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詞 清初
詩人,類多能詞,作者輩出，如王夫之、屈大均、龔鼎孳、宋琬、彭孫□、尤侗、余懷、徐□、曹貞吉等都有詞集；而以吳偉業(yè)的《梅村詩余》、王士□的《衍波詞》傳誦較廣。吳、王兩家詞都與其詩風相近：吳氏綺麗，又時寓興亡身世之感，〔賀新郎〕《病中有感》極為嗚咽凄楚;王氏小令風韻秀發(fā),略近他的絕句。曹貞吉詞兼有幽麗、雄健兩體，《四庫全書》著錄清初詞集，獨取其《珂雪詞》，聲氣亦大。然而成就最大的，應推陳維崧。陳氏駢文為清初一大高手，有轉(zhuǎn)移□坫之概。其文詞藻富麗，發(fā)而為詞,才華橫溢,倜儻豪邁，接近蘇軾、辛棄疾。陳維崧，江蘇宜興人，宜興古名陽羨，世稱其詞為“陽羨派”。但清初的社會情況與南宋不同，而且文網(wǎng)嚴密，陳維崧不可能直接抒寫和辛棄疾詞一樣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但也注意反映一些社會現(xiàn)實。其詞多至1600余首，題材、筆法比較廣闊多樣。特別是他的〔賀新郎〕《纖夫詞》，用詞直接描寫人民的具體苦難事件，打破詞的傳統(tǒng)題材和手法的限制;結(jié)尾的人物對話,暗效杜甫《三吏》、《三別》的神理,很有特點?！驳麘倩ā场读略~》其四,寫農(nóng)民入城的情態(tài),也頗別致。他的詞有時傾瀉過甚,但如《題鐘山梅花圖》的〔沁園春〕詞,卻不愧“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為一手”(《白雨齋詞話》)的評價?！≈劣诋斝谐錾浴霸~人之詞”著名的，首推納蘭性德，其次有顧貞觀。納蘭性德詞善以白描手法，直寫性情，真摯動人，接近南唐李煜。所作以小令為多，亦以小令為最工,哀婉纏綿,感染力很強。他的〔長相思〕詞寫“夜深千帳燈”,〔菩薩蠻〕詞寫“塞馬一聲嘶,殘星拂大旗”，表現(xiàn)塞外風光，題材新穎，超越前人，尤為可貴。長調(diào)如〔金縷曲〕《贈梁汾》，一氣直說，真切如話，結(jié)構(gòu)渾融無跡，個性躍然紙上，是不可多得之作。顧貞觀作品最佳的，是寄給謫戍在寧古塔的吳兆騫的〔金縷曲〕二首。它用詞代替書信，別開生面；纏綿悱惻，字字皆血淚所成，風格感情，都與納蘭性德《贈梁汾》一詞相似,故納蘭性德嘆為：“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保ā稄椫冈~》自注）
與“陽羨派”詞同時崛起的，有浙派詞（亦稱“浙西派”）?！罢闩伞钡拈_山作家是秀水(今浙江嘉興)朱□尊。而秀水前輩詞人曹溶著有《靜場堂詞》，家藏宋人遺集頗富,朱□尊編選《詞綜》,多從其家假錄，并常與唱酬,同以“崇爾雅,斥淫哇”為尚，可稱“浙派”的先河。朱□尊詩、文、詞兼工,但在文壇的影響,卻以詞為最大。清初詞人，出入唐五代和南北宋,各從所好,不拘一格;為了避免元明詞的浮靡猥雜;朱專門提倡南宋姜夔、張炎一派“清空”、幽雅的詞風。他自己說：“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彼^“恨”，有寄托滄桑之感的，也有屬于艷情和其他的。在寫作上，避滑避俗，用力淘洗，務歸于醇雅，有獨特的成就。其弟子及浙人為詞受有影響的，如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龔翔麟等人，大都以南宋姜、張及史達祖、王沂孫、蔣捷諸家為依歸。然繼起“浙派”詞人成就最大的，要推錢塘（今浙江杭州）厲鶚。厲詞內(nèi)容較單薄，譽之者謂為：“生香異色，無半點煙火氣?！保ā端囖筐^詞選》張徐紫珊語）幽淡有過于朱□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時期，“浙派”在詞壇上占統(tǒng)治地位。此派詞存在的缺點是境界不夠開闊,語言有時流于纖碎。譚獻《篋中詞》評“陽羨派”和“浙派”詞的利病和影響說：“自錫鬯（朱□尊）、其年(陳維崧)出，而本朝詞派始成。顧朱傷于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錫鬯情深，其年筆重,固后人所難得。嘉慶以前為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笔欠鲜聦嵉摹?br> 清后期詞 乾隆后期及嘉慶時期，出現(xiàn)了以張惠言（江蘇常州人）、周濟為代表的“常州派”，取代“浙派”在詞壇的地位。它的影響,歷清中葉而直到近代,比“浙派”來得深遠?！俺Ｖ菖伞睆娬{(diào)詞的“比興”作用和社會意義，以推尊詞的地位，如張惠言說詞要“意內(nèi)而言外”，要“緣情造端，興于微言”，發(fā)揚《詩》、《騷》的比興之旨；周濟說：詞“非寄托不入”，詞人要“見事多，識理透”，“詩有史，詞亦有史”，說王沂孫詞是“故國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體”，等等。他們?yōu)榱艘C正“陽羨派”詞的粗獷，“浙派”詞的輕弱,提倡詞要寫得“深美閎約”（《詞選序》）,質(zhì)實厚重。他們的理論，對清代和近代詞的發(fā)展，起了推進作用。然而他們在創(chuàng)作上，最宗奉的詞人是晚唐的溫庭筠和北宋的周邦彥，又不免偏囿于“婉約”、□艷的形式；他們評論古代詞人的“比興”之作，也多流于附會。張惠言、周濟之外,這派作家還有張琦、董士錫,及作風相近的周之琦等。“常州派”詞人，上無清初明室遺民之恨，下少接觸到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驚風驟雨，所以他們詞中的“比興”，主要還是個人生活和感受的曲折吐露，仍然缺少深廣的社會意義；風格比較厚重，雖能做到“深美閎約”，但形式的綿密也掩蓋不了內(nèi)容的空虛。他們對詞的藝術有新的認識和嘗試,有新的成就,但卻挖掘不到更多的新意境。這是受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使得他們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的貢獻，不能充分地體現(xiàn)他們的理論要求。倒是鴉片戰(zhàn)爭之后，在時代起了大變化的情況下，有些繼承他們的創(chuàng)作傾向的詞人，作品的內(nèi)容和寄托卻較他們豐富。這類詞人，可以譚獻、莊□、王鵬運、朱孝臧等為代表，他們可以說是“常州派”的余波后勁。
當“常州派”主盟詞壇的時期，有不為此派風氣所囿，自為清真哀艷、接近納蘭性德的項鴻祚（后改名庭紀）的《憶云詞》；自為疏雋秀雅，接近“浙派”的郭□的《靈芬館詞》，也各有其特色。譚獻曾推納蘭性德、項鴻祚與近代的蔣春霖，為詞中“三鼎足”(《篋中詞》)。而龔自珍本其為文為詩的新奇瑰麗的思想文采，以為詞“綿麗飛揚”（譚獻《復堂日記》）“能為飛仙、劍客之語”（《篋中詞》），不囿聲律，不拘宗派，更為自具面目。凡此均表現(xiàn)了他們憤時疾俗、厭舊迎新的精神。
清詞的特點 綜觀清詞的顯著成就，可概括為三點：第一，作者多。清詞總集，舊有王昶的《國朝詞綜》，黃燮清的《國朝詞綜續(xù)編》等。今人陳乃乾編《清名家詞》初編已刊印著名詞人的專集 100種；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入選的詞人有3196人。詞人之多，大大超過前代。更重要的,不僅詞人數(shù)量多,而且作品確有較高質(zhì)量的也不少。第二，立論高。“常州派”在詞的創(chuàng)作和批評方面的理論都是眼界較高的，較諸前代有發(fā)展。其他清代詞人的論詞文章或詞話，也不乏獨到之言。這對于近代幾部精采的詞話的出現(xiàn)，有直接的影響。詞的理論的發(fā)展,一方面對清詞的創(chuàng)作有促進作用;一方面也是在清詞的創(chuàng)作成就的基礎上作出的經(jīng)驗體會的總結(jié)。第三，功夫細。清代詞人，無論取法哪一家、哪一派，都不完全局限于此，而是博參約取，用功細密；不以模擬為滿足，力求出新變化，有所創(chuàng)造。他們在詞的意境上受到種種局限，不能得到更大的成就；而在藝術技巧方面的細微功夫,在詞的發(fā)展史上,不愧是后來居上的。
近人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以為清代詩文皆趨衰落，獨詞“駕元明而上”；朱孝臧以為清詞“獨到之處，雖宋人也未必能企及”(《全清詞鈔序》引)。梁氏論清代詩文，朱氏高估清詞，都有偏頗之處；但他們認為清詞超過元明兩代，卻是符合事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