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認為，“尚賢”是管理國家的根本，國家的興亡成敗關(guān)鍵在于用人。他說：“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wù)，將在于眾賢而已?！蹦拥摹吧匈t”思想是墨子社會政治理論的重要內(nèi)容，其人才觀、選才觀與“使能”思想，對今天推進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仍然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先秦諸子中，較早提出“舉賢才”明確主張的是孔子，不過，對尚賢思想最為重視的是墨子，墨子的“尚賢”思想精華主要體現(xiàn)于其《尚賢》三篇。 尊賢乃政事之本 墨子認為，高附加值的人力資本（賢良之士）的多寡，決定一個國家的生存或滅亡。尊重賢才不僅是治理國家的關(guān)鍵，而且是國家政治的根本。他認為賢能之士乃“國家之珍，社稷之佐也”，大凡貴且智的人管理愚且賤的人，就能管理好，而用愚且賤的人管理貴且智的人，就會出亂子。 他還說，“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到一個國家主持政局，卻不能保留人才，那就要亡國了；發(fā)現(xiàn)人才卻不急于任用，賢良之士就會對君主產(chǎn)生怠惰情緒；沒有人才就不能處理危難，沒有人才就不能謀劃國家大事。 由此可見，作為管理者，首先應(yīng)該充分重視賢才對于國家、社會治理的重要價值，除了基本的制度建設(shè)，同時也應(yīng)該充分發(fā)掘和尋找真正的賢才，把他們放在合適的位置上發(fā)揮光熱。墨子心目中所構(gòu)想的理想社會，從天子到鄉(xiāng)里之長，選立標準皆為“賢可”者。 有德者方可稱賢 賢者，賢良，賢能，究竟什么樣的人才叫賢呢？儒墨兩家眼中的“賢”并不完全相同?！墩撜Z·子路》曾記載孔子反對樊遲請學稼，相比之下，墨家的“巨子”大多是底層手工業(yè)者，重視專業(yè)技能。墨子在《尚賢·上》中界定賢人為“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shù)者”。他把儒家的賢人范圍“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擴大到“賤人”階級，即農(nóng)夫、手工業(yè)者甚至屠夫，強調(diào)只要有才能就是賢人，這比儒家更徹底。 許慎《說文》中講“賢，多才也”，賢的本義正為善良、勞累、多財。眾所周知，儒家強調(diào)“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事實上，墨子的尚賢也十分注重德行。他提出“萬事莫貴于義”，認為“義者，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在《尚賢·上》中他更是提出了“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shù)”的人才標準。墨子認為，凡是符合于“利天下”“利人”的行為，就是“義”；而“虧人自利”“害天下”的行為就是“不義”。一切善惡之名的區(qū)別也都以是否有利為標準。有利于天下人的現(xiàn)實利益的，就是至善的標準；反之，凡是有害于人的，就是惡。 他在《大取》篇中說：“斷指與斷腕，利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蓖ㄟ^這一段話，我們可以體會到墨子那種只要對天下人有利，無論斷指還是斷腕，是生還是死，都會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博大情懷。墨家是俠客的精神支柱和鼻祖，正如金庸詮釋的俠客精神，正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由此可見，墨家“賢者”的所指不僅是才能，更是博大、勤勉、仁厚、清明、嚴正等綜合的人格和素質(zhì)。 此外，墨家的賢人不僅要有“兼愛”之心，也要掌握實用技能，可以理論聯(lián)系實際，知行合一。墨子舉例說，有賢能的人治理國家，早入朝而晚退朝，處理官司刑獄，治理政務(wù)，因而國家能治理而刑法正。賢者做官，早睡早起，征收關(guān)、市、山林、川澤的稅利，以充實官家府庫，所以倉廩府庫充實而財用不盡。賢者治理縣邑，早出晚歸，耕田種菜，收聚豆粟，因而豆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國家治理好了，刑法正，倉廩充實，萬民殷富了。 不拘一格選賢才 由于對賢人的劃分標準不盡相同，儒墨兩家在“選賢”方式上有明顯差異，簡言之儒家“尊賢有等”，墨家“任人唯賢”。儒家重視宗法，親貴、故舊在選拔中享有優(yōu)先權(quán)?！盾髯印じ粐分袑懙溃骸百t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蹦觿t認為尚賢要打破親疏、等級與地位的藩籬，他認為，對于賢者則不拘出身，提出了“官無常貴，民無終賤”的觀點。明確說要“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 他從歷史的實例得出結(jié)論——古時堯把舜從服澤之陽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jié)果天下大治；禹把益從陰方之中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jié)果天下統(tǒng)一；湯把伊尹從庖廚之中拔舉出來，授予他政事，結(jié)果計謀得行；文王把閎夭、泰顛從狩獵者中拔舉出來，授予他們政事，結(jié)果西土大服。由此，墨子主張統(tǒng)治者從各階層中選拔真才實學之人。 人才能否被順利選拔和任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國運的興衰。清代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一句，就是對于選用賢人不良機制和陳腐風氣的不甘和吶喊。 選賢納賢的方式常常直接決定了結(jié)果，先秦賢人常自薦以求登用，在上者也會主動征用有賢之士。最典型的就是戰(zhàn)國四公子大規(guī)模養(yǎng)士，藉士以自重。 關(guān)于尚賢選賢之術(shù)，墨子有入木三分的思考。他明確指出，只有尚賢的意識但是缺乏尚賢之術(shù)，那么等于沒有成功，所以立下三個基本的原則：“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他。俸祿不厚，百姓就不信任他。權(quán)力不大，百姓就不畏懼他?！币虼斯糯ネ?，給他們高的官位、厚的俸祿、實際的任務(wù)。 墨子的尚賢思想，與他的“兼相愛，交相利”基本主張是密不可分的。墨子所講的“利”，乃立功之利，當然也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規(guī)范，而不是世俗所慕財貨之利。簡單地說，墨子之利是公利而非私利，不是損人利己之利。墨子眼中只有“人民之大利”“天下之利”“國家之利”。墨子的尚賢思想，正如魯迅評價墨子時，說他經(jīng)世濟民、埋頭苦干、為民請命，位卑而憂民憂國，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來源：《學習時報》；作者：車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