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教授沈津先生
姚伯岳兄的大作《惜古拂塵錄》即將出版，真是令人高興之事。這是繼其《黃丕烈評傳》《中國圖書版本學》《燕北書城困學集》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書名“惜古拂塵”，乍一看頗有道家的韻味，但做過圖書館古籍工作的人都知道，古籍被塵封土埋，那是司空見慣的。伯岳兄做了二十多年的古籍編目工作，不知為多少古籍撣土去塵，這種又臟又累的活兒，若沒有對古籍深深的眷戀，是不大容易堅持下來的。所以這里所說的“惜古拂塵”，或許就是伯岳兄命中注定的機緣；也正因為他對古籍的摯愛，才有了這部書中的這些文字。
惜古拂塵錄封面
回憶第一次和伯岳兄見面，他就將剛剛出版的大作《中國圖書版本學》送給我。他告訴我，這是他在離開北京赴美前的兩天在出版社取到的樣書，一共才拿到三本?？磥磉@墨香猶存的新作，我算是先睹為快的第一讀者了。
我在圖書館里工作，接觸到的各種新舊圖書多得不計其數(shù)，至于善本書庫，每日必進數(shù)次至十數(shù)次，但是要去專心讀一本書，卻是沒有閑工夫。然而伯岳兄的這本即將出版的書稿，我卻是要讀的。他看得起我，還要我為他的大作撰序，我不敢作序，但我愿意將我的讀后感寫出來供伯岳兄參考。
姚伯岳先生
中國歷代藏書家很多，僅以清代至現(xiàn)代來說，鄭偉章的《文獻家通考》就著錄了1500余人，然細細讀來，對后代有大影響并值得研究者并不多。除去清末的丁氏八千卷樓、瞿氏鐵琴銅劍樓、陸氏皕宋樓、楊氏海源閣四大藏書家外，我以為乾嘉時代的吳騫、鮑廷博、黃丕烈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藏書之舉，必逢升平之世、文富之家，方可得遂其盛，其聚書之苦辛、庋藏之慎謹，實有難以言之者也。
譬如黃丕烈，表面上看，他只不過是位鴻儒，時人及后人稱之為“書癡”“書淫”“書蟲”“書魔”，被譽為藏書界的“五百年來第一人”。黃丕烈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很平常的人物，既沒有登過什么高官顯位，也沒有創(chuàng)下轟轟烈烈的偉業(yè)，他的一生只是平平靜靜地藏書、鑒書、校書、刻書、為書編目、題跋。但這樣一個人竟然能夠名噪一時，在藏書界廣泛傳揚，甚至在其逝后近二百年的今天，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說明此人確有其非同尋常之處。
也正因為黃氏在古書收藏、研究、傳播上的貢獻，他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據(jù)我所知，這幾十年來，港臺地區(qū)的學者以黃丕烈為題所做的研究，較重要者有1962年香港學者羅炳綿的論文《黃丕烈研究》，1978年臺北出版的封思毅的《士禮居黃氏學》，1994年臺灣大學趙飛鵬的博士論文《黃丕烈〈百宋一廛賦注〉箋證及相關(guān)問題研究》。至于其他論文及文章約有二十余篇，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黃丕烈做出了詮釋。而在內(nèi)陸，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多為輯錄出版的黃氏題跋。
黃丕烈是書林中之識途老馬、芝林玉樹，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我對其并無專門之研究，但我對黃氏的八百多篇“黃跋”有極大的興趣。黃的題跋曾被后來的學者多方搜集，編輯成為《藏書題識》數(shù)種，涉及古書的品評、鑒賞、考訂、記事等。我喜歡讀黃跋，就在于其中所述書之源流及書林掌故，尤其是在不經(jīng)意的記載中，透析出當年書之遞藏、書價、學人藏家之交往，這不僅被今天的研究者所認識，也豐富了書志學、目錄學、版本學、文獻學的內(nèi)容。近代學者繆荃孫對黃氏的題跋評價云：“于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授受之源流，翻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弊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跋一書而其書之形狀如在目前，非《敏求記》空發(fā)議論可比?！边@段評價是極為允當?shù)摹?/p>
《惜古拂塵錄》書影
有道是知音難覓，而伯岳兄實在是黃丕烈的知音。早在三十年前，伯岳兄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二十年前的1998年，他的《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nèi)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從質(zhì)量上看，也是一部言之有物的著作。我相信這與伯岳兄自1984年以來接觸古籍整理有關(guān)，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guī)资陙硭鶑氖碌膱D書館古籍整理工作，又是和黃丕烈一生為之獻身的古籍收藏，內(nèi)容性質(zhì)大致相同。大概也正是因為這些因素，我對黃丕烈充滿了一種既景仰又親切的感情。”可以設想的是，如若沒有“景仰”，沒有“感情”，又怎么能寫出《評傳》？對于這一點，我是深有體會的。當年我在寫《翁方綱年譜》和《顧廷龍年譜》時，花費了許多精力，前者從收集資料到整理出版，先后費時四十五年之久；后者歷時一年半，所有的業(yè)余時間全都傾注于此。我曾說：“這本年譜（《顧廷龍年譜》）或許是我一生中寫作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它和我寫的其他幾本書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這本書是帶著我對先師的感情去寫的?！彼渣S丕烈九泉之下，如有所知，當必引伯岳兄為知己，并額手稱謝。
王重民先生是一位很重要的版本目錄學家，對于這位前輩，我是非常崇敬的，這倒并非他是先師顧廷龍先生的朋友，而是在于他對敦煌學、太平天國文獻、版本目錄學的貢獻。我在撰寫《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志》時，經(jīng)常要參考王先生的《中國善本書提要》。王先生應該是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在美國訪書的為數(shù)極少的中國學者之一，他的貢獻就在于揭示了當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藏的中文古籍善本，而且都寫成了書錄。
自清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私家藏書樓凡有規(guī)模者多撰有藏書志，或本人撰寫，或聘請學者為之。但自有圖書館始，卻沒有圖書館內(nèi)的專家或?qū)W者專門就館藏善本撰為書錄的。因此王先生不僅為海外尤其是在歐美地區(qū)的兩個重要藏館做了善本記錄，而且我們可以認為，海外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錄的有系統(tǒng)撰寫，發(fā)端于王先生，王先生開了個好頭。伯岳兄有關(guān)王先生的幾篇考證文章，寫得很有趣，他就所得史料信件娓娓道來，引人細思。尤其是《王重民1941年秘密返國史事鉤沉》，將王先生的幾件重要史實從小處入手，并就細節(jié)作了詳細分析，有理有據(jù)，使王先生的形象更為清楚地挺立在讀者面前。我們讀這樣的文章絲毫不會有厭倦之感。
美國東亞圖書館所藏中國古籍，數(shù)量及質(zhì)量都不容小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直至現(xiàn)在，我去過美國不少圖書館，甚至或短期或長期曾在一些重要圖書館工作過，但所見并非全部，尤其是美國西部的東亞館，我僅能從簡單的書目中略知一二。至于國內(nèi)社科領(lǐng)域中的一些訪問學者，近二十年來訪美人數(shù)驟增，但他們所利用的圖書館只是東亞館中的極少數(shù)，且局限性很大，更不要說是一館之藏能了然于胸了。重要的著名東亞館也僅有善本古籍被不斷揭示，而一些小館甚至不為國內(nèi)同人所認知。
伯岳兄曾在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亞洲圖書館做訪問學者，期間，他將兩個館的古籍以及金石拓片、輿圖悉數(shù)做了整理，并完成了工作報告。這不僅為國內(nèi)的出版單位了解華大及加拿大UBC藏書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而且使一些研究者得其門而入。我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了十八年，深知要了解并解剖分析館藏之不易，要想了解西方的圖書館所藏中文典籍，必須要有像伯岳兄這樣的專才，可惜目前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
一些大的重要的圖書館多有累年積存之未曾編目的線裝古書，北大圖書館也不例外，一百五十萬冊的古籍幾乎要接近上海圖書館的館藏了，當然，這個數(shù)字中還有四十萬冊左右需要編目。大有大的難處，要弄清家底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有的大館編目人員長年累月地在努力為未整理之書編目入藏。伯岳兄是古籍編目總校，這項工作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勝任的，他不是理論上的什么家，他要為多位同仁所編之書把關(guān)，這就要求他的工作能力必須能夠去發(fā)現(xiàn)問題，這也決定了北大館古籍編目的質(zhì)量。
2004年12月，伯岳兄作為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來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為期一年，為該館整理日本人堀越喜博“堀越文庫”所藏碑帖拓片。應該說，伯岳兄于“哈佛燕京”是有貢獻的。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一般都不坐班，可在宿舍也可在辦公室做自己的課題研究，基本上活動自由，沒有雜七雜八的瑣事去煩擾你，也沒有人管著你，你只要在一年時間結(jié)束時，將你的學術(shù)報告交出來即可。但伯岳兄就沒有這么自由了，他每天要到“哈佛燕京”上下班。堀越文庫所藏圖書萬余冊、金石拓片八百多種以及藝術(shù)品百余種是1945年捐獻給“哈佛燕京”的，但存放了六十年，一直沒有人去整理，直至伯岳兄的駕臨，才了解了這批文獻的數(shù)量、質(zhì)量和價值。如今，要想了解“哈佛燕京”所藏金石拓片，那就必須參閱他所寫的《拂去歷史的塵?！鹧嗑﹫D書館藏金石拓片綜述》。
在中國圖書館領(lǐng)域中的版本目錄學界，真正的有實踐經(jīng)驗的版本學家是很少的，高手更是難得。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成名者，也僅有北京的趙萬里、王重民，上海的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浙江杭州的毛春翔、夏定棫，山東的王獻唐，僅此而已。他們長期在圖書館一線工作，得天獨厚的環(huán)境優(yōu)勢造就了他們扎實的專業(yè)水平，這種豐富的編目、整理、鑒定實踐，也就顯得愈加珍貴。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成名者僅有冀淑英一人。
《惜古拂塵錄》書影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曾和浙江圖書館邱力成副館長專門聊過一次關(guān)于培養(yǎng)古籍整理及版本鑒定專業(yè)人員的事。我當時說的三點是從我自己走過的路來總結(jié)的。分別是：第一是自己主觀上想學，而領(lǐng)導也蓄意培養(yǎng)；第二是要有好的導師，最好是一流的專家，他們的實踐經(jīng)驗豐富，可以從各方面去指導你；第三是要有大量的善本書、普通線裝書以及工具書、參考書可以看、查，而且要不斷地總結(jié)。三條缺一不可。這些年來，在國內(nèi)幾乎沒有人能說出自己的“師承”，所謂的“專家”也多是自學努力而成，直至今天，國內(nèi)的古籍版本鑒定都沒有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今后三十年內(nèi)也不會出現(xiàn)像徐森玉、顧廷龍、趙萬里、潘景鄭這樣的大家了，包括他們的道德文章。
這個圈子本來就很小，要產(chǎn)生版本學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需要有大量的業(yè)務實踐，像黃裳、黃永年、王貴忱、韋力等都是在實踐中去獲得真知。伯岳兄是近年來崛起的為數(shù)極少的版本目錄學家之一。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工作，北大館古籍資源豐厚，宋元秘槧、明清雕本、名稿精鈔，應有盡有，那是幾代人為之搜集而成規(guī)模的。伯岳兄在圖書館近水樓臺先得月，又時時請教有經(jīng)驗的前輩，通過他自身的努力，勤看多查，版本實踐不斷增多，因某種機緣可以隨時調(diào)閱比對，以增加實踐和知識之積累。我相信，他寫的《古籍版本鑒別和著錄中的內(nèi)封、牌記依據(jù)問題》《活字本鑒別與著錄的幾個問題及思考》《圖書館古籍編目中廣州刻書的版本著錄問題》等文，就是以他的實踐并借助于豐富的館藏而得出的真知。
版本鑒定，是一門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假，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幾本有關(guān)版本鑒定的專書，除少數(shù)的一二本外，其他的多為唬人之作。有的圖書館里的古籍“專家”談起版本來多是人云亦云，很少實踐，而墮落到剽竊、抄襲他人學術(shù)文字的人中居然也有些是有臉面的人物。不可否認的是，在版本鑒定中時常會遇到一些復雜的特殊情況和事例，如鑒定者的眼光一般，必定一晃而過，但若有心，則疑難雜癥有時也會迎刃而解，就似翻刻本或書賈作偽等，只要細查，迷惑也會逐步變得清晰，版本的真相當能得以揭示。我是贊同伯岳兄的一些做法的，文章必須從小處入手，以小見大，發(fā)人之未說，且有見地，雖不敢說是大手筆寫小文章，卻是有血有肉，讓讀者包括研究者感到文中沒有大道理，沒有冗繁的文字，耐看、愛看。
《惜古拂塵錄》書影
北大館的中文古籍善本的收藏，其數(shù)量和質(zhì)量，在國內(nèi)的大學館中是首屈一指的，這些資源的整理和揭示或許還要等若干年后才能陸續(xù)完成。就以撰寫?zhàn)^藏善本書志來說，自1900年庚子事變前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建立，一直到今天的北大館，一百多年來，都沒有一本像樣的善本書志，或提要，或書錄，王重民先生當年曾寫過一些，但在內(nèi)容的揭示上略顯單薄，多為卡片的放大。伯岳兄也曾寫過數(shù)十篇，雖然沒有收入此書，但或許也可看作為北大館寫作善本書志的先聲。
近些年來，伯岳兄利用業(yè)余時間寫了不少文章，而這本書中的不少大作都是我喜歡讀的，因為獨具匠心，啟我新知。有些題目是前人沒有想到的，當然也就無人去查核材料認真探究了。由此，我的感覺是，伯岳兄有自信，在這個領(lǐng)域里腳踏實地，不斷實踐，時時挑戰(zhàn)自我，終于在事業(yè)上有所成就。當然我也是很欽佩他的工作能力，在北大館工作的幾年中，他費力并思考最多的應該是“高校古文獻資源庫”的規(guī)劃和設計，這發(fā)軔于2000年“北京大學數(shù)字圖書館古文獻資源庫”的建設，于是年9月籌備，至2003年底初步建成。如今有“秘籍琳瑯”“學苑汲古”這樣的網(wǎng)絡化古籍書目數(shù)據(jù)庫，為國內(nèi)外廣大讀者提供服務，其嘉惠于學林多多，伯岳兄之功不可沒也。
如今伯岳兄在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獲得新職，雖重擔在肩，實際上也是如魚得水，這也要感謝天津師大為他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讓他放開手腳，運用他的聰明才智，為培養(yǎng)、訓練中國古籍保護以及整理、編目、鑒定的專業(yè)人才多做貢獻，我也期望他能夠不負各方眾望，做出新的成績。
對于伯岳兄，我個人是感銘斯切的。2005年春夏之際，津患重癥，幸天意垂憐，得有更生之慶。那個時候的我，手術(shù)之后，全身乏力，寢寐難安，伯岳兄則每隔三五天來看我，并帶來各處寄來的書信等物件，其時又恰遇出版社發(fā)來《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等三本書之校樣，在急難之中，是伯岳兄助余一臂之力，他費半月之功，將《書錄》中的集部全部讎竣，這是我特別感激于他的。借此機會，我要鄭重地對伯岳兄說一聲：謝謝！
2018年8月8日
寫于美國波士頓之慕維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