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中學歷史課本當中曾經學過“北魏孝文帝遷都”。這實際上是494年，處于南北朝時期的北方政權北魏的皇帝拓跋宏將國都從臨近北方草原的平城遷到中原核心地區(qū)洛陽的這一歷史事件。
在當時的歷史課本上對于這一事件的評價，實際是只是簡單的概括為：促進民族融合，有利于胡人建立的北魏政權的整體漢化。
那么在這里，筆者只能說這樣的概括非常的不準確！今天我們就來深入的盤點一下這一歷史事件：
北魏是鮮卑人拓跋珪建立的胡人政權。其國家建立的根基主要依靠的是鮮卑人的部落聯(lián)盟，所以北魏的皇帝實際上在很多層面上實際上受制于由鮮卑部落首領組成的“軍事貴族”集團。這是草原文明建國所普遍存在的一種現(xiàn)象。
但是當皇位傳到孝文帝這一代的時候發(fā)生了變化。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的第七任皇帝，其從小在其祖母馮太后的主導下接受了系統(tǒng)的儒家教育。正是在這種教育的影響下，拓跋宏逐漸萌發(fā)了打破軍事貴族對皇權的制衡，強化國家中央集權的打算。要加強皇權，自然就要削弱軍事貴族，那么如何削弱呢？
遷都！軍事貴族之所以能夠對皇權形成制約，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手中的軍隊。當時的國都平城北靠草原，與鮮卑的多個北方軍鎮(zhèn)緊密相連，而這些軍鎮(zhèn)就是軍事貴族制約皇權的權力基礎。如果把首都從平城遷到南面的洛陽，都城距離軍鎮(zhèn)足夠遠就將擺脫各個軍鎮(zhèn)的軍事威懾，而孝文帝手中的皇權自然就會大大加強！
孝文帝連蒙帶騙的把軍事貴族們騙到了洛陽，然后接著開始進行全面漢化，穿漢服、改漢姓弄得是不亦樂乎……表面上看確實是推進了鮮卑政權的漢化程度，但是當時所有人都沒有注意到帝國被推向了一個極為危險的境地！
孝文帝拓跋宏僅僅只是看到了政權漢化對于穩(wěn)固皇權和強化國家治理有著極大的好處，但是他沒有想到北魏立國的軍事基礎恰恰就是北方六鎮(zhèn)的鮮卑軍人。他這樣激進的漢化政策，直接就導致了北方鮮卑軍人形成了一種錯覺：皇帝不認咱們這些老兄弟了，咱們這些老兄弟還為皇帝賣什么命？
在孝文帝去世二十多年之后北魏就亡國了。不少史書把北魏亡國歸結于政治腐敗，導致民間起義頻發(fā)，但是卻沒有講清楚最先亂起來的就是北方六鎮(zhèn)，對國家政權造成毀滅性打擊的就是原先這些保家衛(wèi)國的六鎮(zhèn)軍人！其中后來分別建立東魏和西魏的高歡和宇文泰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對于北魏的覆滅，后來的帝國統(tǒng)治者們進行了深切的反思。他們開始逐漸意識到，草原部落文明與中原文明存在著本質的差異，一個橫跨草原與中原地區(qū)的國家，必須要同時得到兩種文明的共同支持，一旦有所偏廢那就是政權傾覆的下場！
比如北魏立國，就是在軍事上承襲了草原文明，依靠強悍的六鎮(zhèn)軍人抵抗住了其他胡人部落的沖擊，在中原的統(tǒng)治上承襲了漢人的治理模式，從而獲取了中原地區(qū)的廣大財富，為帝國的確立奠定了穩(wěn)定的物質基礎。所以，北魏是一個“二元帝國”，一邊是草原文明，一邊是中原文明！孝文帝的遷都，實際上片面的割裂了草原文明，從而動搖了北魏立國的根基。
但是正是有了這樣一次教訓，這就使得南北朝之后華夏重歸于一統(tǒng)。接下來的隋唐帝國就很好的將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有效的融合在了一起，其控制的國土面積不再局限于中原地區(qū)而是遠邁兩漢。這就是“二元帝國”的經驗！
四、從“二元”到“多元”，中國被賦予了多元文明的概念
接下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華夏文明中所包含的中原文明、草原文明、雪域文明、西域文明開始進行頻繁的互動，多個文明在相互之間進行著互相塑造。這就使得華夏文明從“一元”發(fā)展到“二元”，再到“多元”，最終“中國”的概念呼之欲出！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能夠統(tǒng)合中原文明、草原文明、雪域文明、西域文明，最早的探索便是從北魏的滅亡開始的。也正是這個原因，使得當代中國疆域并非局限于中原地區(qū)或者長城以南，而我們對于“中國”的概念理解也不應局限于國家，而應當把他看作是一個多元的文明。
正如西方智庫在研究中國時所講的那樣：中國明明是一種文明，卻偏偏要偽裝成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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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華夏問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