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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梁實秋翻譯論戰(zhàn)追述
劉全福
(上海電視大學外語系，上?！?00092)
摘 要：20 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和梁實秋之間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翻譯論戰(zhàn)。論戰(zhàn)持續(xù)了八年之久，其戰(zhàn)辭之激烈、戰(zhàn)文之繁密，實為中國文史所罕見。本文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fā)，實事求是地對魯、梁翻譯論戰(zhàn)的前后經(jīng)過進行了窮原竟委的追述。
關鍵詞：魯迅；梁實秋；翻譯論戰(zhàn)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lation controversy between Lu Xun and Liang Shiqiu
LIU Quanfu
(Shanghai Televisio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decades of the 20s and 30s of this century haswitnessed the translation controversy between Lu Xun and Liang Shiqiu.The controversy has lasted for nearly eight years, and its effect inseverity of eloquence remains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literature.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paper has chiefly retrospectedprocess of the controversy.
Key words: Lu Xun; Liang Shiqiu; translation; controversy
在我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時期：一批批完整接受過祖國傳統(tǒng)文化浸淫并有幸浮槎異國的莘莘學子學成歸來，他們經(jīng)受了先進思想的洗禮和現(xiàn)代文明的蕩滌，通過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自我選擇與塑造，各自以不同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五四”文壇上。本文要探討的兩位學界巨子——魯迅與梁實秋，就是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造就出的典型代表。雖然兩人均堪稱為文壇圭臬，但在人們的心目中，一位是無產(chǎn)階級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一位卻是資產(chǎn)階級的“反動文人”。誠然，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人生道路的權利，如果拋開政見上的分歧，他人是無可對此進行評判的。然而需要提出的是，一個人一旦形成自己的世界觀，他就會竭盡全力地維護自己所代表的那個集團的利益。就此而言，30年代那場持續(xù)了8年之久的關于文學與翻譯的論戰(zhàn)之所以會發(fā)生在上述兩位人物之間，究其原因應該是不言自明的。
長期以來，魯迅與梁實秋的翻譯爭論總被人以“論戰(zhàn)”謂之。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雙方分別隸屬于不同的階級集團，各自具有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所有這些無疑會使對立面的態(tài)度自然而然地嚴正乃至敵對起來；其次，爭論雖然涉及到了翻譯的方方面面，但矛盾的起因卻并非發(fā)軔于翻譯問題，而是肇始于普遍的人性和文學的階級性等與政治有關的敏感問題；其三，爭論雙方分別為“語絲”和“新月”兩大派別之執(zhí)牛耳者，一個年輕氣盛，一個嫉惡如仇，又都以文字犀利、筆調老辣而著稱，這就難免使爭論一開始便充滿了火藥味。凡此等等，都賦予了這場論戰(zhàn)極其濃烈的政治思想斗爭的色彩。鑒于魯、梁翻譯論戰(zhàn)背景的復雜性，我們有必要對它的起因、發(fā)生和發(fā)展進行較為詳細的追述。
1926 年3 月，梁實秋剛從哈佛大學學成歸來，就在《晨報副鐫》上發(fā)表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① 一文。在“情感的推崇”一節(jié)中，作者這樣寫道：
普遍的同情并不因此而止，由社會而推及于全世界，于是有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被損害民族的文學”，“非戰(zhàn)文學”，應運而來。報章雜志上時常有許多翻譯和詩文，不但那外國作者的姓名我們不大熟悉，即其國籍我們也不常聽說。
我們知道， 從1900 年《域外小說集》的出版到1921年《現(xiàn)代小說譯叢》的問世，魯迅先生一直十分關注歐洲一些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文學作品的譯介工作，因此可以肯定地認為，梁氏的這段話實際上就是針對魯迅而發(fā)難的。對于梁實秋的這些觀點，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及《文藝與政治的歧途》② 兩篇講演中分別進行了辯難，只是在措辭上顯得比較溫和。是年6月，梁實秋又發(fā)表了《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一文，文中對魯迅進行了尖酸的諷刺，稱他為“雜文家”、“北京文藝界”、“語絲派的首領”，并進一步評論道：“魯迅先生的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除此別無可稱。”對于這種無端的不恭，魯迅在《略談香港》、《通信》、《革“首領”》和《我和〈語絲〉的始終》四篇文章中都有所提及，字里行間可見其憤慨之情，只是表面上態(tài)度依然是不慍不怒。緊接著，梁實秋又推出了《評〈華蓋集續(xù)編〉》一文，并再次提及所謂北京文藝界的門戶之爭，而且措辭愈發(fā)尖利，稱“魯迅先生的文字，極諷刺之能事，人的思想是深刻而毒辣，他的文筆是老練而含蓄”等等。盡管如此，魯迅還是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忍耐力，盡量克制著自己不與對方發(fā)生直接沖突。
至此我們不禁會提出疑問：在魯迅的戰(zhàn)斗原則中， “一個都不寬恕”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而為什么卻會對梁實秋如此一再忍讓?其實，假如透過這一戰(zhàn)斗原則的實質，我們即可以很容易地從中找到答案：魯迅所謂的“不寬恕”，指的是在原則問題不讓步妥協(xié)，不以背離真理為代價而進行薦人的情感交易。就當時的情況來看，想必魯迅先生一定知道，梁實秋終究比自己晚來人間22年，只不過還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小青年，他的不恭也許只是年輕人所特有的那種爭強斗勝心理的表現(xiàn)罷了，因此還是抱著忍讓觀望的態(tài)度。
然而，假如當時的魯迅果真如此度勢的話，那么他便是看錯梁實秋了。1927 年10月，梁實秋的《盧梭論女子教育》一文復刊于《復旦月刊》③文章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了作者與魯迅背道而馳的政治見解。于是魯迅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憤激起來，遂撰寫了《盧梭與胃口》一文，首次以揶揄的口吻點名“梁實秋教授”，并對其觀點逐項進行辯難。至此，兩人的正面交鋒正式開始，在其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雙方共有10余篇辯論文章見諸于報刊，其文辭激烈，如筆底風雷，墨海波瀾，論、辯、譏、諷、罵，五招俱全，至1929年9月梁實秋發(fā)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時，雙方交戰(zhàn)正值酣暢之際，因而由此引發(fā)的翻譯論戰(zhàn)自然也就充滿了刀光劍影。
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同刊發(fā)表的還有《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針對這兩篇文章，魯迅寫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進行辯駁。他首先質問梁實秋是否對《文藝與批評》一書“硬著頭皮讀下去”了，接著指出梁氏并不能夠代表“全國中的最優(yōu)秀者”，他讀不懂的譯文，不見得別人也讀不懂。在本文第三、四部分，作者又對梁實秋的關于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觀點進行了批判，指出“在階級社會里”，文學“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如此“實乃出于必然”。從表面上看，作為翻譯標準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之間似乎并沒有什么必然的聯(lián)系，魯迅的文章似有借題發(fā)揮之嫌。的確，誠如梁實秋所言，魯迅的文章的確給人一種“枝枝節(jié)節(jié)的咬文嚼字的說俏皮話”的感覺。但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理論大家，魯迅斷不會僅僅以“枝枝節(jié)節(jié)”的“俏皮話”去對付梁實秋極為尖酸刻薄的諷刺與挖苦。事實上，假如我們把文章的整個脈絡仔細分析一番的話，便不難看出魯迅先生在這里運用了更加技高一籌的謀略，只不過是梁實秋自己未
能或不愿意看到罷了。盡管梁實秋在《答魯迅先生》一文中聲稱：“這兩篇文章的本身，都是各自獨立的，毫無關系的。前一篇的主旨，是說明文學并無階級的區(qū)別，后一篇的大意，是指出魯迅先生的幾種翻譯作品之令人難懂。”然而在把魯迅的“硬譯”貶為“死譯”后，他又接著指出：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字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然而通過仔細分析，便不難看出，這里的“風格”一詞是具有雙關語義的：明指魯迅的譯文語言風格，暗示魯迅選為翻譯對象的作品的風格，即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文藝與批評》兩本蘇聯(lián)無產(chǎn)階級文藝理論書籍。魯迅敏銳地聽出這種弦外之音，義正辭嚴地指出：我以前的翻譯也和現(xiàn)在一樣，都是逐句甚至是逐字翻譯的，而梁實秋居然能看懂，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chǎn)階級文學理論的譯本，梁實秋先生卻看不懂了。言外之意，梁實秋將自己的兩篇文章同時刊出是別有用心的，其居心就是假借批判“硬譯”來貶低甚至攻擊無產(chǎn)階級的文藝作品。盡管梁實秋一再聲稱看不出魯迅先生的“真意所在”，或者說，即使魯迅所言有令人不懂的借題發(fā)揮之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就在《答魯迅先生》一文里，他竟把“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④ 一字不落地公諸于眾，這種變相的通風報信的行為則將他自己的“真意所在”暴露無遺了。
如果從時間上進行劃分的話，這場翻譯論戰(zhàn)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從1929 年9 月《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發(fā)表，到1930 年3月《答魯迅先生》的刊出，這半年多的時間，可以認為是論戰(zhàn)的第一個時期。然而就實際情況來看，論戰(zhàn)至此還遠沒有結束，只不過是翻譯問題退到次要的位置，論戰(zhàn)暫時轉向了其他方面罷了。事實上，在其后圍繞文學的階級性、普遍的人性以及批評的態(tài)度等展開的爭論中，關于翻譯的論戰(zhàn)仍然是斷斷續(xù)續(xù)，一直沒有完全停止下來。就在1930 年5 月10 日， 《新月》月刊第3 卷第3期上刊登了梁實秋的《所謂“文藝政策”者》一文，文中對魯迅翻譯的《文藝政策》⑤一書作了如下評價：
魯迅先生的譯文還是“晦澀，甚而至于難解之處也真多”， 魯迅先生的譯文難解， ——一半是“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一半是“因為中國文本來的缺點”。其譯文所以難解，還有更大的原因，那便是讀者之不肯“硬著頭皮”讀耳！
之后，他又舉出了《文藝政策》中的三段譯文，并連稱譯筆玄奧，晦澀難懂。在其后發(fā)表的《魯迅先生與?！芬晃闹校簩嵡镉忠淮翁岬搅送瑯拥膯栴}：“我覺得魯迅先生近來的翻譯‘晦澀，甚而至于難懂之處也真多’，所以真不愧為‘硬譯’，我已經(jīng)舉過三個例子，隨時還可以多舉幾例。”與此同時，他還進一步向魯迅提出了挑戰(zhàn)，指出魯迅至今仍沒有就他以前提到的問題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
時隔一年多，魯迅的《三閑集》出版，其中收錄了《魯迅譯著書目》一文。在這篇文章中，魯迅鄭重指出自己“確認真譯著，并不如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取巧的投機”；“憑空的攻擊，似乎也只能一時收些效驗，于己于人，還都是‘可憐無益費精神的事’，這也就是所謂‘聰明誤’了”。于是，剛剛平靜下來的梁實秋又被魯迅先生的上述評論給惹惱了，他隨即寫了《魯迅的新著》一文給予回敬：“講到翻譯一節(jié)，我曾說起魯迅硬譯之不當，并連次舉了許多具體的例證，說明譯文之硬得不通。”接著，梁實秋再一次表示對魯迅的答復極不為滿，并且不無揶揄地說道：“談談翻譯，只就事論事罷了，而二心集很大一部分對于翻譯問題發(fā)了不少的意氣，這也就是所謂聰明誤了。”此后不久，魯、梁翻譯論戰(zhàn)便又一次高潮迭起。
這次論戰(zhàn)高潮的導火線是魯迅與瞿秋白的“關于翻譯的兩封通信” ⑥1931 年12 月5日，瞿秋白給魯迅去了一封長達七千余言的書信，信中高度贊揚了魯迅所譯蘇聯(lián)法捷耶夫《毀滅》的認真精神，批評了那些“20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人”，并指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翻譯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對于瞿秋白給予《毀滅》的高度贊揚，魯迅深受感動，于同年12月28日寫了一封同樣長度的回信，信中與瞿秋白就翻譯問題進行了若干方面的討論，討論涉及到翻譯的標準、翻譯和漢語發(fā)展的關系等問題。當時，魯迅想必認為兩人之間的討論十分有益于中國文學翻譯事業(yè)的發(fā)展，就把瞿秋白的來信刊登于12 月11 日的《十字街頭》，又把自己的復信發(fā)表在次年6月的《文學月報》上。
我們知道，在這兩封通信中，魯迅和瞿秋白都直接或間接地對梁實秋及其弟子趙景深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又加之通信中兩人對漢民族語言的活力進行了錯誤的貶斥等不妥之處，被激怒的梁實秋當然不會放過這次絕好的反擊機會。在《通訊一則》一文中，梁實秋假借與人探討翻譯為名，從七個方面對魯迅發(fā)難，指出在從事翻譯時， “譯不出來的時候不要硬譯”，“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句法詞法之類”，“不以改良國文和翻譯攪成一團”等等，所言可謂是招招彈不虛發(fā)，矛頭直接指向魯迅。隨后，他又連續(xù)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繼續(xù)對魯迅發(fā)起猛攻。例如他在《論翻譯的一封信》中指出：魯迅的翻譯，不僅有硬譯，而且還有誤譯，原因是魯迅所依據(jù)的只不過是那些不可靠的重譯本；魯迅先生的譯文所以“令人看不懂者，是譯文有毛病之故，和中國文有缺點那件事是沒有關系的”；魯迅“以自己所不能懂的文字要讀者‘硬著頭皮’讀懂，這就是‘硬譯’的本色”。文章結束時，他又指出了壞的翻譯所具有的三個條件： (一) 與原文意思不符； (二) 未能達出的“原文強悍的語氣”；(三)令人看不懂。并進而指出，三條有其一，便不是好的翻譯，若三者具備，便是最壞的翻譯，言外之意，實指魯迅先生的譯文可謂是三條兼?zhèn)淞?。在《歐化文》中，梁實秋指出：有人所謂的歐化文，就是里面充滿了“地底”、“地的”等文字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白話文，歐化文的起因是與生吞活剝的“硬譯”有關的，而魯迅先生就是硬譯的大師。他繼而又指出，“硬譯”對時下譯壇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結果是“無譯不硬，一似硬譯”現(xiàn)象成為時髦的風尚。他還認為，“中文是如此之圓滑含渾”，魯迅先生既然有自己創(chuàng)作的杰作，就“不能為翻譯的便利而改變中文文法，無論是哪一國文字，都不是為了翻譯而存在的”。就事論事，我們必須承認，梁實秋的這些觀點的確是不無道理的，而對梁氏滴水不漏的辯駁，魯迅先生不知是有意抱著不屑一顧的態(tài)度，還是無法給對方以有力的還擊，總之，在這一回合中，他仍是令人不解地采取了迂回的策略。比如在《關于翻譯》和《只當他是玩笑》(上)兩篇文章中，只旁敲側擊地指出：“批評家”不能只大肆攻擊別人的翻譯，他們也應該身體力行，自己親自譯些東西來，“如果嘲笑歐化式白話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試一試介紹外國的精密的論著，又不隨意改變，刪削”，那“他一定還能給我們更好的箴規(guī)”；“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由此可見，魯迅此時依然堅持自己的“硬譯”觀點。作為局外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他的這種“硬譯”觀點，或者說，正是由于他要容忍著翻譯中出現(xiàn)“多少的不順”，才屢屢遭來梁實秋充滿敵意的筆伐，才使自己在歷次論戰(zhàn)中似乎總是處于被動還擊的地位。就此看來，魯迅在這場論戰(zhàn)中持迂回暖昧的態(tài)度的確有些令人捉摸不透。
同第一回合的論戰(zhàn)一樣， 這次論戰(zhàn)高潮也于1934 年后進入了僵持階段。這以后，兩人又斷斷續(xù)續(xù)對以前的老問題進行過論爭，其間亦不乏犀利和不恭的言辭。1936 年10 月19 日，由于魯迅先生的溘然長逝，這場拉鋸戰(zhàn)式的論戰(zhàn)終于劃上了句號。
盡管這場持續(xù)了八年之久的文壇恩怨結束了，然而，時至今日，魯、梁論戰(zhàn)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論題仍不失其自身的價值。就翻譯而論，兩人在論戰(zhàn)過程中對翻譯標準及翻譯與民族語言發(fā)展等問題所展開的爭論，其影響可謂深遠，意義已跨越了時空因素。從30年代以來，關于直、意譯這一翻譯標準的大討論應該說都是這場論爭的深入和繼續(xù)。今天，直、意譯問題又被賦予了科學性與藝術性的內(nèi)涵，直譯還是意譯，科學性還是藝術性，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對建立現(xiàn)代翻譯學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此外，長期以來，歐化與歸化現(xiàn)象也一直是人們關注的問題之一，每每談及于此，論者多會援引魯迅先生那些經(jīng)典性的闡述，事實上，諸如“削鼻剜眼”、“異國情調”等早已成為國內(nèi)譯界的行話。
另一方面，同每次翻譯爭論一樣，這次論戰(zhàn)對促進翻譯事業(yè)的發(fā)展無疑具有積極的一面，但與此同時，它也給我們留下了某些值得吸取的教訓，其中最令人深思的就是如何擺正對待翻譯批評的態(tài)度問題。我們認為，在這場論戰(zhàn)中，魯迅和梁實秋均表現(xiàn)出了超越理性的批評態(tài)度，就兩人的身份和風格而言，如果說唇槍舌劍無可指責的話，那么極盡諷刺挖苦乃至惡意中傷之能事則似乎有失妥貼。眾所周知，在“批評”一詞中，“批”和“評”是相輔相成的兩個層面，也就是說，作為批評者，他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挑剔毛病上，還必須看到批評對象的可取之處，即使是指出問題，也應該抱著與人為善的態(tài)度，而不能一味地用尖酸刻薄的言辭傷害對方，若有悖于此，則只能增加批評的非理性成分，從而不利于冷靜地解決問題。魯、梁論戰(zhàn)之所以會頻頻升級到白熱化程度，兩人之所以會成為不共戴天的“忘年敵手”，其原因即在于此。關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參照一下其他類似的現(xiàn)象，在這一時期，曾發(fā)生過多起有關翻譯的討論或爭論，如茅盾與鄭振鐸、陳西瀅與曾虛白、巴金與王力、張友松與徐志摩等。他們之間都為翻譯進行過討論或爭論，即使魯迅本人也與瞿秋白、穆木天、林語堂等人有過這方面的交手，然而只有魯迅與梁實秋兩人最終成了譯壇論敵，或者是仇敵。究其原因，除性格與風格方面的因素外，這里當然還必須提及另一個更為復雜的因素，即魯、梁翻譯論戰(zhàn)是和政治斗爭交織在一起的，尤其是第一次翻譯論戰(zhàn)的高潮，實際上就是伴隨著政治斗爭而產(chǎn)生的。然而，同樣需要提及的是，到了后期，當論戰(zhàn)的內(nèi)容基本上只涉及到純學術問題時，兩人就應該清醒地后退一步，以理智的態(tài)度將長期困擾兩人乃至整個學界的問題給人們一個滿意的說法。從純學術方面展開論戰(zhàn)，如此才會有利于翻譯批評的健康發(fā)展。
作者簡介：劉全福(1961 - ) ，男，副教授，武漢大學英語專業(yè)碩士生畢業(yè)，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專業(yè)在讀博士生，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
①1926 年寫于美國紐約，首發(fā)于1926 年3 月25、27、29、31日北京《晨報副鐫》。1927 年6 月收于《浪漫的與古典的》一書，新月書店出版。
②《革命時代的文學》是魯迅于1927 年6 月12 日在廣州黃浦軍官學校所作的講演，記錄稿初發(fā)于黃浦軍校出版的《黃浦生活》周刊第4期，收《而已集》?！段乃嚺c政治的歧途》為魯迅1927 年12 月21 日在上海暨南大學所作的講演。記錄稿初發(fā)于1928 年1 月29、30日上?！缎侣剤?#8226;學?！返?82、183 期，收《集外集》。
③ 本文初發(fā)表于1926 年12 月15 日北京《晨報副鐫》。
④自由運動的同盟，又稱中國自由運動的同盟，中國共產(chǎn)黨支持和領導下的革命群眾團體，1930 年2 月由魯迅等人在上海發(fā)起成立。
⑤即《蘇俄的文藝政策》，也即1924 年俄共中央《關于對文藝的黨的政策》、1925 年1 月《關于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政策》和1925 年7 月全俄無產(chǎn)階級作家協(xié)會第一次大會的決議《觀念形態(tài)戰(zhàn)線和文學》。
⑥ 魯迅的回信初發(fā)表于1932 年6 月《文學月報》第1 卷第1 號，發(fā)表時題為《論翻譯》，副標題為《答J . K.論翻譯》。J1K1 即瞿秋白，他給魯迅的信曾以《論翻譯》為題，發(fā)表于1931 年12 月11、25 日《十字街頭》第1、2期。兩封通信后以《關于翻譯的通信》為題收于《二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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