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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讓“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最佳路徑

來源:法制網(wǎng) 

作者:李松 黃潔

作為全國第三批司法改革試點單位,北京市法院已于今年3月初全面啟動司改工作,目前員額法官遴選工作已接近尾聲,各項改革工作正在穩(wěn)步推進。針對司法改革深入推進過程中所面臨的難點,5月21日,由中國行為法學會主辦,中國行為法學會司法行為研究會、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承辦的“審判資源配置與審判權(quán)運行機制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專家學者及法官們共同圍繞固定模式審判團隊運行機制,司法改革背景下院庭長職責問題,以及審委會、法官會議運行機制展開了深入探討。

  會上,中國行為法學會會長江必新表示,審判資源配置和審判權(quán)運行機制是直接關(guān)系到司法改革成敗的核心問題,也是司法改革中亟需解決的問題。落實司法責任制,通過推進審判權(quán)運行機制改革,解決審判權(quán)運行中的體制機制性問題,嚴格落實合議庭、審判委員會審判組織的辦案權(quán)責,建立符合司法規(guī)律的審判權(quán)運行機制,實現(xiàn)“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對建設公正高效權(quán)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固定模式審判團隊如何構(gòu)建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楊萬明介紹說,北京法院在司法改革過程中,審判團隊建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就來自審判輔助人員的不足,目前正在試圖通過向社會購買服務的方式予以補充。

  而審判輔助人員的配置,也成為研討會上對固定模式審判團隊運行機制討論中最受關(guān)注的問題之一。

  對此,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審監(jiān)庭庭長張仲俠所作的主題報告中提出,固定模式審判團隊的打造可以從基層法院、上訴審法院兩個層面來考量。基層法院可構(gòu)建“323”模式團隊,即“3法官+2法官助理+3書記員”,專設兩名法官助理集中負責3名法官案件的庭前準備工作,3名法官正常情況下與3名書記員按“一審一書”模式各自開庭審判,遇普通程序案件則自然組成合議庭。上訴審法院則組建“331”模式團隊,即“3法官+3法官助理+1書記員”,3名法官專司審判,3名法官助理相互配合做好庭前準備和庭審輔助性工作。在此基礎上,張仲俠建議,要優(yōu)化目前的績效考核機制,將合議庭作為考核主體。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長宋毅也介紹稱,該院商事審判庭通過“331”模式打造固定審判團隊,加強審判流程管理,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果,案件平均21天就審結(jié),且當庭裁判率超過90%。

  對于這個問題,與會專家均認為,固定審判團隊的構(gòu)建模式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并沒有“正確答案”,但同時提出,司法輔助人員的配置應該盡量增加,至少不能比法官少。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衛(wèi)東指出,審判權(quán)運行機制改革并沒有確定的答案,但一個法官究竟需要幾個法官助理、幾個書記員,這是審判權(quán)運行機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美國,層級越高的法院,法官助理配置就越多,助理承擔了大量法官的工作。我認為,要破解目前我國法院所面臨的案多人少矛盾,關(guān)鍵就在于法官助理的配置,配置比例的底線就是助理的數(shù)量不能比法官少。陳衛(wèi)東說:“在制定權(quán)利清單的過程中,必須要明確法官助理的清單。法官助理才是辦理案件的生力軍,必須要重視。”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林維教授也同樣認為:“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的構(gòu)成應該是個金字塔型,而且對法官助理的定位不應該僅僅是助理,而應該是‘準法官’”。林維建議,應該對法官助理的職責有更明確的規(guī)定,甚至可以將疑難問題的解決、裁判文書的撰寫等大量相對復雜的工作壓給法官助理,由助理提出初步的意見,最終由法官定奪,以提高團隊的運作效率。

  

院庭長審判管理職責如何界定

  在司法改革進程中,司法審判“去行政化”始終被作為一個重要目標,其中首先要解決的就是院庭長職責界定問題。對此,楊萬明指出,在原有行政化管理被打破的情況下,如何建立新的監(jiān)督機制迫切需要研究。特別是北京,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多,如果僅僅依靠對案件進行事后監(jiān)督,并不完全符合北京的審判實際,院庭長完全對案件放任不管,也是不負責任的?!叭バ姓址乐狗湃螆?zhí)法,使院庭長正當?shù)墓芾肀O(jiān)督和不正當?shù)母深A能夠區(qū)分開,這還需要深入的探索和研究?!睏钊f明說。

  對于這一問題,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趙瑞罡和北京市高級法院研究室法官王晨提出的解決方案如出一轍,審判權(quán)運行機制改革后,院庭長的監(jiān)督管理職責的范圍、內(nèi)容應當是明確、具體的、有限的,院庭長的審判管理和監(jiān)督活動應當嚴格控制在職責和權(quán)限的范圍內(nèi),必須在工作平臺上公開進行,除參加審判委員會、專業(yè)法官會議外不得對其沒有參加審理的案件發(fā)表傾向性意見。同時,這些活動必須要做到全程留痕、有據(jù)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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