span>

由此可見，沈曾植的書法是博采眾長、轉益多師走碑帖融合的道路，晚年取法黃道周、倪元璐才形成自己獨特面貌的。他的書法用筆露鋒側下，收筆施以波法，尖銳的起筆加上重頓截出的收筆，再加上質樸、峻削的味道，使得他的書法產生了一種：“結字以拙為工、以生為妙，以不穩(wěn)為勝，欹側之勢，時時犯險，而又能護衛(wèi)照應，渾然天成”的藝術效果。

因此，有人認為：“三百年來之書家，沈氏可推為第一人?！鄙蚴系穆渫厣玻宰緸樯?，以險為勝，以丑為美的書風錯綜變化、一派天機，體現了他不羈的風骨，足見他從黃道周身上獲益匪淺，對當時影響頗深。馬一浮就是其中的一位，馬一浮對沈推崇備至，馬曾道：“人謂余書脫胎寐叟，此或有之。無諱之必要，然說者實不知寐叟之來蹤去跡，自更無從知余書有未到寐叟，甚或與之截然相反處”。馬一浮，浙江人，自幼聰慧，九歲能誦《楚辭》《文選》，博學多能，精通理學、哲學、經學、翻譯，他還是集詩人、書法家、篆刻家于一身，乃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師。

馬一浮留下的書法作品數以千計，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書學直接取法唐碑，他曾遍臨北碑、墓志、造像、題字。在《圣教序》和《蘭亭序》上用功最勤，在隸書上尤愛《石門頌》，他還對《嵩高靈廟碑》情有獨鐘，曾在跋后曰：“拓跋諸刻，此為最早，猶存隸變之跡，結體古拙，以分書波磔出之，足與二爨抗衡”。又得力于沈曾植，上追黃道周，他認為書不入古便不能雅，及入古又要出新，不能泥古不化，要取精用弘，自成一家。他早年的行書作品，字體寬綽，點畫隨意有碑版意味，后期書作將章草、今草熔于一爐，質樸古拙、剛勁遒麗，又不失己意，從中可窺見黃道周遺韻。

沙孟海（1890-1992）是當代久負盛名的書法家之一。名文若，字孟海，浙江人，在詩文、書法上受到馬一浮的點撥。早年取法二王、顏、蘇、以及北魏諸碑，之后融會張瑞圖、黃道周等晚明書家筆意，并進一步去追根溯源，直接臨習鐘繇、索靖諸帖，從而形成落筆恣肆、結字緊湊、墨法沉酣、氣勢雄放的個性特色?？梢哉f他是取眾家之所長才形成自我的風格特色。但黃書對他的啟發(fā)之深可謂有目共睹，由于沙孟海先生生前曾任浙江美術學院書法教授，西泠印社社長之職，故他一生門生甚多，流風所被，至今浙江一帶書壇，仍深受他的書風影響。

另一位深受黃道周影響的大家是來楚生。來楚生，原名稷勛，號楚鳧、負翁等，浙江蕭山人，一九零四年出生在湖北，一九七五年去世。他詩、書、畫、篆刻皆精，就書法而言，他篆、隸、真、草無不擅長，尤以草書獨步一時。

來楚生先生二十年研究黃道周，足見其侵淫之深，來先生慕其為人，遂愛其書，他遍臨了黃氏的大部分書作，然他在臨習時并不滿足于一家的形似，而是將漢魏晉唐、碑版石刻、木簡殘紙融匯貫通，并能巧妙地將繪畫、篆刻的特點融合進書法中，使書法看起來跌宕奇肆、剛健婀娜而富于變化。他在用筆上中側并舉，由于中鋒能使線條渾圓厚重，側鋒能使其書姿態(tài)多變，故其書作縱橫率意卻不顯浮滑無力；結字欹側，左右參差，大小錯落，或正或斜，顧盼有姿；在章法、墨色上往往疏密有致、濃淡相宜、奇趣盎然，很見其功力，可見黃氏對他的影響不謂不深，但最難能可貴的是他雖學黃卻不落窠臼，突破藩籬，能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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