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派與政爭的關系看，“紹興學禁”關系到南宋整個時期的學派、學術與政爭，它不僅凸顯道學內圣與外王之一體兩面性格，也成為整個南宋政派與學派斗爭的新起點。因此，“紹興學禁”不必與北宋之黨爭劃在一起，而應看作南宋黨爭、政爭的開始階段。孝宗時期則是它的繼續(xù)，是第二個階段。對“紹興學禁”的深入分析，不僅可以澄清和加深對程朱道學性格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對南宋政爭與學派內在關系的了解。
一 紹興學禁概況
“紹興學禁”是緊接“元祐黨禁”而發(fā)生的?！霸v黨禁”時，程頤當時還活著，被差涪州編管，程學亦被禁。但隨著北宋淪亡，事情就反過來了?！端问贰J宗本紀》：“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保ㄍ趺髑濉稉]塵錄·前錄》卷三以為范仲淹系有司筆誤，原意是追封其子范純仁。）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罷青苖錢。”（《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五），十二月，擢楊時工部侍郎兼內殿侍講，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座右。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子孫不許入朝仕宦。這是北宋王安石派與反王安石派斗爭的繼續(xù)。揚時是程頤門下在徽欽兩朝中任職的僅存碩果，欽宗時曾上書，要求奪王安石爵祀而以二程代之，未果。
建炎四年，賜進士張橫浦九成第一。張是程學在南宋的又一代表人物。
紹興元年，高宗諭張守、秦檜：“黨籍至今，追贈未畢，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卑嗽?，秦檜相，贈伊川直龍圖閣（《宋史紀事本末》列為元年七月），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繼續(xù)褒揚程學。
四年五月，授尹和靖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尹和靖是程頤門下與揚時齊名的學者，曾因科舉有反二程學說的試題而拒絕應試，其耿耿忠心和正直，深得程頤賞識。尹的任職是高宗此時獎褒程學的又一舉動。九月，趙鼎被任為相。
六年，趙鼎、張浚并相。趙是推崇程學的。朱震上書，論孔、孟之學傳于二程，宣揚程頤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的觀點，大力表彰程學。五月，程門另一著名弟子謝良佐之子克念特補右迪功郎。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謂：“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自熙、豐以后，主安石之學，著為定論?！┭霰菹隆兲煜曼h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朝廷之臣，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舍此皆非也。取頤之學，令學者私焉，非獨營私植黨，復有黨同之蔽……終至惑亂天下后世矣。”（《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7）從之。陳公輔從朋黨立論，但打擊的重點是程學。李心傳《道命錄》卷三：“自崇寧后，伊川之學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钡藭r談不到是“禁學”，不過是抑制趙鼎用人專任程學這一傾向而己。趙去相后，陳又請求“明詔多士，今次科舉，將安石新經(jīng)義與諸儒之說并行，以消偏黨?！保ā端卧獙W案·元祐黨禁·附攻專門之學者》）故第二年五月，張浚薦胡安國于朝，帝召之（《宋元學案·紹興學禁》記為三月），除為徽猷閣待制、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圣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胡安國曾問學于程門上蔡、楊時，自稱于楊、蔡“義兼師友”，“自得于《遺書》為多”，亦是程門反王安石學術的干將，曾著《三經(jīng)義辯》。針對陳公輔之言，胡上疏謂：“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程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境约蔚v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頒行，羽翼六經(jīng)，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弊嗳耄惞o與中丞周秘、侍御石公揆交章劾其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紹興學禁》謂：“乞封爵邵、張、二程，列于從祀。奏入，報聞，陳公輔、周秘、石公揆共劾胡安國學術頗僻，行義不修，改胡安國提舉太平觀?！边@是程學與反程學的又一次斗爭。胡的主張不僅沒有被采納，高宗還實際上接受了陳公輔的意見。
紹興八年十月，趙鼎免相，秦檜個人獨專大政，十一月，秦檜秉承高宗意旨，堅主“和議”，引起極大反對。直學士院曾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成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許忻、胡詮并抗疏。呂本中、張九成、張戒、王庻、陳剛中、李光、肖振、汪應辰、及馮時行等皆持反對態(tài)度。這是高宗朝圍繞和戰(zhàn)之“國是”的一次大的斗爭?！皣恰庇媒裉斓脑捳f，即是關系全部政治的政治路線，是當時政治的頭等問題，關系南宋政權的存亡安危。在這個問題上，贊成還是反對，兩者只能取一，沒有折衷妥協(xié)的余地。因此，隨著高宗的決意妥協(xié)求和，抗戰(zhàn)派迅即被一一驅逐打擊。
十年八月，貶斥倡“和議”者：張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陳剛中知安遠，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等等。
十二年，胡詮編管新州。曾開、李彌遠落職。
十三年五月，張九成坐趙鼎黨，南安軍居住。
十四年，四月，秦檜請禁野史。八月，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十月，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橫渠之學，自是又設專門之禁，逮檜死乃已。至此，政治上“國是”的斗爭演變?yōu)橐淮握嬲摹皩W禁”。
十五年，四月，秦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乃封天下赦書，內云：“勘會數(shù)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禁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進一步打擊程學等所謂“專門議者”。
十八年，十二月，胡詮竄于海南。
二十年，正月，胡寅竄于新州。九月，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查禁與對程學的打擊進一步嚴厲。
二十三年，十一月，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二十四年復論。
二十五年，十月，張震乞申劾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到此，禁學達到頂點，連鄉(xiāng)間學校都不許程學有立足之地。此年秦檜死。
二十六年，六月，葉謙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程學被解禁。凡被禁共20年。
以上是“紹興學禁”的基本過程?？梢钥闯觯敖B興學禁”是南宋伊始的又一次“元祐黨禁”。與“元祐”不同的是，一是“國是”的內容有變，代替紹述神宗與王安石新政的，是贊成或反對“和議”這一新的“國是”；二是“元祐”主要是政爭，被列入“黨禁”的有程學學者，也有司馬光、蘇軾一系學者及其它學派的人。但“學禁”卻只是針對程學，而這亦并非因為“程學”本身的學術性格，而是因為程頤是以程學學者身份“布衣”走進朝廷，扮演新政的反對角色的?！敖B興學禁”則是針對程學本身及其學術性格，確是一次真正的“學禁”?！端卧獙W案》的編者把它命名為“學禁”，而“元祐”稱“黨禁”，可謂“畫龍點睛”，抓住了事情的本質和要害。
二 被迫害的程學
紹興學禁之集中目標打擊程學，揭示出南宋程學與反“國是”——“和議”，有內在關系。
紹興八年，反對秦檜“和議”這一“國是”的人很多，有曾開、許忻、胡詮、王庶、張濤、晏敦復、魏矼、李彌遜、梁汝嘉、尹焞、樓照、蘇符、薛徽言、方廷實、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陳剛中、樊光遠、張通古及諸多抗金將領。加上以后被陸續(xù)打擊及因此而受到牽連、影響的士大夫，除武人外，這一群人基本上可稱之為道學家群體。這些人中（包括波及的），趙鼎、尹焞、王蘋、胡安國、王居正、喻樗、李郁、劉勉之、胡寅、胡憲、胡宏、朱松、劉珙、曾幾、范如圭、薛徽言、胡襄、韓璜、汪應辰、蕭振、鄭伯熊、游九言、張九成、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等，屬于程系學者；胡珵、李光、李彌遜等，則屬司馬光一系。這兩系人員是反“和議”的主要政治力量。
趙鼎，崇寧五年進士及第，對策斥章惇誤國。高宗即位，累除司勛郎官。久雨，詔求闕政，趙上書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辟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沒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于是。”上為罷安石配享。（《宋史·本傳》）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拜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薦范沖為翊善，朱震為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上怒。趙說：“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為罪?！迸c檜意不合，被罷相，徙知泉州、潮州安置，移吉陽軍，不食而死。趙鼎雖非程門，但學術思想與程門幾乎完全一致，其上書集中貶斥王安石功利與虛無之說。所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劉大中、常同、林季仲等，皆程門或與程門關系密切者。
尹焞，為程頤四大弟子之一。紹興八年，除秘書少監(jiān)。秦檜主和，尹上疏反對，又遺書于檜，檜大怒；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尋遷一官致仕。紹興十二年卒于會稽，年七十二。疾革，門人稱遺表，尹說：“某一部《孟子解》，便是遺表?！保ā端卧獙W案》卷27）
名單中，列在《宋元學案》卷25《龜山學案下》的有： 陳淵。陳，楊時婿。紹興五年，以胡安國薦，為樞密院編修官。七年，除監(jiān)察御史右正言，與高宗面論王學之非。“又論秦檜親黨鄭億年嘗從賊”，為秦檜所惡，去職。
王蘋。王師事伊川。高宗駐驆平江，應詔奏三事：正心誠意，辨君子小人，消朋黨。又奏：“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相傳，若合符節(jié)。非傳圣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圣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圣人之心，萬善皆備。故欲傳堯、舜以來之道，擴充是心焉耳！”秦檜惡之，以從子誼坐法株連奪官。（卷29《震澤學案》）
王剛中。王自少攻《新經(jīng)》，及見龜山于陽羨，龜山出所著《三經(jīng)義辯》，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币娓袇?。在兵部時，入對，高宗說：“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之說。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蓖趸卮鹫f：“禍亂之源，城如圣訓。然安石所學，得罪于萬世者，不止于此?！睘樯详惏彩栣尳?jīng)義無父無君者一二條。高宗作色，說：“是豈不害名教！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庇谑且浴掇q學》進呈，高宗即序上面的話語于書首。這在程系中，也是反王安石之學最為猛烈的。
喻樗。喻號湍石，建炎末進士，謁趙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官校勘。以忤秦檜，出知懷寧縣，通判衡州，致仕。檜死復起。
李郁。李為元祐黨人李深之子。紹興初，以遺逸除敕令所刪定官。秦檜用事，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遁西山。
列在《安定學案》的有：
徐庭筠。秦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徐說：“今日豈歌頌時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未足為中興者五，見黜。其學以誠敬為主，年八十五卒。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道學傳千古，東甌數(shù)二徐”，且大書表之。
列在《豫章學案》的有：
朱松。松，朱熹父，服贗程學與司馬光之學，嘗就學于肖子莊與羅仲素。紹興四年，除秘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秦檜“和議”時，與胡珵共疏抗議。
劉勉之。劉少時以鄉(xiāng)舉入太學。時蔡京方嚴挾元祐書制之禁，劉陰訪伊洛程氏之書，藏于篋底，深夜下帷燃膏，潛鈔而默誦?！蠚w見劉元城、楊龜山，請業(yè)。紹興間，特召詣闕，知不與秦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余年。這種門”，實是對“和議”的反對和抗議。
胡憲。憲為胡安國從父兄子，從胡安國學，悟程氏之說。紹興中，以鄉(xiāng)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獨與劉勉之陰講而竊誦。秦檜用事，無復當世之念。這和劉勉之是同一種神。（卷43《劉胡諸儒學案》）
列在《武夷學案》的有：
胡銓。胡從鄉(xiāng)先生蕭子荊學《春秋》。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秦檜主和，抗疏，言辭激烈。秦檜以胡狂悖鼓眾，編管昭州。
范如圭。范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學，授武安節(jié)度推官，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忤秦檜，謁告奉祠，讀書，不與外事者十余年。
薛徽言。薛從胡文定學。高宗即位，以布衣上書言六事，建炎二年進士。上言帝王之孝在復讎，援漢高帝杯羹之說，直前與檜廷辯，曰：“偷安固位，于相公私計則良便，然忍君父之辱，忘宗廟之恥，于心安乎？”遺疏猶詆秦甚力。
胡襄。胡，紹興進士，早學于胡安國，秦檜時，被認為是趙鼎、胡寅之學，被錮十有余年。
韓璜。韓南渡后居衡山，累官廣西提刑、知諫院。胡文定來衡山，因從之講學，而與致堂尤相善。及在言路，以忤秦檜出，筑室衡湘。
汪應辰。汪學于張九成，上疏反對和議?！队裆綄W案》
鄭伯熊。鄭，紹興十五年進士，秦檜擅國，禁人為趙鼎、胡寅之學，紹興末，伊洛之學幾息，鄭氏兄弟并起，推性命微渺，首倡程氏書于閩中，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卷44《趙張諸儒學案》
胡宏。胡宏，胡安國子。紹興間上書反和議、主抗戰(zhàn)、恢復。秦檜當國，堅不出仕。
列在武夷同調的有：
葉廷珪。葉，字嗣忠，知德興縣，張邦昌偽詔至，不拜。高宗中興，歷官太常寺丞，補中秘府。輪對，議與秦檜不合，出知泉州、漳州。
屬司馬光系統(tǒng)的有：
胡珵。胡學于楊時，以時之命，學于劉元城，進士。趙鼎入相，直翰林，兼史館校勘。與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疏抗爭“和議”，稿出于胡手。秦檜怒，出之知嚴州。李綱去國，遂以胡珵為其黨，罷之，饑寒困窮而死。（卷20《元城學案》）
李光。李以進士歷知開化、常熟、吳江。時言者主王介甫之學，詔榜廟堂。光言：“安石欲盡變法度，則謂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于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于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秦檜定“和議”，面折檜，丐去，知紹興府。（同上）
由上可見，“紹興學禁”中被打擊放逐的主要是司馬光與程頤一系學者，大多數(shù)又是程系學者。而“國是”——反對“和議”是被打擊、放逐、禁錮的主要原因。
何以秦檜為首的“和議”派會守著王學，而反對“和議”的則主要是二程之學，演變成程學與王學的斗爭，并導致對程學的學禁？這里的原因，是因為程學在此時尚學有傳人，勢力日大。王學則哲宗紹述時期為當紅之學，徽欽后期程學解禁，王安石亦從未被除下正統(tǒng)尊榮地位，故兩方面勢均力敵。如果一方早就衰微，當然也就不會有這種斗爭出現(xiàn)了。深層的原因則是學派本身的性格。不能說王學和“和議”有必然聯(lián)系，亦不能說秦檜之主和與其用王學有必然聯(lián)系?！昂妥h”是高宗自己采取的一種政策，李綱“國是”建言中就曾提出過“和議”一策?！昂妥h”與一味屈膝投降，并不相同。高宗曾謂“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必兵連禍結，國無寧日?！备咦谥疀Q心“和議”，是深思孰慮、審時度勢的結果，非為秦檜所誤。秦檜亦非王學學者。但王學之所以可與“和議”不矛盾，而能為其所用，則是有原因的。①
蓋從本質上看，王學的所謂“內圣”，不僅雜佛老為言，亦主要是功利的。這一點，高宗與王剛中的談話，表述得很清楚。王安石變法，主要內容即是財經(jīng)及富國強兵的現(xiàn)實的功利。當時抨擊王學的，也幾乎眾口一辭，認為它“征利”、“興利”，“壞人心術”，“敗壞士風”。一句話，王學的“內圣”之學不是以“倡道德”、“正人心”為首務、為基本精神的。因此它不僅可以在熙寧時期為變法提供思想與理論基礎，在紹興時期也可以與“和議”這種現(xiàn)實的功利考慮不相沖突。魏了翁說：“荊公嘗以道揆自居，而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后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見其為道！荊公以法不預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害不小。永嘉二陳所作《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酥^仁義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荊公判道法為二，后學從而為此說?！保ㄒ姟端卧獙W案·荊公新學略》）就是說，安石之學正好是缺“道”——內圣道德之學，而僅有“法”——道外之法，故其外王事業(yè)是功利性的。功利之說也可以主抗戰(zhàn)，并非必然主和，但在紹興“和議”時期，“主和”是以現(xiàn)實功利為理由和說辭的。故王學可以為他們所用。
程學則不然。它的“內圣”之學是心性、正心誠意之學。它要求成己而成務。個人的人格和道德修身是出而從政、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兩者被要求為“一體兩面”。這種一體兩面的性格，雖并不意謂它必然反對改革、變法，反對興利，反對現(xiàn)實的種種有利于民生國計的政治作為，但它要求一切都要符合儒家的道德標準，則是十分堅定而毫不含糊的。對于改革與變法，它要求有“關睢麟趾之心，而后可以行仁義之法度?！币虼嗽谖鯇幾兎〞r，它與王安石分道揚鑣；在紹興時期，則成為“和議”的堅決反對者。
程學反對“和議”，也有基于形勢利害的分析，但主要是“義”不可和，認為“和議”即是忘君父之仇，而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有如趙鼎所說：“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保ā端问芳o事本末》）有如胡銓抗疏所言：“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shù)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zhí)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yōu)楹?。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后世謂陛下何如主？……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宋史紀事本末》）有如張通古所言：“《禮》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癖菹滦懦饠持H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同上）有如薛徽與檜廷辯時所說：“偷安固位，于相公私計則良便，然忍君父之辱，忘宗廟之恥，于心安乎？”（《宋元學案》卷34《武夷學案》）有如朱松所指出：“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避逃于天地之間?！薄笆磕缬谒讓W（亦指王氏學），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者，常有茍生自恕之心，而暗于舍生取義之節(jié)，使三綱淪墮，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為安。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jié)為先務。”（《宋元學案》卷39《豫章學案》）如此等等。一句話，他們主抗戰(zhàn)，反“和議”，基本論點是“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和議”為三綱五常的“大義”所不許。全部言論表現(xiàn)的基本精神，是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倍@一道德精神及其激發(fā)的抗戰(zhàn)熱忱，是程學的內在本質所固有的。
戰(zhàn)與和，此一時期，無疑是最大的“外王”事業(yè)。依據(jù)程學內圣外王之一體兩面的原則，此時的“外王”以內圣——復君父之仇的道德心為基礎；而道德心在此時期之外王事業(yè)上之表現(xiàn)，則除抗戰(zhàn)外，亦更無其它要務。此所以此時期政治上的政爭——“和”與“戰(zhàn)”，會變成程學、道學與王學的斗爭。而程學與王學的斗爭，也必反映為政治上“議和”與反“議和”的斗爭。程學并無“學派”組織，政治上亦無有組織的政派；但客觀上兩者聯(lián)為一體，不可分割，故秦檜當權，一方面有政治上對他們的“放逐”、禁錮，而同時即有“用王學”而對程學實行“學禁”。
三 孝宗興隆、乾道時期程門學者的 反“和議”與王學
秦檜死，程學解禁。隨著“和議”之“國是”地位的松動，被迫害的程門與司馬光系學者陸續(xù)回朝（如紹興三十二年，孝宗詔胡詮復原官，又詔胡詮、王十朋并赴行在”等等），加以金人背約，引發(fā)戰(zhàn)爭，于是紹興、興隆、乾道間又一次爆發(fā)“國是”——戰(zhàn)與“和議”之爭。朝廷又分成兩大政治勢力——-主戰(zhàn)派與和議派。主戰(zhàn)派的基本成員為張浚、胡銓、張栻、朱熹、劉珙等。主和派則為高宗時期留下的主和勢力與湯思退、陳端禮、錢端禮等。
主戰(zhàn)派仍和紹興八年（戊午）時一樣，以程門湖湘集團一系為中堅，政治上如張浚、劉洪等。思想方面則張栻、朱熹是代表。他們之力主抗戰(zhàn)，亦主要是堅持君父大義、虜仇不共戴天，堅信道德（內圣）力量激發(fā)的忠孝情義，可以使萬眾一心，上下同德，而轉化為抗戰(zhàn)必勝的力量。
如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六日，朱熹《壬午應詔封事》：
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決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苏f不罷……進無生死一決之計，
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
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于進為，而其氣固己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朱子文集》卷11）
充分表現(xiàn)出對道義與精神力量的重視，其批評的矛頭直指主“和議”者的忘君父之仇，只以功利茍安論事。
興隆元年，朱熹奏事垂拱殿，謂：“古昔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yè)；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保ā吨熳游募肪?/span>11）十二月，朱熹《與黃樞密書》謂：“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余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朱子文集》卷24），要求改弦易輒；提出“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皆因循無能，必須舉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以為宰輔主政。這也就是要求改變執(zhí)政團隊，由原被打擊的抗戰(zhàn)與道學之士取而代之。黃干《行狀》謂：“三札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詾橹浦沃庇谥v學：經(jīng)世之務，莫大于復仇?！焙苣芨爬ㄟ@一期的指導思想。
興隆二年，閏十一月，湯思退罷。致書柯翰、魏元履，痛斥四奸乞和誤國?！洞鹂聡臅范骸皶r事竟為和戎所誤……此可為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內外本末一切刓弊，又甚于往年妄論之時矣，奈何！奈何！”（《朱子文集》卷39）十二月，興隆和議成?！杜c陳侍郎書》：“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御之常規(guī)者，講和之說也；內咈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茍逭目前宵旰之憂，而養(yǎng)成異日宴然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保ā吨熳游募肪?/span>24）以“和議”為誤國誤民之大惡。
乾道元年四月，至行在，適逢陳端禮主和，遂請祠。五月，《與陳侍郎書》：“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頹，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于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郁于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w以祖宗之仇，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茍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傾為卑詞厚禮以乞憐于仇之戎狄。……不識今日之所為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朱子文集》卷24）
六月，作《戊午讜議序》，對和與戰(zhàn)有極為沉痛的總結，指出：“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jīng)，地之義，所謂民彝也。故臣之于君，子之于父，生則敬養(yǎng)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于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宰相秦檜，歸自虜廷，力主其事（和議）。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體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shù)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自是以來，二十余年，國家忘仇敵之患，而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籍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jīng)、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于縉紳之間矣?！镂粗h，發(fā)言盈廷，其曰虜世仇不可和者，獨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詮而已。自余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利害之間?！瓎韬?！秦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而不足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后親至于如此之極也?！保ā吨熳游募肪?/span>75）反映出程門學者反“和議”的基本思想和精神。
與朱熹并立的是張栻。紹興三十二年，張拭初次見孝宗，建言：“陛下上念宗社之仇恥，下憫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fā)，即天理也。愿益加省察，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續(xù)資治通鑒》卷137）。以后又進三論，一謂：“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二謂：“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guī)劃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fā)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比^：“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后修德立政……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保ā端问贰肪?/span>429《道學》三）以正心誠意為“抗戰(zhàn)”之本、又以“抗戰(zhàn)”為“天理”，正是程門“內圣外王”一體兩面思想之具體體現(xiàn)。
其他反“和議”學者的言論，和朱熹、張栻幾乎如出一輒，如胡銓的上疏：“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續(xù)資治通鑒》卷138）
反映在學說、學派上，即是朱熹等在反“和議”、主抗戰(zhàn)的同時，亦激烈地進行反王學的斗爭。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朱熹以《封事》稿送李延平，征求意見，李回書說：“要之，斷然不可和。自整頓綱紀，以大義斷之，以示天下向背，立為‘國是’可爾?！保ā堆悠酱饐柹稀罚┡d隆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又致書朱熹，指出：“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之道衰，四裔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知自覺。如前日有旨有升擢差遣之類，緣有此利誘，故人只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闭J為不反王學，不反功利之說，不提倡程學（道義、三綱、君臣大義、復宗廟之仇），抗戰(zhàn)、反“和議”的“國是”就不可能確立。高宗時胡宏上書，也講過類似的意見，謂：“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刮覈揖几缸又g，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混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禍至酷也。”（《宋史》卷194《儒林傳》四）因此，反“和議”與反王學，被認為是一體兩面。可以說，朱熹、張拭及程門學者，其所作所為，即是奉此為歸皋的。
興隆元年九月，朱熹《與延平李先生書》：“熹向蒙指喻兩說，其一已敘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保ā吨熳游募肪?/span>24）朱熹在向孝宗的面奏中，沒有提出反王學的建言。但隨后興隆二年《致陳侍郎書》，即提出，自熙寧初王安石之徒提出“國是”說以箝制眾口，箝制公論，迄章惇、蔡京，五十余年之間，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余烈，至今未已”。（同上）把矛頭直指王安石。張栻《答周子充尚書》第二書謂：“熙寧以來，人才頓衰于前，正以王介圃作壞之故?！保ā赌宪幖肪?/span>19）亦把矛頭指向王學?！叭瞬蓬D衰”主要是就抗戰(zhàn)抗金而言。乾道四年，李燾上《續(xù)通鑒長編》，提出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同年，魏元履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五年，魏即提出，請罷安石父子從祀而追爵二程（不果）。魏元履與朱熹關系密切。朱熹《祭魏元履國錄文》：
“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朱子文集》卷87）魏的反王安石與王學，也可以說是代表朱熹及程門學者的共同意志的。淳熙四年，趙粹中進言去王安石從祀。晚年，朱熹遭受“慶元黨禁”，仍不忘作《讀兩陳諫議遺墨》（《朱子文集》卷70）對王安石思想進行清算?？梢哉f，反王學、反功利之說與主抗戰(zhàn)、反“和議”，作為一種共同綱領與指導思想，是貫徹朱熹和張栻的一生的。
紹興、興隆至亁道年間，主和的人也并非王學學派，但功利權謀之說則與王學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如湯思退倡“和議”時，錢端禮為主和上奏，其理由完全從現(xiàn)實功利考慮，謂：張浚主戰(zhàn)，“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賈怨生事，無益于國?！庇肿啵骸氨邇雌?，愿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錢充淮東宣諭使，又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有用兵不勝，僥幸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明甚?！保ā端问贰ゅX端禮傳》）論奏內容，完全無三綱君父大義之說，只從實際利害立論。又如廖剛，曾受學龜山。秦檜主和議，召廖。廖咨于鄭邦達，邦達說：“和亦是好事?！敝陵I，拜御史中丞，助成和議。曾與龜山說義利，廖說：“義利即是天理人欲。”龜山說：“只怕賢錯認，以利為義也?！敝祆渚痛酥赋觯骸皠偡窃庪S者，但見道理不曾分曉。龜山之言，正為是也?！保ā端卧獙W案》卷25《龜山學案》）朱熹與張栻等之特別在此時期講義利之分、講仁義本心，等等，亦是有見于此。孝宗等之不接受“去王安石從祀”的意見，也是因為“和議”是建筑在功利的考慮之上的。
張栻逝世后，《宋元學案·南軒學案》附錄引朱熹的話：“公嘗有言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瘑韬?，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圣之所未發(fā)，而同于性善、養(yǎng)氣之功者歟！”朱熹如此推崇，亦可以說是懸著反“和議”與反王安石之學這一背景的。
明白了反“和議”必倡程學反王學這一背景，對朱熹紹興末至淳熙時期的思想與學術活動，可以得到更深入貼切的理解。
朱熹在此時期進行的具體工作，有四方面，其全部活動的主軸，即是反“和議”，反王學、反功利之說，同時大力倡程學與司馬光之學。這四方面，一是向皇帝和執(zhí)政大臣上書，反復提出與宣傳復仇與君父大義思想；二是以書信及論文形式，宣傳這一思想，如為魏元履的《戊午讜議》作《序》，與魏元履、張栻等人的書信等；三是寫《記》《墓志銘》《行狀》《跋》等，表彰忠義節(jié)烈，宣傳與闡述抗戰(zhàn)思想。如朱熹《祭汪尚書文》：“何儇媚之狡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奸而即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為乎茲列？”（《朱子文集》卷87）“獻功利之浮說”，矛頭針對王學?！稄埼汗袪睢穭t歌誦張浚的“抗戰(zhàn)”，等等；四是編輯、出版程氏及其門人與司馬光的著作，以擴大程氏學說的影響，培育程學和道學的人才和力量，如《八朝名臣言行錄》、《伊洛淵源錄》、《近思錄》等。此一時期，朱熹隱伏山區(qū)，全力完成上述著作的出版，光大、發(fā)揚程學與司馬光之學，可以說是不爭于朝堂，而切切實實地爭于民間，爭于朝外，是“復仇”“抗戰(zhàn)”的另一種形式的工作。
乾道四年，朱熹作《送張仲隆序》，說：“士大夫狃于宴安無事、而不為經(jīng)世有用之學者，幾年于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fā)憤，以恢復土疆、報仇雪恥為已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嘆。于是天下之士，只承德意，始復相與磨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篘蕘之賤，奮然并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眾多且適于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強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圣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固為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于天下，則自天子以至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可求，功可成’，吾以為茍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保ā吨熳游募肪?/span>75）矛頭指向功利之說，實際即指向王學。
這時期朱熹的反佛批佛，亦是主要著眼于政治的，如謂“釋氏雖自謂惟本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若圣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皆備，而無心外之法?！保ā吨熳游募肪?/span>30《答張欽夫》十）強調“天命、天討”是“心體（內圣）”的內涵，也體現(xiàn)出內圣外王融為一體與不忘“恢復”“抗戰(zhàn)”的精神。
四 孝宗和戰(zhàn)上的兩面態(tài)度與 對“道學”的壓制
上述和與戰(zhàn)的斗爭一直貫穿到整個孝、光時期，只是斗爭的形勢和形式，不像興隆時那樣集中、激烈和鮮明、直接而己。造成這種情況的基本原因，除了金宋雙方都希望隱定、緩和，“和議”得以執(zhí)行而不遭破壞；除了高宗尚在，堅主“和議”以外，孝宗在和戰(zhàn)上的兩面與動搖態(tài)度，是重要原因。
孝宗即位時，少年氣盛，不知兵事之艱危與困難，故主戰(zhàn)之意甚堅、主戰(zhàn)之調子甚高；但在符離大敗以后，知胡人不好殺，本質上即轉為主和思想，重回高宗以“和議”為“國是”的老路。興隆元年，張栻入見。高宗說：“說與卿父，今日國家舉事，須量度民力、國力?！艚鹞从衼y，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保ā独m(xù)資治通鑒》卷138）對孝宗每次必談的“恢復大計”，高宗的宣諭是：“大哥，俟老者百歲后，爾卻議之?！边@成為孝宗在高宗尚在時的基本方針，不同的是，孝宗亦不完全死心于恢復，常懷企望實現(xiàn)恢復之夢，故在和戰(zhàn)問題上，觀望徘徊，主恢復卻并不全心全意、切實以赴；行“和議”，又口頭上講恢復。
興隆和議期間，朱熹《與魏元履書》一：“熹六日登對……次讀第二奏，論‘復仇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圣語矣?！薄昂妥h已決，邪說橫流，非一葦可抗?！薄巴踔埓鬁Y己差副使，不知尚能挽回否？……共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朱子文集》卷24）又：“史去而辛（次膺）洪（遵）皆遷，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愿天意悔禍，有以發(fā)悟圣心耳。”（《朱子文集》《別集》卷1《答魏元履》）對孝宗決意主和的精神狀態(tài)，是極好的描述。
淳熙年間，葉適輪對，指出：“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fā)，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于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保ā端问贰肪?/span>434《儒林》四）朱熹戊申《延和奏札》評孝宗即位二十七年，“非不欲報復陵廟之仇恥，而或不免于畏怯茍安之計?！?guī)摸蓋嘗小定而卒至于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于不立?！保ā吨熳游募肪?/span>14）這都是對上述孝宗兩面態(tài)度的極好描述。
對孝宗和戰(zhàn)“國是”上的兩面心態(tài)，，薛叔似、王質等亦有揭露。薛指出：“陛下即位二十余年，國勢未張，未免牽于茍安無亊之說?！保ā端问贰ぱκ逅苽鳌罚┩踬|謂：“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徹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于是先逐義問，次逐徹，獨徘徊康伯，難于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于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于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shù)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zhàn)，戰(zhàn)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zhàn)、守之事乎？！”（《宋史》卷359《王質傳》）這種和戰(zhàn)不定、徘徊反復的情況，不僅興隆年間如此，一直到以后，亦基本如此。
乾道年間，孝宗任用虞允文、趙雄為相，似乎很能說明有勵精圖治，著意恢復之心。但有如蔡幼學所言：“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并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黙容身，不能持正?！薄敖癖菹率挂套宇A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保ā端问贰肪?/span>434《儒林》四）對虞允文和趙雄的為人和用心，有本質的揭露，亦揭穿了孝宗空談恢復的面目。故乾道六年陳俊卿建議于楊州、和州實行屯守，加強戰(zhàn)備時，孝宗先是探納，隨即又攝于“憚于改作”者的反對而作罷。辛疾棄所獻《九議》《應問》關于恢復的大計，亦以“和議既定，不行”。（《續(xù)資治通鑒》卷141）
淳熙四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被罷后，與孝宗談話，講到“恢復”，孝宗說：“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說：“福建子不可信如此?！保ā独m(xù)資治通鑒》卷145）五年不說恢復，指自乾道九年至淳熙四年。一提恢復則大怒，這很反映孝宗的精神狀態(tài)。孝宗不是恨其五年不談“恢復”而大怒，而是怒其仍談“恢復”。
淳熙五年，陳亮上書，指出孝宗“勵志復仇”，卻“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保ā蛾惲良吩鲇啽揪?/span>1）十五年，高宗去世，陳亮上疏，謂：“高宗皇帝于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沒必有望于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欲激帝恢復?！暗蹖榷U，由是在廷交怒，以亮為狂怪”。（《續(xù)資治通鑒》卷151）實際上，既便孝宗不準備內禪，看陳亮的慷慨陳辭，亦會如此發(fā)怒的。蓋“和議”是其既定方針。如果真想恢復，既便確定要“內禪”，又何致加陳亮以“狂怪”之名？既加此罪名，則誰還敢進言“恢復”？
對南宋政權而言，堅持君父大義，反“和議”，求恢復，政權才能得人心，有合法性。屈膝茍安，忘君父之仇，不僅人心解體，政權亦實際失去合法性，可由別人取而代之。所以當以“和議”為“國策”時，常常會帶來南宋政權內在的危機感。此所以孝宗既常言“恢復”而又不真圖“恢復”、表現(xiàn)為搖擺猶豫的原因，亦所以對陳亮的上言怒責為“狂亂”的原因。陳亮的話實可以作為“討伐”孝宗政權的“檄文”，提供給野心者以“口實”。孝宗朝這種“和議”定為“國策”，但并不敢定為“國是”，抗戰(zhàn)不敢作為“國是”，但又不敢不講抗戰(zhàn)的矛盾狀態(tài)，可以說是導致孝宗朝政爭及學派斗爭的根本原因。
程學提倡君父大義與“三綱”，有利于皇權、君權的鞏固，孝宗是理應支持的；但道學家（以朱熹為代表）渫渫不休的高言恢復、“不忘君父之仇”，此種道德的“清議”，又是孝宗所厭煩和懼怕的。政治上的“和議”方針既定，思想上則轉向現(xiàn)實和功利考慮，故不反王學而“厭”程學，亦是孝宗的真實心意。對程學，孝宗雖不采元祐學禁之法，但一有機會，就出手打壓，并不是偶然的。這看下面的亊實，就很清楚。
淳熙四年，趙粹中建言去王安石從祀，孝宗認為輔臣之言，前后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王雱。朝臣議升范歐馬蘇，亦不果。（《續(xù)資治通鑒》卷145）
淳熙五年，侍御史謝廓然請勿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謝的上疏表面是防朋黨，防分裂，各打五十大板，實際上主要是針對淳熙四年趙粹中去王安石從祀的建言的。
接著即有秘書郎趙彥中上疏，謂：“科舉之文，程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游言浮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jīng)圣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zhí)事，使明知圣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毙⒆趶闹?。（《宋史紀事本末》卷80《道學崇黜》）這是在科舉考試這一關系士風的大局上對程學的打擊。孝宗的態(tài)度何其鮮明！
再過五年，熙淳九年，即有陳賈請禁道學，謂：“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似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得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愿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于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摒棄毋用，以示好惡之所在?！钡蹚闹?。這是由考試而進一步發(fā)展到任用官員和對朱熹學說、學派的打擊，直接以程朱派所標榜的“道學”為攻擊目標。直學士院尤袤反駁說：“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子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茍得，所謂亷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jié)；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于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豈盛世所宜有！愿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庻不壞于疑似?！毙⒆谡f：“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名，真?zhèn)蜗鄟y耳?！保ā独m(xù)資治通鑒》卷148）毫不動搖地堅持對程學的打壓。葉適上疏，指出“道學”的涵義寬泛含糊，打擊面極廣，效果堪慮，但孝宗不予理睬。何以如此？原因在于，“和議”與“道學”的道義及“復仇”之說，本質上是不能兼容的。執(zhí)政之王淮集團，因循守舊，茍同“主和”的現(xiàn)狀，對朱熹道學型官僚企圖改革、更張以謀恢復和擴張勢力，持“敵視”態(tài)度，當然亦是造成孝宗打壓“道學”派的重要原因。
南宋政權政治和道義基礎十分脆弱，故自信心是十分缺乏的。高宗即位后，先是幾乎兵變被殺，又幾乎下海淪亡。秦檜當政，相權又實際上代替了皇權，權柄被架空。種種嚴重事態(tài)，，削弱相權，防范大臣結成朋黨，成為孝宗掌權之一體兩面的特點。而這亦引起“道學”型知識分子及大臣的激烈反對，從而亦加劇著孝宗對“道學”的不滿和厭惡。這是孝宗對“道學”大肆打壓的另一原因。
孝宗的專權獨斷，防止大權旁落，許多人的上疏，都有揭露。如：
林栗言：“人主?；紮嘣诔枷?，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保ā端问贰肪?/span>153《林栗傳》）呂祖謙指出：“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事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jiān)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保ā独m(xù)資治通鑒》卷145）劉光祖對策云：“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今陛下置相而獨取夫奉職守法順旨而易制者克焉。凡今宰相之事，不過奉行文書條理而己?！紫鄼噍p，則近習得以乘間而議政。”這些揭露都是符會亊實的，不過，劉光祖不知道孝宗正是蓄意要用近習議政，而輕相權的。
葉適《趙公（善悉）墓志銘》說：“孝宗嘗謂公曰：‘周天下事，每日須過朕心一遭，留卿相聚，正欲共此，不可遠去也?！w孝宗之有志于治如此。用人必親選，雅不任宰相，宰相往往慚沮。”（《水心文集》卷21）這也一畫出了孝宗獨攬權綱的亊實，不過不過原因固然是孝宗求治，更主要的則要防止大權旁落。
淳熙五年，陳亮上書，指出：“圣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保ā端问贰肪?/span>195《陳亮傳》）淳熙十二年，楊萬里上書：“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睍r帝臨御久，事皆上決，宰執(zhí)唯奉旨而行，臣下多恐懼顧望，故萬里于疏末言之。太常丞徐誼亦諫帝：“人主日圣，則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帝不能用。（《續(xù)資治通鑒》卷150）史書和當時人常說孝宗精明、英斷，銳意恢復；實際上是忽略了孝宗的真實用心。
孝宗禪位后，《續(xù)資治通鑒》評論說：“帝勤庻政，遜位前一日，猶自除吏?！保ā独m(xù)資治通鑒》卷151）這就是所謂的精明能干，但不過是蓄意要集大權于一身而己。
孝宗朝宰相不斷更換，任期大多不超過一年、兩年；王淮為相，才打破常例，一任七年。王入相在淳熙八年，去相在十五年。王之能如此長久，一是懂得孝宗深懼“朋黨”的心意，不搞個人勢力，任用各方面的人。二是保守、“安靜”、平庸、惟奉旨行事而己。三是刻意附和孝宗，吹捧蘇學，以壓抑程學。淳熙八年，朱熹入對，指出：“陛下即位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盡得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續(xù)資治通鑒》卷148）矛頭正是針對王淮.
十五年，沈清臣上書，總結孝宗任相之道：“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謹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詭異，或取之雅實自將，或取之跅跇誕慢，或取之謹畏柔懦（王淮即屬此類——引者），或取之狡猾俗吏?！浜笠钥帐钄?，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奸險敗，以浮夸敗，以貪墨敗，以詭詐敗，以委靡敗。若此者，豈可謂相哉？！”情況真令人吃驚！是真的朝無相材？抑或孝宗“精明”而不知人？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孝宗有意如此，目的是大權獨攬，同時亦便于維持茍安局面。有如陳亮上書所指出：“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亊，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宋史》卷195《陳亮傳》
在瓜分權力的斗爭中，近習貴戚是皇權的瓜牙。他們當權，士大夫鉆營無恥者，投奔其門，正人君子被壓制排擠，導致朝綱委夷，吏冶敗壞，風俗敗壞，人心敗壞，就一切都無可為了。孝宗即既以信任近習權貴戚為方針，與“道學”群的矛盾就不可避免。這也是孝宗反感和打壓“道學”的重要原因。
“道學”群反近習權貴戚的斗爭，貫穿于整個孝宗和光宗時期。興隆初年有反曾覿、龍大淵的斗爭。當時，孝宗即目反對者為“朋黨”，對金安節(jié)說：“朕欲破朋黨，明紀綱”。何以反曾覿、龍大淵即是“朋黨”？（《續(xù)資治通鑒》卷138）顯然，孝宗是把事情類比于東漢末年的“黨錮”，才如此說的。而南宋朝反權奸、近幸的斗爭，與東漢確又是類似的，即反宦官近習竊弄權柄時，都有大學生的抗議與參與。朝內朝外、朝廷民間結成一體。這從皇權的角度看，就是“朋黨”了。這種可怕的事態(tài)發(fā)展，可怕的力量集結，皇權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故孝宗表明態(tài)度：要“破朋黨，明紀綱”.
乾道七年，有反張說任簽書樞密院事的斗爭。張說之妻，為太上后女弟。說攀挨擢拜樞府，時起復劉洪同知樞密院事，珙力辭不拜。張栻時任左司員外郎兼侍講，上疏力諫。范成大亦不視草。事情作罷。張說“罷為安遠軍節(jié)度使，提舉萬壽觀”（《續(xù)資治通鑒》卷142）。但張栻隨即被逐出朝廷，知袁州。而事隔不到一年，乾道八年，孝宗復以張說、王之奇并簽樞密院事。孝宗前一年的收回成命，不過是緩兵之計。這次，李衡、王希呂、莫濟、周必大起而反對。與上年不同，孝宗對四人采取嚴厲手段，周必大、莫濟“與外宮觀”，王希呂“責遠小監(jiān)當”，李衡“左遷起居郎”。另以王曮草制，姚憲書行；并很快擢升王曮為學士承旨，姚憲賜出身為諫議大夫。“由是，說勢赫然，無敢攖之者?！保ㄍ希┬⒆陲@示了對近習貴戚的堅決的支持。
乾道九年，八月，梁克家罷右丞相。梁當時獨相，對貴戚權幸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以與張說議使事不合，求去。孝宗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夏同知院事。（《續(xù)資治通鑒》卷143）清流的主要人物梁克家被解除了相權?！扒遄h”與貴戚幸小的斗爭，以“清議”之失敗告終。
《朱子文集》卷33《答呂伯恭》九：“欽夫去國，聞之駭然。想驟失講論之益，無佳況也?！岬乐y行，亦可知矣，奈何奈何！”《別集》卷六《答林擇之》十二：“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可嘆可嘆！……渠在榻前，僅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彼眾我寡，難支撐耳。
《朱子文集·別集》卷四《劉共圃》五：“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崇信如初，略無變改之效。不知又是何人陳此秘計，欲以柔道不戰(zhàn)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為謀則巧矣，而為國患日深，奈何！”對于反貴戚竊權斗爭斗爭的失敗，朱熹是憂心如焚的。
淳熙五年，曾覿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閣門事，樞密丞旨甘升為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這又引起了一次大的斗爭。當時陳俊卿除江南東路安撫使，赴闕奏事，經(jīng)崇安與朱熹相晤，朱熹鼓動陳上奏，彈論曾覿、王抃及謝廓然等。于是陳俊卿上疏，謂：“覿、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非宗社之福?！瓑某⒅o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圣德?！保ā独m(xù)資治通鑒》卷146）劉珙亦上遺表：“今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謀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賤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同上）。故此年謝廓然的“勿得專尚王、程之末習”的上言，指責程顥崇尚“虛誕之說”，矛頭正是針對陳俊卿、劉珙這些程學言論和勢力的。
隔兩年，淳熙七年，朱熹應詔上封事，尖銳地指出：“宰相、臺、省、師慱、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功利之卑說……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匯分，各入其門?！菹滤^宰相、臺、省、師慱、賓友、諫諍之臣反或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麨楸菹轮殧?，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zhí)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并為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仇恥又何時而可宣耶！”（《續(xù)資治通鑒》卷147）上疏引起孝宗大怒，令趙雄分析，欲加以罪。朱熹提出“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仇恥又何時而可宣耶！”矛頭不僅指向近習權奸，亦指向孝宗“和議”茍安的“國是”。孝宗的大怒和欲加以罪，說明斗爭確是十分嚴重的。朱熹上疏在三月（知南康軍）。五月，孝宗即任命反程學的刑部尚書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同月，秘書郎趙彥中即上疏反洛學，“帝從之”。（《續(xù)資治通鑒》卷147）這顯然并非偶然。
八月，端明殿學士致仕黃中卒，上遺表，“以人主之權不可假之左右為戒”。
淳熙八年九月，孝宗以謝廓然兼權參知政事，謝得到進一步的升遷。十一月，朱熹因災異入對，指責孝宗“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續(xù)資治通鑒》卷148）毫不妥協(xié)地繼續(xù)進行斗爭。
淳熙九年，楊甲獻萬言書，謂：“近歲以來，權幸用事，其門如市，內批一出，疑謗紛然，謂陛下以左右近習為心腹，而不專任大臣；以巡邏伺察為耳目，而不明用臺諫。今中外文武，半為權門私人；親交私黨，分布要近。良臣吞聲，義士喪氣?！保ā独m(xù)資治通鑒》卷148）問題顯然是寸分嚴重的。
六月，朱熹致書宰相王淮，指責“今上自執(zhí)政，下及庻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讬附而得?！鞴珣n國之心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碧岢觯骸敖褡孀谥饜u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敏壞……禍本日深。”（《朱子文集》卷26《上宰相書》）又一次把問題提高到“恢復”的高度。
十二月，王淮指使鄭丙上疏反道學。帝惑其言。接著淳熙十年六月陳賈論道學為“偽學”，“帝從之”。孝宗并非受蒙蔽者，王淮亦并非僅僅因朱熹劾唐仲友之個人恩怨而反朱熹。事情的本質是，兩者代表兩種不同勢力與政治派別。王淮是帝黨、權幸和茍安、“和議”一派。朱熹則以激烈的“道學清議”和大講“恢復”而遭忌。
淳熙十一年，朱熹《答詹帥書》二：“賤跡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為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耶？！”（《朱子文集》卷27）“一德大臣”指秦檜。秦檜為打擊迫害反“和議”者而禁程學。朱熹因詹儀之印刻《四書集注》而重提秦檜，擔心秦檜之全面“學禁”要重演，可見抗戰(zhàn)恢復在朱熹心目中的分量及其和孝宗等當權者主要分岐矛盾之所在。
淳熙十二年八月，朱熹致書陳俊卿、史浩。《與陳丞相書》二：“虜中事不足言。今日之憂，正在精銳銷軟，慣習燕安，廟堂無經(jīng)遠之謀，近列無盡規(guī)之義，阿諛朋黨，賢知狀藏，軍政弄于刑臣，邦憲屈于豪吏，民窮兵怨，久不自聊。季孫之憂，恐不在于顓臾也?！保ā吨熳游募肪?/span>27）《與史太保書》一：“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叵測……。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未有穩(wěn)急于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fā)一言，則永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保ā吨熳游募肪?/span>27）《答史太保別紙》二：“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薦臻，人無智愚，共以為懼?！保ㄍ希┠钅畈煌娜允恰疤斍椤迸c“抗戰(zhàn)”。
淳熙十三年，朱熹作《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頌揚李綱忠君抗戰(zhàn)，痛斥“和議”誤國，謂：“熹惟天下之義，莫大于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于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于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后其君者……。”朱熹說自己“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fā)憤，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朱子文集》卷79），“壯心”即指不忘“恢復”“抗戰(zhàn)”。
淳熙十五年七月，朱熹戊申《延和奏札》批評孝宗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苒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下慰人望?！保ā吨熳游募肪?/span>14）十月，又上封事，揭露孝宗“左右便壁之私，恩遇過當……勢焰薰灼，傾動一時?！研懊?，作淫巧，立門庭，招權勢。將帥巧為名目，奪?。ㄜ娛浚┮录Z，肆行貨賂于近習，以圖進用?！剐闹迹饨粚?，共為欺蔽。……陛下不悟，反寵昵之，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臺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圣王明矣。”“至于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房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jù)于其間，而陛下日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及其作奸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能振于上，是以風俗弊于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shù)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后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續(xù)資治通鑒》卷151）對孝宗朝政治腐敗的痛斥和揭露，可謂不留絲毫情面?！堆雍妥嘣分?，當即有林栗上書，對朱熹進行攻擊。這除了個人恩怨，孝宗不喜道學與朱熹的“清議”，使攻擊者有恃無恐，是重要原因。
朱熹《封事》所謂“十數(shù)年來”，時間正好是淳熙二年以來的幾乎整個淳熙時期。何以以淳熙二年為起點？蓋此年五月，孝宗宴宰執(zhí)于澄碧堂，提出反“請議”、“朋黨”的告諭，說：“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之說，此語一出，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骎骎不己，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可書諸紳。”（《續(xù)資治通鑒》卷144）此一“告諭”或警告，即針對孝宗朝不斷進行的“清流”、“清議”反貴戚、近習，反曾覿、龍大淵、張說、王抃的斗爭。①乾道元年《戊午讜議序》中，朱熹提出，倡“和議”的人是冒犯“清議”，謂：“而向者冒犯清議、希翼迎合之人，無不寅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jīng)、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于搢紳之間矣。”（《朱子文集》卷75）故孝宗所指“清議”、“矯激沽譽”，亦包括朱熹《戊午讜議序》這類言論。由淳熙二年到十五年，十數(shù)年來，朱熹為代表的道學集團之所以受到不斷的排擯壓抑，原因即是“道學”所代表的道義、清議與主恢復、抗戰(zhàn)的力量與孝宗的和議茍安及及信任權奸、近習、貴戚，兩者是不相容的。
封建帝制集權的政治體制，皇帝個人孤立于上，其權力的運轉，必須依靠一批人以為其腹心、爪牙和工具。或者宦官，或者外戚，或者外廷官僚大臣。有如林栗所言；“人主?；紮嘣诔枷?，必欲収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候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zhí)之，豈不誤哉?！保ā端问贰肪?/span>394）除非皇室和國勢強大，否則皇權極易權力下移而成為如韓非所謂“政在私門”，以至弄到最終被禪代。故國勢越弱的時代，皇帝就越是任用親幸近習或外戚。南宋孝宗朝的情況如此，光宗朝亦是如此。故前后聯(lián)系起來看，清流型道學士大夫反權幸近習，反皇帝集權破壞朝綱的斗爭，是南宋政爭的重要內容。而這一斗爭的深層次的起因則仍然是圍繞著“和議”與“恢復”的“國是”進行的。
熙淳十六年光宗受禪后，朱熹《與李誠父書》二：“恢復一事，以今事力固難妄動，然此念則不可忘。頃見先生（李侗）亦常常說今日但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它是第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修政事之意，而稍指切今日宴安放倒之弊，乃為得力耳。”（《朱子文集》卷28）又《與張元善書》：“天下事只有個做，有個不做，無如此依違僥幸之理……。向使憤發(fā)直前，果去禍根，卻未必不做得事也。……不知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后段事？”（同上）“依違僥幸”、“拱手安坐”，這是對孝宗及光宗時執(zhí)政者留正的精神狀態(tài)的批評及描繪；以近幸權奸為“禍根”，則說明朱熹反近幸權奸的斗爭在朱熹歷次上書中的份量之重。
紹熙二年，朱熹致留正書，謂：“自古君子小人雜居并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指出當時葛泌、姜特立為首的近幸集團，“一二小人……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簡要津?！轮两曌徣?，亦或為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保ā吨熳游募肪?/span>28《與留丞相書》九）認為要使政事可為，必須徹底清除他們，希望留正能“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jié)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發(fā)邪氣留于其間，然后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保ㄍ希┲祆洳恢?，任用姜特立等近幸舊人，非光宗胡涂、不能“洞見忠邪之所在”，而正是其本意如此；而這又是南宋政權的脆弱、對外屈膝的處境所內在地造成的。
由上可見，“道學”與反“道學”及反“道學”型官僚的斗爭，最本質深層和核心的因素，仍是“和議”與“恢復”這一“國是”，是它所引起，亦是圍繞它而進行的。
六 “慶元黨禁”與學禁
孝宗于高宗去世后，起用了一批理學型的大臣和士大夫，如周必大、留正、趙汝愚、劉光祖等，似欲除舊布新，亦引起了朱熹等人“欲大更張”的神往與期盻；但這不過是朱熹的一廂情愿而己。這個“道學集團”，作為一個“集團”來看，既談不上“有抱負”，亦談不上是一個“集團”；因為作為頭目的周必大、留正，兩人一上臺就開始了互相斗爭。從兩人的作風和作為來看，周必大循黙不言，處事謹慎，明哲保身，如陳亮《復呂子約》所指出：“周丞相之護其身，如狐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衛(wèi)身矣?！保ā蛾惲良罚ㄔ鲇啽荆┚?/span>27）如李心傳所指出：“拱默無所預。”（李心傳《道命錄》卷六《跋劉德修論道學》）如朱熹《與劉子澄》十三所指出：“趙子直入蜀，前日至武夷別之，亦與說游誠之、周居晦，渠卻云：‘今只要尋個不說話的底人?！创俗h論，似己怕此一等人了。宜乎作貴人也！更進一步，便參到周子充地位矣?！保ā吨熳游募肪?/span>35）在朱熹的眼中，周屬柔順懦弱、老成持重、以恭順取勝的人物。這可能也是周被選用的真正原因。留正的特點，亦是調和折衷，平庸保位，無所作為，談不上是有改革理想的集團領導。朱熹紹熙四年《答詹元善書》三：“近日大除拜（指以葛邲為右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亊，陳骙參知政亊等），一番紛紜，雖公議幸伸（指出內侍陳源宮觀），然自此中外之責愈重，而其人（指留正）之才智局度，猶昔人也，不知何以處此乎？”（《朱子文集》卷46）①對留正的評價是很低的。至于趙汝愚，朱熹評論說：“趙子直政亊都頊碎，看見都悶人。”（《朱子語類》卷132）可以說，“道學集團”作為一個集團，它在光宗朝并不具堅持改革與反保守因循的氣魄，也無任何改革的政績、舉措可言；只是在用人上，他們接近清流，在與近習權幸的斗爭上有所堅持而己。
“慶元黨禁”發(fā)生在寧宗即位之初。它和淳熙年間陳賈、鄭丙反道學的上疏，兩者確有某種類似和聯(lián)系；和光宗朝“道學”與“近習”兩大勢力的斗爭也有某種類似和聯(lián)系，即被打擊迫害的都是道學及道學型官僚，而皇權則支持以外戚、近習為核心的政治勢力；但“慶元黨禁”的發(fā)生如此急劇，有某種偶然性，是種種因素因緣際會造成的：
（一）道學型官僚的領袖是趙汝愚這一特殊的政治人物。趙是趙氏宗室的一員，具有和孝宗一系一樣的代表趙氏掌握政權、繼承大統(tǒng)的資格；（二）趙經(jīng)歷孝宗、光宗至寧宗，積累了大量政治資本和人望，也實際掌握了行政大權。站在他一邊的，是大批道學型官僚及士子：朱熹、留正、葉適、周必大、劉光祖、彭龜年、徐誼，大學生，等等。如此大的力量，一旦高舉恢復，報君父之仇的旗幟，“政變”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孝宗求和茍安的政策，光宗、寧宗一仍其舊。而君父之仇，人人得而報之，得而誅之，更何況趙氏宗室子孫？！當孝宗去世，光宗病不能履喪，政權出現(xiàn)真空，陷入空前危機時，游忡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保ā端问贰ち袀鳌肪?/span>159《游仲鴻傳》）這透露出趙在當時的地位、政治份量和政治可能變化的一種方向。在這樣的情況下，（三）傳出了趙汝愚“乘龍授鼎”的夢兆。它可以解釋為參與定策寧宗即位的大計，亦可解釋為承繼孝宗光宗而為天子的符讖、預言。（四）又恰在此時，碰上了韓侂胄這樣的外戚、政治野心家，并建立了定策的大功，成為皇權最可信賴的政治力量。韓侂胄發(fā)動對趙汝愚及其政治力量的打擊，危言聳聽，急風暴雨，正是利用了這些歷史和政治因素。有如《續(xù)資治通鑒》所說：“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京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wǎng)打盡矣！’侂胄然之?！薄爸\危社稷”即謀反篡權。慶元四年姚愈上奏，說：趙汝愚“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又說趙黨中人（指游忡鴻、沈清臣、張知遠等）“以為汝愚乃楚王之裔，為壽皇養(yǎng)子，宜承大統(tǒng)”。（《續(xù)資治通鑒》卷155）這種“誣告”，當然使寧宗立即被煽動起來，而欲置趙于死地。
“慶元黨禁”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朝廷兩大政治勢力的斗爭。斗爭中，凡出來為趙講話的，一概被貶斥驅逐；凡為驅逐、打擊趙賣力的，都得到提拔重用，迅速形成一大力量，掌握了朝廷政治實權。得到提拔重用的有京鏜、李沐、謝深圃、胡纮、何澹、葉翥、丁逢等；被打擊放逐的有朱熹、彭龜年、黃度、陳傅良、吳獵、劉光祖、鄭湜、章穎、徐誼、楊簡、李祥、呂祖儉等?！端问贰肪?/span>400《王介傳》指出：“時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議論之士陰附之以希進，于是無所憚矣。”“文墨議論之士”情況各各不同，但都屬于“文墨議論”之流、非“道學”之士；被打擊的人也并非皆為“道學”之士，但在道義屬性上是和“道學”同一類的，即比較堅持原則，不阿附權貴以求榮。此階段斗爭并未涉及偽學。它的性質是近習貴戚奪權與皇權清除篡權威脅聯(lián)合起來反對趙系道學官僚集團的權力斗爭。
第二階段是大學生的上書及其引起的偽學之禁。 慶元元年，四月，大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范六人上書，指斥李沐奸邪，為趙汝愚、李祥、楊簡鳴寃，提出“黨銅弊漢，朋黨亂唐。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指斥李沐及其后臺韓侂胄等是小人，是邪惡勢力，是元祐蔡京之流，而以趙汝愚等為正人君子，為司馬光、程氏兄弟之正學。由此把事態(tài)迅速擴大?！笆枭希t宏中等悉于五百里外編管?！保ā独m(xù)資治通鑒》卷154）鄧驛出來為學生講話，立即被罷黜，出知泉州。大學生上書，意味斗爭由朝廷擴及到了民間與社會。中國歷史上，歷來的政爭只要一發(fā)展到學生運動，學生卷入其中，統(tǒng)治者就會特別緊張、害怕，如東漢大學生清議運動等。因為一旦學生得勢，事情就會加碼而直至他們的要求完全滿足為止。如果這樣，韓侂胄就只有倒臺，而卷土重來的趙派勢力會更加擴大發(fā)展。這是寧宗所絕對不能允許的。韓派勢力于是把矛頭對準大學生及其思想的學術與學派基礎，開始向朱熹“道學”進攻。
當大學生上書的“六君子”被編管時，朱熹《答劉德修書》謂：“比來時事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韋布，近年以來所未有也?！粍賾n嘆，懷抱抑郁?！保ā吨熳游募瘎e集》卷一）朱熹預感到了斗爭的擴大化及必然會引起的種種可怕效果。事情果然不出朱熹所預料。六月，韓侂胄即授意，“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教以凡與為異者皆道學之人，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革?！睂じ摹暗缹W”為“偽學”。（《續(xù)資治通鑒》卷154）于是劉德秀上言，攻擊“偽學”。詔下其章，進行討論。表示不同意見的博士孫元卿、袁夑、國子正陳武、司業(yè)汪逵，立即遭到罷逐。七月，何澹上言，直攻“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把矛頭對準朱熹，謂其學術空虛無實用，矯偽不近人情，黨同伐異，學界皆恐懼其迫害而人人不敢言。又重提紹興陳公輔請禁程顥王安石專門之學的故事。寧宗采納，并詔榜于朝堂。（同上）自此，斗爭由政治斗爭而走向學術、學派、社會。稍后，糜師旦“復請考核真?zhèn)巍倍玫竭w升。張貴模以“指論《太極圖》”而被“賞擢”。十一月，監(jiān)察御史胡綋上言“汝愚倡引其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條奏其十不遜，欲置趙于死地。汪義端、趙師召上書乞斬趙，趙被竄于永州。政治迫害的風暴空前嚴重。
慶元二年春，汝愚暴卒。“暴卒”是韓侂胄集團迫害的結果。這在社會上必會引起巨大反響，是可以想見的。由道義而來的悲憤，對死者的同情，會加重韓侂胄集團道義上的孤立與恐懼感，而這反轉來又會使其對異己者的打擊更加慘毒猛烈。朱熹對這一連串的事態(tài)發(fā)展，極為憂懼。趙被罷相時，朱熹謂：“今日朝廷弄得事體郎當。自家（指寧宗）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群小動轍以篡逆之罪加人，置人于滅族之地，以茍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為國家計，此可為寒心者。”（《朱子文集》卷29《答黃仁卿書》）朱熹看出，群小為了一已私利，是什么亊都做得出來的。
七 幾點結論
（一）宋代，特別是南宋，學派與政派，就“道學”來說，確是一體兩面，是一內在聯(lián)系、連續(xù)不可分割的兩面體。
（二）道學特別是朱熹道學，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屬性或“黨性”：一方面它的政治性很強，一方面它的道義性、思想學術上的排他性（反異端邪說）亦很強。朱熹道學的這種性格，理論上集中表現(xiàn)于他在《中庸章句序》中經(jīng)典表述的“道統(tǒng)說”。（《朱子文集》卷76）在“道統(tǒng)說”中，朱把儒家孔孟思想的正統(tǒng)，說成是“上古神圣，繼天立極”建立的，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至孔子、曾子、子思、孟軻，然后直傳于二程；其內容集中表現(xiàn)為《尚書·大禹膜》的“四句話”十六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簡述為“十六字心傳”。）認為它不僅是人格道德修養(yǎng)的法門與境界，同時也是治國平天下的大經(jīng)大法。內圣與外王，兩者合一而不可分割。①
（三）基于這一自視神圣的“道統(tǒng)”承傳使命，朱熹及其門下、師友，結成一個學派以至“政派”，互相串聯(lián)、幫拔。在南宋的“國是”斗爭中，它特別高揚君父大義的神圣性，以“和議”茍安為對君父大義的背叛，以主“和議”者為小人，并特別敵視權幸、近習、貴戚的竊權。這使面對現(xiàn)實不可能真正抗戰(zhàn)的孝宗，深感道義上的虧欠，由此又反轉來愈益依賴權幸及依附權幸和主張茍安的“職業(yè)官僚集團造成皇權對“道學”的隔膜、冷視以至壓制。
（四）至寧宗，道學集團因以趙汝愚——宗姓為領袖而執(zhí)政、掌握政治大權，又以朱熹為代表，而和學界、士子相聯(lián)結，形成了一個朝上朝下、朝廷民間相結合的巨大勢力，使皇權感到備受威脅，終于釀成了“慶元黨禁”的大清洗和“偽學”之禁。”，造成皇權對“道學”的隔膜、冷視以至壓制。
（五）由此也可以看到，朱熹“道學”的性格與性質，是“內圣外王”一體兩面、不可分割之學。而所謂“外王”，其內容亦不是如人們通常所謂錢谷兵農、實際政治事功，而主要是政治方針、朝庭綱紀，也即今人所謂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思想路線。②用朱熹自己的話來說：“凡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所謂“大根本”即人主之一心，也即人主之政治、組織與思想路線。張栻說：“陛下上念宗社之仇恥，下憫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fā)，即天理也。愿益加省察，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保ā独m(xù)資治通鑒》卷137）以抗戰(zhàn)為天理，十分深刻地揭示了“道學”“內圣”與“外王”一體兩面的內在關系。故將朱熹思想和“道學”僅僅定性為“靜坐”、“默念澄心”、內省體證的“內圣”之學，是很片面而不符實際的。
（六）朱熹的歷次上書，嚴厲地對孝宗及執(zhí)政者進行指責批評，所有一切問題的根源，朱熹都歸結為孝宗的“心術”不正，要求其實踐堯舜“道統(tǒng)”之“十六字心傳”，去私心私欲，復“道心”天理。故在南宋時期，理學之“存天理，滅人欲（私欲）”是為“恢復”、為抗戰(zhàn)服務的，主要是對統(tǒng)治者提出的要求?！按嫣炖?，滅人欲（私欲）”，也是要求整頓吏治，減輕農對農民的賦稅、壓榨、盤剝，實行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將其解釋為中卋紀的禁欲主義——不許老百姓有正當?shù)奈镔|利益和欲望，以便任恁統(tǒng)治者壓榨剝削，是不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