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和議、慶元黨禁和韓侂胄北伐是南宋歷史上的三大事件。王夫之不僅據(jù)實澄清了這些事件的真相，而且依據(jù)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則作出了與道學家不同的價值判斷。其中最精彩的，是對士大夫以所謂“君子小人之辨”來進行權力斗爭的全面揭露和憤怒譴責，以及對理學士大夫道德評判之可靠性的深刻質疑，其知人論世眼光之獨到，無異于給李贄的“君子尤為誤國論”作了非常系統(tǒng)而詳盡、出色而生動的解讀。
(一)論紹興和議
紹興八年(1138)和議訂立不久，金國就于次年毀約進犯河南。為消弭主戰(zhàn)聲音重新言和，高宗于紹興九年(1139)七月授意秦檜：“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1)。道學的“君子小人之辨”成了宋高宗維護其“國是”的一根棍子。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被宋高宗完全顛倒了。
宋高宗為什么“以求和為幸”？《宋論》卷十《高宗屈辱于女直》分析了其原因：“宋自置通判于諸州，以奪州鎮(zhèn)之權，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則為左遷。富庶之江南，無人也；巖險之巴、蜀，無人也；要之荊、襄，無人也；樞要之淮、徐，無人也”。不是“與士大夫治天下”嗎？可士大夫又是些什么人呢？“峩冠長佩，容與于天下，賢者建宮墻以論道，其次飾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財以自潤”。這就是宋朝士大夫的一般狀況，不是高宗時才如此，“天子且安之，曰：‘是雖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在這種情況下，“則求如晉元以庸愞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難乎？”（2)王夫之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據(jù)實指出紹興和議實際上是絕大多數(shù)士大夫的要求。他說高宗建炎年間，“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黃也。張浚、趙鼎力主戰(zhàn)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戰(zhàn)求和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肮矢咦陲h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特操，所必然矣”(3)。這一說法亦可從朱熹著作得到印證，朱熹在談到紹興八年和議時說：“秦檜主和，虜歸河南，上下欣然?！?4)
至于紹興十一年(1141)的奪兵權、殺岳飛，王夫之據(jù)實指出：“在廷之臣，且以為子翚、慶父之禍可永杜于百年?！?5)說明奪兵權、殺岳飛并不只是宋高宗和秦檜的主張。據(jù)《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載：“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將以分其勢?！?6)又云：“自渡江后，諸大將皆握重兵難制，張浚、趙鼎為相，屢欲有所更張，而終不得其柄?！?7)李綱亦上疏言：“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十數(shù)萬人，平居已不能運調，而況于倉卒擾攘之際乎？”建議“遵祖宗之成憲”以“消弭后患”(8)。紹興七年(1137)張浚獨相時，更曾誣陷岳飛“脅迫皇上”；出而經(jīng)略川陜，又以莫須有罪名殺害陜西抗金名將曲端，此事發(fā)生在殺岳飛之前。
又據(jù)《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紹興十一年十二月”記載，在廷議時，百官中反對殺岳飛的只有李若樸、何彥佑二人，而“眾皆非之”，紛紛站出來為強加給岳飛的罪名作證。直到宋寧宗慶元四年(1198)，孝宗時期的主戰(zhàn)派士大夫王明清仍在贊頌“盡取兵權，殺岳飛父子”為“檜之功不可掩者”(9)。對于胡寅等人觸秦檜之怒的真正原因，王夫之認為是由于他們想掩蓋胡安國與秦檜的關系，從而把罪責全部推給秦檜的結果：“其子弟欲為之蓋愆，徒觸怒以竄死，而終莫能挽哉？”(10)之所以“終莫能挽”，是因為大家都知道胡安國在兵權問題上與秦檜同道。
(二)論慶元黨禁
宋寧宗慶元年間，宣布道學為“偽學”，貶逐朱熹及其門生蔡元定和同黨共59人，史稱“慶元黨禁”。直到嘉泰二年(1202)，才正式宣布“弛偽學偽黨之禁”。王夫之認為，道學被宣布為偽學，是朱熹自取其咎。
王夫之的這一觀點與李贄一致。李贄曾說過：“道學之受禍，晦翁導之也?！蜈w為丞相，朱為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胄為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jīng)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后已?！?11)但王夫之將事件的起因說得更加明白透徹。他認為，之所以會有“慶元黨禁”，是因為朱熹采用了小人的陰毒手段去陷害韓侂胄的結果：“侂胄之深怨朱子者，以爭殯宮故也。當是時，侂胄勤勞方著，惡跡未彰，即欲防其奸而斥遠之，亦無可施其憲典。唯殯宮一議，足以傾動宮府，置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加諸丁謂而俯首以死海濱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計?！瘉腚兄畩Z魄寒心，與朱子不并立之勢成矣”（12)。
所謂“王孝先以加諸丁謂而俯首以死海濱者”，說的是北宋王曾“以山陵水石竄丁謂”之事：“真宗崩，嗣君始立，(王)曾與(丁)謂分執(zhí)政柄，兩不相容?！ブ艘陨搅旮淖鳎ㄋ?，而為之辭曰：‘謂欲葬真宗于絕地，使無后嗣?！吕自使в诖蟊伲Z謂于海外。嗚呼！此小人陷君子之術，而奈何其效之邪？……君子之道哉？”(13)王夫之認為韓侂胄當時“勤勞方著”，而朱熹竟采用“假于時日卜筮以惑民”“為君子者，何忍出于此邪”的手段欲“置諸不赦之罪”，乃是導致“慶元黨禁”的真正原因，是道學家“褻其身心……而自罹于咎”。王夫之還指出，韓侂胄報復朱熹對自己的陷害，只是讓他“優(yōu)游林泉”(14)。而后來為朱熹復仇的道學家史彌遠(楊簡弟子、陸九淵再傳)則不然，他是通過偽造圣旨，用暗殺手段將韓侂胄活活打死的。
在王夫之的筆下，整部宋史幾乎就是一部士大夫們以所謂“君子小人之辨”的名義所進行的權力斗爭史，君子與小人斗，君子與君子斗，小人與君子斗，小人之間互相斗，而且大家都以君子自命，視對方為小人。對于士大夫這種熱衷于權斗的惡習，王夫之深惡痛絕，他說：“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君，豈借朝廷為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15)基于對士大夫權斗手段之陰毒的了解，他感慨道：“君子小人之相去，亦尋丈之間而已矣”(16)。
(三)論韓侂胄北伐
王夫之首先勾勒了南宋時期主戰(zhàn)與主和兩派之爭的總體線索，他說：“宋自南渡以后，所爭者和與戰(zhàn)耳。當秦檜之世，言戰(zhàn)者以雪仇復宇為大義……當韓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為本計?！瓐?zhí)檜之說，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于君也。執(zhí)侂胄之說，則可以勝檜矣，侂胄未嘗不以雪仇復宇昌言于眾矣。反檜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彌遠。……侂胄倡北伐之謀，而岳飛之恤典行，秦檜之惡謚定，彌遠修講好之說，而趙汝愚之孤忠顯，道學之嚴禁弛……”(17)對于韓侂胄北伐，王夫之強調：“北伐非其罪也?！渭幢狈ザ〈?，自可更圖后效；乃以挑釁渝盟為侂胄之罪，然后人心靡，國勢頹，至于亡而不復振。故延廣逐而石氏之亡決，侂胄誅而趙宋之衰成。身為大帥，知有戰(zhàn)而不知有降，其官守也。延廣蒙譏，則岳鵬舉之殺，其秦檜再造之功乎？”(18)他認為，殺韓侂胄，正如秦檜殺岳飛一樣，是同一性質；與后晉罷免景延廣一樣，其后果都是加速了滅亡之禍的到來。
至于“以挑釁渝盟為侂胄之罪”，則是道學家按照朱熹所闡發(fā)的《春秋》大義作出的。《朱子語類》載：
僩云：“如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朱熹)曰：“這事難說?！本弥?，曰：“凡事貴謀始，也要及早乘勢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魯莊公之事，他親見齊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又親與之宴會，又與之主婚，筑王姬之館于東門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為如此，豈特不能復而已？……漢武帝引春秋‘九世復仇’之說，遂征胡狄，欲為高祖報仇，《春秋》何處如此說？……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詭耳！……孝宗即位，銳意雪恥，然事已經(jīng)隔……所以當時號為端人正士者，又以復仇為非，和議為是。而乘時喜功名輕薄巧言之士，則欲復仇……只志在脫賺富貴而已?！?19)
朱熹的這段論述，正是給韓侂胄定以“挑釁渝盟”之罪名的依據(jù)。金國皇帝詔書給韓侂胄定的罪名也是誣其“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20)。其實這一罪名完全不能成立。韓侂胄派往金國的使臣方信孺就曾面折金國元帥：“‘爾失信，故我失信?！瘞浽唬骸液螢槭?？’方徐謂曰：‘我之用兵在某月日，爾之誘逆曦在某月日。以月日先后計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瘮撤涮剿啪念惾舸?，故語塞?！?21)可是，正當方信孺與金國君臣據(jù)理力爭之時，臨安的道學家們已經(jīng)砍下韓侂胄的頭顱準備送往金國了。
史彌遠當政后，重演了殺害岳飛以后格外尊崇道學的一幕，且道學的地位更高了。對此，王夫之悲憤地寫道：“自史彌遠……解道學之禁，褒崇儒先，而請謚、請贈、請封、請錄子孫、請授山長，有請必得，迄于蒙古渡江，旦夕垂亡之日而不輟，儒者之榮也。嗚呼！以此為榮，而教衰行薄，使后世以儒為膻，而儒為天下賤，胥此啟之也。……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動天下之利于為儒，則欲天下之弗賤之也，不可得已?！?22)這些話說得何等沉痛！
注釋
(1)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第2100頁。
(2)王夫之：《宋論》卷十，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218～219頁。
(3)王夫之：《宋論》卷十，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217、218頁。
(4)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八，第3196頁。
(5)王夫之：《宋論》卷十，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234～236頁。
(6)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第2247頁。
(7)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第2772頁。
(8)李綱：《應詔條陳八事奏狀》，載《全宋文》第170冊，第209頁。
(9)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載《全宋筆記》第六編第二冊，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頁。
(10)王夫之：《宋論》卷十，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235頁。
(11)李贄：《藏書·趙汝愚》，載《李贄文集》第3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693～694頁。
(12)王夫之：《宋論》卷十三，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300頁。
(13)王夫之：《宋論》卷三，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101～102頁。
(14)王夫之：《宋論》卷十三，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301頁。
(15)王夫之：《宋論》卷七，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186頁。
(16)王夫之：《宋論》卷三，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103頁。
(17)王夫之：《宋論》卷十三，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303～304頁。
(18)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三十，載《船山全書》第10冊，第1143頁。
(19)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八，第3198～3199頁。
(20)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戊集《遺事》，第163頁。
(21)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函韓首》，第75頁。
(22)王夫之：《宋論》卷十四，載《船山全書》第11冊，第3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