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王丹老師原創(chuàng)
檄文，是中國古代文學的重要文體，有著獨特的魅力。有人認為岳飛的《滿江紅》就是對宋高宗趙構(gòu)的一篇檄文，是一篇戰(zhàn)斗的檄文，是英雄血淚的凝結(jié)。那什么是檄文，檄文的又源起何處呢？
從《文心雕龍》、《文選》、《文章源起》到《唐文粹》、《宋文鑒》，直至清代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等書中，皆將“檄”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來研究?！段男牡颀垺芬?span>“原道” “宗經(jīng)”為旨，認為檄文的源流是《春秋》，屬筆類，“國之大事，惟戎與祭，事出非常，故次詔策?！倍佒频摹额伿霞矣枴穭t認為檄文的起源為《尚書》，“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對于檄文的起源存有爭議。古籍館現(xiàn)有元、明、清多部《文心雕龍》抄本，可資查閱。
《春秋》和《尚書》皆有記言和記事，正如《文史通義》所論，《尚書》中有雜入《春秋》之文，但其記言與記事又有所側(cè)重，更重要的是在記言和記事的敘述特點上，是不同的。
筆者認為檄文起源更偏于《春秋》，其原因如下：
其一，《文心雕龍》認為檄文起源于誓辭，《文心雕龍·檄移第二十》曰：“昔有虞始戒于國，夏后初誓于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就《禹誓》、《湯誓》、《泰誓》三篇誓辭來看，都是有警示曉諭的特征，都是與軍事密切相關(guān)的文體，顯然檄文的起源就與詔策是不同的，并不是普通的詔告之文，而是要事出非常，主要應(yīng)用在軍事上，這與《春秋正義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春秋》大旨，正是符合。
從廣義上的檄文來看，雖然也有非軍事應(yīng)用的檄文，如用以征吏的檄文，如《后漢書》載：“毛義奉檄動顏。”但從檄文本源的誓辭，《文心雕龍》曰：“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保跋男问降奈霓o《文心雕龍》曰：“張儀檄楚，收以盡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毕亩际窃从凇洞呵铩分?，以軍事應(yīng)用為主。
其二，《春秋》與《尚書》在筆法上是不同的，《文心雕龍·宗經(jīng)》曰：“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毕牡奶攸c正符合《春秋》的筆法。
《文心雕龍》曰：“雖本國信，實參兵詐?！保衷弧奥栋逡孕?，不可使義隱?！边@里似乎是矛盾的，實際正是確切指明了檄文的特點，因為檄文是要通諭天下百姓，即《禹誓》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薄兑磺薪?jīng)音義十》曰：“檄書者……曉慰百姓之書也?！毕谋仨氁^辭立曉，讓天下人明白，但又因為是戰(zhàn)爭應(yīng)用的文體，《文心雕龍》曰：“譎詭以馳旨，煒燁以騰說?！眱?nèi)隱微旨，而文辭通達，正是與《春秋》的筆法相同，屬于能讀懂，但實有隱晦之義，不同于《尚書》的辭詭理暢。
其三，檄文以兵爭之文，必須文辭急邁，相比之其它文體如詔告，則有言辭切事，據(jù)事必爭的特點，其中或用典故，或?qū)徶畷r勢，更具有鼓動性，語辭上簡明易懂，而內(nèi)容上要一針見血，打中敵人要害，這就與《春秋》的“一字為褒貶?！毕嗤?/p>
其四，檄文激發(fā)民眾的戰(zhàn)斗性，決定其必有賞罰之體勢，有是非之觀點，《一切經(jīng)音義十》曰：“檄書者，所以罪青當伐者也。又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也。”《史記·殷本紀第三》中《湯誓》曰：“今夏多罪，天命殛之…..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薄妒酚洝ぶ鼙炯o第四》中《太誓》曰：“故今予發(fā)維共行天罰。”《文選》中的《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迸c《春秋左氏正義·春秋序》曰：“五曰懲惡而勸善?！钡拇呵锎罅x是相符合的。
其五 檄文有詳略先后，主要表現(xiàn)為夸大己方之占據(jù)道義上的優(yōu)勢，而鼓舞人心，對己方之短處，則不寫，或婉寫，如《左傳》里《晉侯使呂相絕秦》對晉國的不合道義之處加以掩飾，不提及秦國輸粟給晉國，而晉國卻不救濟秦國等事，《史記》記載的管仲亦隱瞞齊桓公為私怨攻楚的實情，與《春秋》為尊者諱的傳統(tǒng)相一致。
檄文這一文體，因其功用的特殊性，使其具有與其它文體，誥策奏議等的不同的獨特之處。前人學者的一些觀點爭議是值得商榷。
首先在文體分類上，清代的學者是認為檄是以上告下的文體，如姚鼐在《古文辭類纂》寫道：“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倍鴩凇督?jīng)史百家雜鈔》里把檄文歸于詔令類（上告下者），但從檄文的內(nèi)容形式來看，檄文并非全是以上告下的，與詔誥是不同的，按檄文的形式，從上下等級來論，大約分成三類。
其一有君命在身的官員撰寫檄文，來警示告諭下屬或討伐，通諭天下。此種檄文是有王命在身，可以說是以上告下，如鐘會被姜維守劍閣拒之，于是寫移檄《檄蜀文》，其文先頌揚魏國君主，后寫道：“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 這樣的檄文確是屬于以上告下之文。
其二但還有一類檄文，寫作背景是天子已無力控制國事，由權(quán)臣當政，或改朝換代，而各地諸侯及文臣武將，發(fā)起檄文，以約合伐逆，同輔大政。其特點是并沒有君王的命令，即是以下告上，因無上命，如《后漢書·隗囂傳》中《隗囂移檄告郡國》，其歷史背景孝平皇帝已死，王莽代漢建新，隗囂為聯(lián)合各地州牧、郡國等來討伐王莽，其檄文以下告上，再如《文選》之《為袁紹檄豫州》，陳琳將曹操與趙高，董卓相比，他是打出大臣之道的旗號，即所謂的清君側(cè)，這也不是有實際的王命，亦以下告上，非以上告下。
其三，同輩相告，如《史記·張儀列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雙方皆為相，無上下等分。曾國藩在《經(jīng)史百家雜鈔》中把移文歸入同輩相告者一類，而檄移在《文心雕龍》來看，逆黨用檄，順命資移，……小異而體義大同。
因此，筆者認為檄文并不僅僅是以上告下的文體，而是據(jù)不同的對象應(yīng)用時有不同的指向，著重于文勢和氣脈的雄壯，辭氣剛健，要在理論言辭上產(chǎn)生壓倒敵方的優(yōu)勢，而非一定要以等級論之。
另外，在《古文辭類纂》中，姚鼐把韓退之的《鱷魚文》放到檄文類，這是不妥的，《鱷魚文》與檄文的特點并不符合，混淆了檄文與誥令等的區(qū)別，
其次，從檄文內(nèi)容的歷史發(fā)展變化中，可以看到檄文體現(xiàn)出中國的歷史長河里意識形態(tài)演化問題，從而考究從檄文文體的獨特之處。
檄文必須敘事切中要點，產(chǎn)生鼓動性，而要點則來源于檄文體現(xiàn)當時主流的政治人文思想。
正如《文心雕龍》所言：“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薄肮时鲰氂忻?，振此威風，暴彼昏亂?！?/p>
先秦時期的檄文，從夏代的《禹誓》、商代的《湯誓》、周代的《太誓》，可以發(fā)現(xiàn)天道的觀念成為討伐暴君獨夫的依據(jù)，《湯誓》曰：“……致天之罰?！薄短摹吩唬骸啊残刑炝P?！薄渡袝じ适恼x》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蓖ㄟ^檄文的內(nèi)容，反映了當時的哲學觀念，往往是天有人的意志，天是在君主之上，君主要受到天道的約束，君主的行為要符合天道的要求，正如鄭振鐸指出的君主是有祭祀天的人，天有異兆，歷代君主都要責己慰民一下。從先秦到唐宋，都是如此。而討罪起兵的人，必然以天為依據(jù)。但夏代的《禹誓》尚簡樸，多宣訓本眾子民，未及敵人，而到了商代，則在天道之外，加上德行為號召，“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來指責敵人，至周代，更進一步，把先祖之樂等罪告示天下，都是針對本地子民的風俗，并按當時的社會理念來宣示，起到一針見血，一字褒貶的鼓動性和文章的氣勢之盛。
到了春秋時期，周天子雖已無法真正的控制天下，仍有尊位，如管仲隱齊桓公的私怨伐楚時，其文辭以昭王南征不復，包茅不貢，王祭不具等幾條來責難楚王，《文心雕龍》曰：“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呂相絕秦要點則以秦國背恩忘情，擾晉之邊境，因秦攻晉在先，這條亦是實情，但背恩忘情，晉國也是一樣，但管仲和呂相的理都占有力的一方，無不體現(xiàn)著諸侯紛爭時期的禮崩樂壞，天道之不行，而更依據(jù)君主的權(quán)威和各割據(jù)方的實力來撰寫檄文。
到秦末時，楚漢相爭，由于秦朝的大一統(tǒng)，秦始皇的一系列的建設(shè)統(tǒng)一政體的行為，重新樹立了君主的權(quán)威，《史記》中劉邦數(shù)項羽之罪殺秦降王子嬰，單獨列了一條。雖秦暴虐，但由于君主之制度統(tǒng)一在當時還是有一定民望的，劉邦抓住當時的社會輿論要點以打擊項羽。
《文心雕龍》曰：“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睎|漢之時的檄文則已吸收了前代這類文辭的要點，已成具體的文體形式。在內(nèi)容的取材，政治性的偏向，及辭采氣勢方面，都已成熟。以此文而言，也屬于以下告上一類的檄文，站在當時被王莽新朝的利益受損的一方，來指責新朝，亦有一些不實之論。
到了三國時期，著名的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劉勰認為其文：“雖奸閹攜養(yǎng)，章密太甚，發(fā)邱摸金，誣過其虐。”而《三國志》則提出曹操不解為何罪及其父祖？陳琳謝罪。
筆者認為，這個評價是因為東漢末亂，宦官專權(quán)，陳琳此舉是為了引起仇視宦官的人來聯(lián)合打擊曹操，而非無意而為。且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自稱中山靖王之后，可見又是漢代的大一統(tǒng)，使得君王這個旗號還是有一定的號召力的。而陳琳無法以君主之命除操，只能代袁紹來數(shù)落曹操為趙高、董卓之流，因為當時討伐董卓為天下之共識，所以陳琳只能以清君側(cè)為名來指責曹操。
待到唐朝，駱賓王的《代李敬業(yè)討武氏檄》這篇文采華茂，氣勢非常，用典屬切的絕佳文章中，開篇的所謂“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薄皻㈡⑼佬?，弒君鴆母?！鼻罢邽閷m闈內(nèi)事、弒君之事，全無憑據(jù)，因而武則天皆不在意，而當她讀到這句：“公等或居漢地，或協(xié)周親；或膺重寄于話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才動以顏色，這正是因為此句具有極大的動人心處，有先帝之命，就是君王的號召，就是以上告下，且有實據(jù)，這些受爵祿的顧命大臣皆有感動，何況先帝尸骨未寒， 更以細節(jié)打動民心，這證明檄文并非全是夸張之詞，就便是夸張之處，也須有公眾皆知的某些事實為基礎(chǔ)，再雜以權(quán)術(shù)，才能起到作用。
綜上所述，檄文中的要點集中體現(xiàn)了當時的社會主流政治人文理念，由此可見檄文之明賞罰、據(jù)事切、定褒貶、角權(quán)謀、算強弱、指天時、審人事，皆是其文體的內(nèi)在核心性的要求，在此基礎(chǔ)之上，其文辭爭切，詭氣盛厲辭，剛健體勢，事昭理辨，辭斷果毅，成為其文章之文采表現(xiàn)。
從對檄文的源流的考辨，及檄文文體在政治和歷史背景下，由于其用途的獨特性所具有的文體特點的研究，對文學史上的文體研究發(fā)展，及了解我國古代的一些政治、歷史和哲學觀念，都是極其重要的。檄文文體的研究對古代的應(yīng)用文體的研究也有可借鑒之處。
讀原版國學古籍，品中華五千年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