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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摘錄

沈津：“正因為他對古籍的摯愛，才有了這部書中的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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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伯岳兄的大作《惜古拂塵錄》即將出版，真是令人高興之事。這是繼其《黃丕烈評傳》《中國圖書版本學》《燕北書城困學集》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書名“惜古拂塵”，乍一看頗有道家的韻味，但做過圖書館古籍工作的人都知道，古籍被塵封土埋，那是司空見慣的。伯岳兄做了20多年的古籍編目工作，不知為多少古籍撣土去塵，這種又臟又累的活兒，若沒有對古籍深深的眷戀，是不大容易堅持下來的。所以這里所說的“惜古拂塵”，或許就是伯岳兄命中注定的機緣；也正因為他對古籍的摯愛，才有了這部書中的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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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知音難覓，而伯岳兄實在是黃丕烈的知音。早在三十年前，伯岳兄的碩士論文就是《論黃丕烈在版本目錄學上的成就》，而二十年前的 1998 年，他的《黃丕烈評傳》面世，這或許是國內(nèi)第一本專研黃氏的專著，從質(zhì)量上看，也是一部言之有物的著作。我相信這與伯岳兄自 1984 年以來接觸古籍整理有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guī)资陙硭鶑氖碌膱D書館古籍整理工作，又是和黃丕烈一生為之獻身的古籍收藏，內(nèi)容性質(zhì)大致相同。大概也正是因為這些因素，我對黃丕烈充滿了一種既景仰又親切的感情?！笨梢栽O想的是，如若沒有“景仰”，沒有“感情”，又怎么能寫出《評傳》？對于這一點，我是深有體會的。當年我在寫《翁方綱年譜》和《顧廷龍年譜》時，花費了許多精力，前者從收集資料到整理出版，先后費時四十五年之久；后者歷時一年半，所有的業(yè)余時間全都傾注于此。我曾說：“這本年譜（《顧廷龍年譜》）或許是我一生中寫作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它和我寫的其他幾本書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這本書是帶著我對先師的感情去寫的。”所以黃丕烈九泉之下，如有所知，當必引伯岳兄為知己，并額手稱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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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岳兄曾在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亞洲圖書館做訪問學者，期間，他將兩個館的古籍以及金石拓片、輿圖悉數(shù)做了整理，并完成了工作報告。這不僅為國內(nèi)的出版單位了解華大及加拿大UBC藏書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而且使一些研究者得其門而入。我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了十八年，深知要了解并解剖分析館藏之不易，要想了解西方的圖書館所藏中文典籍，必須要有像伯岳兄這樣的專才，可惜目前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

一些大的重要的圖書館多有累年積存之未曾編目的線裝古書，北大圖書館也不例外，一百五十萬冊的古籍幾乎要接近上海圖書館的館藏了，當然，這個數(shù)字中還有四十萬冊左右需要編目。大有大的難處，要弄清家底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有的大館編目人員長年累月地在努力為未整理之書編目入藏。伯岳兄是古籍編目總校，這項工作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勝任的，他不是理論上的什么家，他要為多位同仁所編之書把關，這就要求他的工作能力必須能夠去發(fā)現(xiàn)問題，這也決定了北大館古籍編目的質(zhì)量。

2004年12月，伯岳兄作為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來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為期一年，為該館整理日本人堀越喜博“堀越文庫”所藏碑帖拓片。應該說，伯岳兄于“哈佛燕京”是有貢獻的。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一般都不坐班，可在宿舍也可在辦公室做自己的課題研究，基本上活動自由，沒有雜七雜八的瑣事去煩擾你，也沒有人管著你，你只要在一年時間結束時，將你的學術報告交出來即可。但伯岳兄就沒有這么自由了，他每天要到“哈佛燕京”上下班。堀越文庫所藏圖書萬余冊、金石拓片八百多種以及藝術品百余種是1945年捐獻給“哈佛燕京”的，但存放了六十年，一直沒有人去整理，直至伯岳兄的駕臨，才了解了這批文獻的數(shù)量、質(zhì)量和價值。如今，要想了解“哈佛燕京”所藏金石拓片，那就必須參閱他所寫的《拂去歷史的塵埃——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金石拓片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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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伯岳兄在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獲得新職，雖重擔在肩，實際上也是如魚得水，這也要感謝天津師大為他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讓他放開手腳，運用他的聰明才智，為培養(yǎng)、訓練中國古籍保護以及整理、編目、鑒定的專業(yè)人才多做貢獻，我也期望他能夠不負各方眾望，做出新的成績。

對于伯岳兄，我個人是感銘斯切的。2005年春夏之際，津患重癥，幸天意垂憐，得有更生之慶。那個時候的我，手術之后，全身乏力，寢寐難安，伯岳兄則每隔三五天來看我，并帶來各處寄來的書信等物件，其時又恰遇出版社發(fā)來《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等三本書之校樣，在急難之中，是伯岳兄助余一臂之力，他費半月之功，將《書錄》中的集部全部讎竣，這是我特別感激于他的。借此機會，我要鄭重地對伯岳兄說一聲：謝謝！

（上文僅為摘錄）

韋力：“那時我與姚先生還未曾謀面，但心中已將其引為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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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姚伯岳先生乃是當今國內(nèi)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長期任職于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約二十年前，經(jīng)過徐雁先生介紹我得以結識姚先生，那時我剛剛買到他的大作《黃丕烈評傳》。因為愛好藏書，我對黃丕烈有著天然的崇拜，因此姚先生的這部大作令我得到了不少的收獲，雖然現(xiàn)代版本目錄學家有人對黃丕烈的學問不以為然，認為黃的書跋不過是把一些拉雜閑話融入其中，對版本目錄學并無實質(zhì)上的貢獻。但我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一個人的歷史價值，并不單純要關注他在學術上是否有所發(fā)明，同時也要看他對后世社會風氣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

洪亮吉將藏書家分為五等，將黃丕烈放在第四等，稱黃為賞鑒家。洪亮吉為何有此區(qū)分？后世有著不同的解讀，我覺得他的這個說法應當是受當時學術風氣的影響。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曾言：“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卑雌渌?，專家高于博雅，想來洪亮吉將黃丕烈視為賞鑒派當有這方面的考量，畢竟藏書涉及歷史典籍的方方面面，更偏重于博而輕于專。但正是因為如此，若無廣博的知識，則難以應對歷史典籍的浩瀚以及不同門類典籍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性。站在這個角度來談，黃丕烈的重要性以及學術貢獻，正體現(xiàn)在博雅上。如此說來，洪亮吉將其歸為賞鑒派，倒是一句中肯的評價。只是如何看待博雅，倒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而我在《黃丕烈評傳》中果真讀到了姚先生對黃的公允評價：“古今藏書家大多是刻苦治學的學者、擅長于整理圖書的目錄學家、校勘家或熱心于刻印圖書的出版家，但一般也只是偏重于其中的一二種。而同時做到藏而能鑒，鑒而能讀，讀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精者，則首推黃丕烈；經(jīng)他所藏、所鑒、所校、所刻之書，更是身價百倍，被人珍若拱璧?！闭且驗樽髡叩倪@種見識，雖然那時我與姚先生還未曾謀面，但心中已將其引為知己。

我與姚先生的第一次見面是在他的辦公室，那時他正為其所在之北大圖書館所藏古籍中未整理部分進行編目，但我們的話題卻圍繞著黃丕烈而展開。姚先生是位嚴謹?shù)膶W者，但也有著自己的個性，面對別人給予黃丕烈的不公正評價，頗帶情緒地予以反駁，這種談話方式帶給我很深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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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的藏書文獻中，我未曾聽聞過著名物理學家饒毓泰也有古籍收藏。姚先生在整理北大圖書館未編目古籍時，無意間發(fā)現(xiàn)未編書庫的一個角落有一批鈐蓋有“饒毓泰贈書”印章的古籍線裝書?！瓕τ陴堌固?，人們更多的是關注他在物理學方面的成就，鮮有人提及他的藏書。姚先生在文中也提及他以前對饒的藏書并不了解，但是后來經(jīng)過多方仔細打聽，終于了解到饒毓泰去世后，藏書由其女兒捐贈的詳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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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伯岳先生令我敬佩之處，還在于他關注到一些古籍版本鑒定中習慣性地被人忽視的問題。比如古籍中的內(nèi)封和牌記乃是著錄版本的主要依據(jù)，而姚先生在文中通過詳細地比勘、具體地梳理，而后以圖片對比的方式來說明：僅通過內(nèi)封和牌記來斷定版本是遠遠不夠的。幾年前，我曾在姚先生的辦公室與之聊天時，他在電腦上向我出示這些比勘結果，在他所展示的書影中，有幾種是我從未聽聞過有后翻之本者。正是他的心細如發(fā)，才發(fā)現(xiàn)了出原刻與翻刻之間的細微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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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在浙江開化縣舉辦成立三周年慶典以及開化紙學術研討會，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岳先生，他馬上把我拉到一邊，向我講述他通過現(xiàn)存檔案終于證明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座藏書樓位于原公主寢殿。他在講述之時頗為興奮，由此可見他對自己供職的北大圖書館有著特別的感情。通過姚先生的研究，不僅僅將北大圖書館的歷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還通過對史料的鉤沉，最終確認了該館的第一座館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國聯(lián)軍攻入北京后，俄軍和德軍先后占據(jù)京師大學堂，對大學堂藏書樓的種種破壞行徑。其愛國愛書之情溢于言表。 

（上文僅為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