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詩派有沈德潛、厲鶚、翁方綱和袁枚、趙翼等設壇立坫，分庭抗禮；自成一格的鄭燮、黃景仁等也競逐其間。2古文則桐城派以正宗自居，聲勢浩大。3駢文異軍突起，再度興盛。4張惠言則開創(chuàng)常州詞派，把詞的創(chuàng)作和理論推向尊詞體、重寄托的階段。
第一節(jié) 流派紛呈的詩壇和袁枚
乾嘉詩壇：
1沈德潛、翁方綱，或主格調(diào)，或言肌理，固守儒雅復古的陣地。
2厲鶚擴大浙派的門戶。
3袁枚、趙翼、鄭燮標榜性靈，擺脫束縛，追求詩歌解放。
4黃景仁等抒寫落寞窮愁，吟唱出盛世的哀音。
沈德潛 以儒家詩教為本，倡導格調(diào)說，尊唐抑宋，使詩歌“去淫濫以歸于雅正”，起到“和性情、厚人倫、匡政治”的教化作用，鼓吹“溫柔敦厚，斯為極則”，要求詩歌創(chuàng)作“一歸于中正和平”。大量詩作雍容典雅，平庸無奇，為典型的臺閣詩體。
厲鶚 浙派盟主，主張作詩參以書卷，學習宋人，好用宋代典故。其詩主要是寫山水，以杭州和西湖風景為主，遍及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作詩重學問，主空靈，合寫景與宗宋為一，代表浙派的風格特點。杭世駿、金農(nóng)、吳錫麟等輔佐左右，在當時勢力頗大。
翁方綱 論詩倡肌理說，主張“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肌理”包括義理與文理。義理為“言有物”，指以六經(jīng)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規(guī)范的思想與學問；文理為“言有序”，指詩律、結(jié)構(gòu)、章句等作詩之法。義理為本，通變于法，以考據(jù)、訓詁增強詩歌的內(nèi)容，融詞章、義理、考據(jù)為一。
袁枚 作詩以才運筆，抒發(fā)性靈，極有特色。他的筆觸相當廣泛，反映現(xiàn)實、詠物懷古、描繪山川自然和表現(xiàn)個人志趣，大都不受傳統(tǒng)思想束縛和正宗格調(diào)限制，信手拈來，矜新斗捷，不盡遵軌范；而且清靈雋妙，具有感情奔放、議論新穎、筆調(diào)活潑、語言曉暢、句法靈巧等特點，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尤其是寫景之作，模山范水，落想不凡，筆墨放縱。
性靈說其含意包括性情、個性和詩才。性情是詩歌的第一要素，詩生于性情，性情是詩的本源和靈魂；男女是真性本源，性情要表現(xiàn)詩人的獨特個性，創(chuàng)寫“有我”之旨，這是其審美價值的核心；須具備一定的詩才，藝術構(gòu)思中的靈機與才氣、天分與學識結(jié)合并重。這一在“吟詠性情”的基點上構(gòu)成完整體系的詩歌理論，沖破了傳統(tǒng)與時代風尚，對格調(diào)模擬復古、肌理考據(jù)學問、神韻纖巧修飾、浙派瑣屑饾饤給予有力的沖擊，是晚明文藝思潮的隔代重興，為清詩開創(chuàng)了新的局面。
性靈派 以袁枚為首，此外還有舒位、王曇和孫原湘“后三家”， 張問陶等詩人。舒位詩題材廣泛，羈旅行役、詠史記游等篇什，性靈與才學兼具，寫得灑脫自如，得心應手，且材藻艷麗，旁征博引。王曇的代表作有《項王廟》等，大筆淋漓，詭怪離奇，帶有幾分粗豪，為龔自珍詩歌的濫觴。孫原湘的詩清麗俊逸，富巧思，多麗語。
乾隆三大家 袁枚、趙翼和蔣士銓。趙翼論詩崇性靈，多詠史、論世、評詩之作，議論精警，思想敏銳，幽默詼諧，兼雜以雄奇豪放的氣概，《論史》《偶得》《閑居讀書》等為其見解精辟的代表作。蔣士銓也主張“文章本性情”其中還包含“忠孝節(jié)義之心，溫柔敦厚之旨”，描寫盛世下的苦難，如《京師樂府詞十六首》《饑民嘆》《雞毛房》等。
鄭燮 論詩提倡“真氣”“真意”“真趣”三真，推崇杜甫“歷陳時事，一寓諫諍”，主張詩歌應“道著民間痛癢”。許多詩作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現(xiàn)實黑暗，直率大膽；抒發(fā)才情之作也較多，表現(xiàn)出磊落高尚的人格精神。
黃景仁 作詩“好作幽苦語”，放言無忌地傾泄“盛世”積在心頭的怨憤，抨擊是非不分、倒行逆施的黑暗世道，以詩歌表現(xiàn)出個性意識在復蘇和覺醒意義上的深入思考。七古以雄偉的筆觸描繪壯麗的自然景色和抒發(fā)磊落恣放之情，既似李白豪宕騰挪，又兼韓愈盤轉(zhuǎn)古硬，在跌宕跳躍中流轉(zhuǎn)低吟。七律清麗綿邈，富有李商隱的優(yōu)美韻致，瘦硬峭拔處兼得黃庭堅的神髓。
第二節(jié) 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
戴名世 桐城派先驅(qū)，主張為文以“精、氣、神”為主，“言有物”為“立言之道”，提倡“道也、法也、辭也，三者有一之不備而不可謂之文也?！彼伿_路，為桐城派理論的發(fā)軔。
桐城派 康熙年間由安徽桐城人方苞開創(chuàng)，同鄉(xiāng)劉大櫆、姚鼐等繼承發(fā)展，成為清代影響最大的散文派別。方苞樹起“義法”說的大旗，主張言之有物而文有條理，講求文章作法，要求內(nèi)容醇正，文辭“雅潔”。該理論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論文綱領，并發(fā)展成具有嚴密體系的古文理論，切合古代散文發(fā)展的格局，成為縱貫清代文壇的蔚蔚大派。姚門之后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四大弟子”，
“桐城”三祖 方苞、劉大櫆和姚鼐。
方苞：
1言之有物而文有條理?！傲x”指文章內(nèi)容，以儒家經(jīng)典為宗旨，在于為當代政治服務；“法”指文章作法，包括形式、技巧問題。義決定法，法體現(xiàn)義。
2講求文章作法?；騻?cè)重“虛實詳略之權(quán)度”，或追求“首尾開合，順逆斷續(xù)”之“脈絡”，或提倡用語“體要”和簡潔。偏重文法，但“義”在其中。
3要求內(nèi)容醇正，文辭“雅潔”。使古文用語典雅、古樸、簡約，給古文建立更嚴格的具有束縛性的規(guī)范。
方苞的古文選材精當，以凝練雅潔見長，開桐城派風氣。讀史札記和雜說，如《漢文帝論》《轅馬說》等簡潔嚴整，無枝蔓蕪雜之病。游記如《游雁蕩記》，贈序如《送劉函三序》，碑銘如《先母行略》，詳略有致，具有法隨義變的特點?！蹲笾乙愎菔隆访枥L左光斗形象，筆簡語潔。
劉大櫆：
1對“義法”理論進行豐富和拓展，以“義理、書卷、經(jīng)濟”的“行文之實”擴大“言有物”的內(nèi)容。
2重視“行文之道”的“神”“氣”“音節(jié)”等要素，突破“言有序”的范圍。
3主張因聲求氣，由字句以求音節(jié)，再由音節(jié)以求聲氣，為探尋“義法”奧妙揭示出門徑和方法，也使理論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
劉大櫆的文章抒發(fā)懷才不遇，指摘時弊，以“雄奇恣睢，鏗鏘絢爛”稱勝。游記文如《游晉祠記》《游大慧寺記》《游萬柳堂記》等借景抒情，諷世刺時，近于雄肆奇詭；《書荊軻傳后》《送姚姬傳南歸序》《息爭》等可看出其文章的音節(jié)之美。
姚鼐：
1主張“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義理、考據(jù)、詞章”合一。讓儒家道義與文學結(jié)合，天賦與學力相濟，“義法”外增加考證，以求三者的統(tǒng)一和兼長。
2運用陰陽剛?cè)嵴f，將多種風格歸納為“陽剛”和“陰柔”兩類，提出“統(tǒng)二氣之會而弗偏”，“協(xié)合以為體”，追求剛?cè)嵯酀?/p>
3把文章的藝術要素提煉為“神、理、氣、味”和“格、律、聲、色”八字，前四者是內(nèi)在的“文之精”，后四者是外在的“文之粗”；由“粗”把握“精”，待融貫其“精”后再遺棄可見的“粗”的部分，擺脫“文之粗”的束縛，使古文進入最高境地。
姚鼐的古文以韻味勝，偏于陰柔?！兜翘┥接洝贰队戊`巖記》《泰山道里記序》等文，雖寓考據(jù)于辭章，卻文法考究，內(nèi)容扎實，語言凝練簡潔，刻畫生動，頗有文采?！队蚊墓P泉記》雅潔清暢而富有聲色，《李斯論》筆法嚴謹兼婉轉(zhuǎn)有序，《袁隨園君墓志銘序》、《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復魯絜非書》等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
《古文辭類纂》由姚鼐纂集，以13類體裁選輯七百余篇自戰(zhàn)國、秦漢、唐宋八大家到歸有光、桐城派方苞、劉大櫆的古文，以為示范，確立古代散文發(fā)展的“正宗”文統(tǒng)，被桐城古文家奉為圭臬，影響甚廣。
陽湖派 桐城派的分支，代表人物惲敬和張惠言均為陽湖人。他們專志以治古文，但又不愿受桐城文論束縛，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辭賦，以博雅放縱取勝。惲敬《游廬山記》《游廬山后記》，張惠言《書山東河工序》《吏難》等，比“正統(tǒng)”古文要恣肆不拘，富有詞采。他們和李兆洛合稱“陽湖三家”。
袁枚寫散文，也寫駢文，議論、碑記、書序、尺牘，幾無體不備。大都感情真摯，生動清新，富有個性，甚至放言無憚，敢于沖決傳統(tǒng)觀念，顯示出不凡的膽識。
鄭燮的家書和題跋淺白如話，趣味橫生。
沈復的自傳體筆記式散文《浮生六記》前三卷，記敘與妻子陳蕓的感情生活和悲慘遭遇，文字細膩，不假雕飾，自有一股感人魅力。
第三節(jié) 駢文的復興和汪中
駢文八家 是指袁枚、邵齊燾、劉星煒、孫星衍、吳錫麟、洪亮吉、曾燠和孔廣森八人，由吳鼒選輯駢文《國朝八家四六文鈔》而來。袁枚的駢文流麗生動，文藻秀逸，抒情、議論，都有獨抒性靈、自然活脫的特色；邵齊燾崇尚漢魏，駢文用典較少，以文氣流宕，清剛矜練為長。洪亮吉的駢文輕倩清新，情辭相輝。汪中成就最高。
汪中清代駢文復興的代表。內(nèi)容取材現(xiàn)實，情感吐自肺腑，“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風格遒麗富艷，淵雅醇茂，且用典屬對精當妥帖?！栋}船文》是駢文中的絕作。
《駢體文鈔》 李兆洛編纂，選錄戰(zhàn)國至隋代被他認為屬于駢體范圍的文章774篇，分為32類，規(guī)模宏大。雖選有部分秦漢散文，也是在溯源意義上取錄，借以證明駢文與古文的親緣關系。它對桐城派的后學兼采駢文之長，重視諸子百家文章，產(chǎn)生了啟迪和影響。此書在駢文選集中流行較廣，影響也大。
第四節(jié) 浙派詞的嬗變和常州詞派的興起
浙派詞的嬗變：
厲鶚 推衍朱彝尊“醇雅”說，向往“清空”境界，以“遠而文，淡而秀，纏綿而不失其正”“騁雅人之能事”，使音律和文詞更為工練。其詞作以記游、寫景和詠物為多，擅長山光水色的描繪，表現(xiàn)幽雋清冷之美。但因生活狹窄和詞境單一，也有真氣少存、意旨淺薄之弊，后學枯瘠瑣碎，更加速了浙派的衰落。
吳錫麟用“窮而后工”矯正詞宜宴喜逸樂說，郭麐提出攄述性靈。但因詞風丕變，難以扭轉(zhuǎn)沒落的命運。
常州派 發(fā)軔于嘉慶初年，張惠言與兄弟張琦合編的《詞選》成為開宗立派的旗幟。他主張尊詞體，要詞“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提高詞的地位，倡導意內(nèi)言外、比興寄托和“深美宏約”之致，對扭轉(zhuǎn)詞風和指導風氣起了積極作用。至周濟發(fā)揚光大，蔚為宗派。他以藝術審美眼光推尊詞體，突出詞的“史”性和與時代盛衰相關的政治感慨；闡明詞“非寄托不入”和“專寄托不出”，揭示最有普遍意義的美學命題；以宋四家周邦彥、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為學詞途徑，使“常派”真正風靡開來，籠蓋晚清時期的詞壇。
張惠言 《茗柯詞》騁情愜意，細致生動，語言凝練干凈，無綺靡濃艷之藻，抒發(fā)懷才不遇、飄泊無依和羈縛受制等心緒，詞旨常在若隱若現(xiàn)之間。但其詞作也缺少社會內(nèi)容和歷史精神。
鄭燮 詞作或以凄厲之筆，傾瀉“盛世”的悲哀，或以幽怨之情，抒發(fā)慘傷的心懷?！栋鍢蛟~》獨標一格，風神豪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