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位于蘇州府城之西北郊七里，是“吳中第一名勝”。其中生公講臺、可中亭、白蓮池、養(yǎng)鶴澗、悟石軒、劍池、千人石等古跡，是文人雅士舉行雅集、詩詞唱和討論學問的絕佳之地。
公元1633年，明崇禎六年，名震天下的復社在虎丘舉行了自己成立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集會，史稱“虎丘大會”。是時，各省文士匯聚一堂，足有數(shù)千之眾，船幾乎把姑蘇的河道堵滿，云巖寺的大雄寶殿被擠得如同鬧市一般。
時移世易，到公元1661年，已經(jīng)是大清順治十八年。復社中人念茲在茲的大明皇朝，已經(jīng)灰飛煙滅，復社也在九年前被取締。虎丘沉寂多年了。
這一年的3月23日，55歲的金圣嘆坐著一葉扁舟，從蘇州城西憩橋巷自己的家中出發(fā)，行十幾里，來到了虎丘。這場虎丘之會雖比當年復社的虎丘大會寒酸很多，而且沒有了指點江山的激昂，但也“快飲達旦”，盡顯名士風流。
虎丘之會兩個月后，金圣嘆被捕，立即遭受到嚴刑拷問，“流汗積項成膏，腐肉滿于鐵索”。又兩個多月后，金圣嘆與其他17名秀才一起被處斬于市。此案，史稱“哭廟案”。
“世家有力者”的江南
“哭廟案”與“奏銷案”“通海案”一并稱為“清初江南三大案”。而實際上，這三案可以歸一，因為有奏銷案，所以才引出哭廟案，而哭廟案之所以會殺戮慘重，則是因為通海案。
所謂“通海案”，就是勾結(jié)?？?，?？鼙闶谴藭r仍然在沿海堅持“反清復明”的鄭成功、張煌言。1659年（順治十六年），鄭成功與張煌言相呼應，率軍北伐，連克江南數(shù)郡，圍逼南京城。江南各地的明遺民多有響應者，清廷查處這些響應者的案子，便被稱為“通海案”。
金圣嘆所犯的“哭廟案”，便是被強加上“通海”的罪名才不得不死。而實際上，金圣嘆并無反清復明的作為，他率眾“哭廟”，是為了反對“奏銷案”。
奏銷案就是收繳拖欠的稅賦。唐朝以后，江南經(jīng)濟迅猛發(fā)展，同時也成為賦稅最重的地區(qū)?！柏斮x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蘇、松為最?！?/p>
賦稅重，百姓難以承受，便會出現(xiàn)“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形。而“對策”的執(zhí)行者，便是地方士紳。朝廷委派的地方官，要依靠地方有名望的士紳世家來“觀風問政”，向他們“咨詢治道”，地方士紳對于賦稅的征繳有著極大的發(fā)言權(quán)。再加上元朝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鹽稅和商稅，“田賦三十稅一”，所以“野處者，得以貨雄”。元亡明興，江南地區(qū)遭受戰(zhàn)亂，士紳損失巨大，再加上太祖朱元璋以嚴刑峻法管制士紳，士紳階層作為朝廷和百姓之間的調(diào)和劑的作用大大降低。
而到了明朝中葉，士紳階層重新崛起，大量家族通過科舉，在朝有人做官，在野又財雄勢大，又成為足以左右地方行政的大勢力。有功名，乃至做官的家族，都有賦稅的優(yōu)免特權(quán)，土地丁口雖多，卻不負擔徭役，就是應納的田賦也可以拖欠不繳。士紳欠繳賦稅一兩成，便成為當時通行的慣例。
士紳有這樣的特權(quán)，百姓為了減少自己的負擔，也愿意將自己的土地和丁口以“詭寄”和“投獻”的方式交給士紳。而士紳包攬這些土地的全部賦稅，按照自己減免的份額繳納，同時繳給朝廷的頂多只有應當賦稅的八、九成，自己至少要坐收一二成的利益。士紳多了收益，百姓也減少了負擔，明朝時江南賦稅沉重，但因為有士紳“從中作?！保故恰熬庸贌o逋賦之罰，百姓無催科之擾”的景象。士紳百姓都有好處，但這苦了朝廷，越是富庶地區(qū)，因為教育發(fā)達，讀書人多，士紳多，稅賦反而收不上來。
而清朝為了迅速建立統(tǒng)治，也對前明士紳大為籠絡，保留了他們在明朝時的特權(quán)，清初的江南仍是“世家有力者”的天下。
1658年（順治十五年），此時南明的反抗力量已經(jīng)再難掀起大的波瀾，清廷所擔心或防范的，不再是士紳的背離或反抗，而是已歸降的或所招撫的士紳自成體系、尾大不掉。是年二月，奏銷案開始，朝廷要“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為難”了。
哭廟：禁令下的抗議
奏銷案雖被后世稱為江南奏銷案，實際上其范圍是全國性的。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江西、陜西等六省以及安徽若干縣份，都辦過奏銷案。其他各地不過點到即止，并不嚴厲，奏銷案打擊的主要目標，只有江南四府一縣，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蘇州與松江兩府。
1659年（順治十六年），朱國治被任命為江蘇巡撫。其人字平寰，遼東撫順人，隸屬漢軍正黃旗。江蘇是士紳集中之地，也是欠稅最重之地，巡撫衙門所在地蘇州是重中之重。朱國治秉承朝廷意志，大力催逼錢糧，暴戾程度甚于天災，故蘇州百姓稱之為“朱白地”，意即凡朱所到之處，萬物滅絕，只留下白茫茫大地一片。
清初賦稅不僅沉重而且種類繁多，除了必征之外的賦役，還有兌役、里役等。雜派項目更是五花八門，水夫、大樹、火藥、馬草、牛稅等都被列入征收項目。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朱國治如此賣力，屬下官員自然要更為加碼，其中尤其以吳縣知縣任維初最為突出。1661年（順治十八年）初，任維初出任吳縣知縣，上任伊始，為了催征錢糧，不惜大施酷刑，不過幾日，便有人因欠稅款被活活打死。
1661年（順治十八年）2月，順治帝駕崩。依照禮制，全國上下都要為順治帝致哀。3月1日，哀詔傳至蘇州，朱國治等于府衙設置靈堂。連續(xù)三天，地方軍政要員及郡中縉紳前往哭臨。此外，地方政府還在蘇州文廟設靈堂，供普通百姓祭悼。
清朝與明朝不同，早在順治九年就頒布律令：“軍民一切弊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斥革治罪”。而且，清朝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jié)社”。順治帝的死算得“正逢其時”，士紳百姓本來怒火難抑，正愁沒有抗議的渠道，這祭奠活動可以名正言順聚眾發(fā)泄不滿。
于是，以秀才倪用賓為首的百余名生員，于3月4日齊聚蘇州文廟，哭奠順治帝。而秀才中名聲最大的金圣嘆，更是草擬了一份哀悼順治的哭廟文，并親手敲響文廟里的鐘鼓，聲震數(shù)里，鄰近的許多市民聞聲而至。
雖然引起如此騷動，但金圣嘆明顯沒有把后果考慮得如此嚴重，甚至還能前往虎丘，與朋友們“快飲達旦”，案情卻是向著最殘酷的方向突飛猛進。秀才們被捕后，因為事涉任維初，這位知縣也被拘審。任維初對于自己貪污公糧之事供認不諱，而且說明，所得銀錢是為了應付巡撫衙門索賄的。這一來，巡撫朱國治便被牽連其中。
3月21日，朱國治的奏疏傳至京師。此時，適逢金壇叛逆、鎮(zhèn)江失事等案發(fā)生，加上朱國治將哭廟案上綱上線到謀逆的層面，于是，清廷將吳縣“哭廟案”與金壇、鎮(zhèn)江、無為等九案，一起作為“通海”大案在江寧會審。會審開始不久，朱國治又將同情和支持哭廟而且與自己有嫌隙的顧予咸、程翼蒼、朱嘉遇、薛爾張等九人株連入案。
6月16日，判決下達，“哭廟案”中的倪用賓等十八人以“抗糧謀反”罪處斬。其中，倪用賓、沈玥、顧偉業(yè)、丁瀾、金圣嘆、王重儒、薛爾張、姚剛八人處斬外，家產(chǎn)籍沒入官，妻子流放寧古塔。8月7日，在朱國治的親自監(jiān)斬下，“哭廟案”中的18名秀才與“通海案”中的人犯共121人，被處決于江寧三山街。
士紳不復為士紳
哭廟案之后，有了殺人立下的威風，奏銷案也進入了疾風驟雨階段。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四府以及江寧府溧陽縣的數(shù)萬官紳士子遭到革黜，并且大多遭到逮捕，關(guān)押于各地方州縣監(jiān)獄。曾經(jīng)的峨冠博帶，如今遭受枷責之苦，加之鞭撲紛紛，真是斯文掃地。
當奏銷案結(jié)束之時，四府一縣受到革降調(diào)處分的鄉(xiāng)紳有2171名，生員有11846名，共計13617名。別的省份欠稅士紳也被黜革，可是后來就被朝廷赦免，恢復原來頭銜。江南士紳卻一直沒有被饒恕，后來捐銀開復的也只是極少數(shù)人。在奏銷案之后，江南各地學校為之一空。原本學風繁盛之地，一處學校最少也有六七百生員，如松江府一地便有生員三千余人，而在奏銷案后，每個學校最多不過保留六七十人，少的只有二三十人。非但如此，在奏銷案后，各處的錄取生員名額也被大量裁減。
原有功名的士紳被革黜，又無新鮮血液補充。再加上為了限期繳納欠賦，士紳們不得不借官債，結(jié)果“舊賦未清，新餉已迫，積逋常數(shù)十萬，時司農(nóng)告匱，始十年并徵，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大量士紳之家因此破產(chǎn)，昔日鐘鳴鼎食之家，無不淪為荊棘瓦礫之場。
直到康熙朝中葉，隨著三藩之亂平息，臺灣鄭氏歸降，清廷才對江南士紳有所寬宥。逐漸擴大科舉名額，并舉辦博學鴻詞科，特別是增加了各地入學生員名額，江南士紳總算枯木逢春、死而后生。
不過，重新恢復的江南士紳階層，其實已經(jīng)難以再稱為士紳了。優(yōu)免特權(quán)已經(jīng)在事實上消失，自然不會再有百姓通過向他們“詭寄” “投獻”土地而減免稅賦。
至于在哭廟案中罹難的金圣嘆，原本就已聞名天下，更因慘烈的終局而成為傳奇。他死后，蘇州有民謠口耳相傳：“天呀天，圣嘆被殺真是冤。今年圣嘆國治殺，他年國治定被國賊殲?！泵裰{總是驚人的準確，哭廟案12年后，在云南巡撫任上的朱國治遭遇了三藩之亂。朱國治酷吏本色，對江南士紳狠，對自己也狠，面對吳三桂勸降，“罵賊尤烈”，被殺。
原刊于《齊魯周刊》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