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忠海
剛剛從氏族社會邁入奴隸社會，又要向封建社會急速轉型，這是北魏孝文帝改革面臨的特殊情勢。這是一場任務極為繁重、過程極為艱難的改革，但它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實現(xiàn)了王朝中興。能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孝文帝抓住了怎樣的改革關鍵點呢？
急速轉型
北魏是南北朝中北朝的第一個政權，由拓跋氏建立。拓跋氏屬鮮卑族，原來居住在今黑龍江、嫩江流域的大興安嶺附近，過著游牧生活。漢朝時北匈奴被打敗西遷，一部分鮮卑部落也向西遷移，來到漠北地區(qū)。從東漢末年到西晉，這部分鮮卑人不斷南下，與魏晉兩朝聯(lián)系越來越密切，與匈奴部落也越來越融合。
還在曹魏統(tǒng)治時期，鮮卑首領拓跋力微征服了周邊部落，確定了大酋長的地位。西晉初年，拓跋力微之子拓跋祿官把部落分為中、東、西三部，后來各部又被拓跋力微的孫子拓跋猗盧統(tǒng)一。公元310 年，晉懷帝封拓跋猗盧為代公，晉愍帝繼位后又進封其為代王，鮮卑人于是建立了代國，成為“五胡十六國”之一。但到了公元376年，“五胡十六國”中的前秦發(fā)兵攻打代國，代國滅亡。公元386年，鮮卑族首領拓跋珪重建代國，定都在盛樂（今內蒙古自治區(qū)和林格爾縣境內），后拓跋珪改稱魏王，于公元398年正式定國號為“魏”，史稱“北魏”，拓跋珪將都城遷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北魏初建時強敵環(huán)伺，周邊分別有賀蘭部、獨孤部、庫莫奚部、鐵弗部、高車部等部族，太行山以東還有慕容垂建立的后燕，太行山以西有慕容永統(tǒng)治的西燕。拓跋珪有“天下之志”，同時“善戰(zhàn)好殺，暴桀雄武”，他用武力不斷消滅周邊部族和政權，北魏的實力不斷增強。拓跋珪死后兒子拓跋嗣繼位，他在位14年，繼續(xù)向四周擴張。拓跋嗣死后兒子拓跋燾繼位，拓跋燾是一位杰出的軍事家和戰(zhàn)略家，擅長用兵，他親率大軍先后滅掉了胡夏、北燕、北涼等政權，結束了十六國紛爭的混亂局面，統(tǒng)一了北方。
北魏成為北方霸主，但與突出的軍事實力相比，文化、政治和社會制度是這個政權的明顯短板。從早期的新舊代國到魏國初建，鮮卑族只是完成了由氏族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而這時大部分中國北方地區(qū)早已經歷了數(shù)百年封建制度的統(tǒng)治，隨著北魏管轄范圍的不斷擴大，文化和制度與現(xiàn)實之間的不適應也表現(xiàn)得越來越突出。
北魏前期的幾位皇帝對此其實都有清楚的認識，他們通過重用漢官、實行漢化等措施加快社會和文化轉型。拓跋珪在位時一方面四處征伐，另一方面也重用了賈彝、賈閏、晁崇等漢官，讓他們“與參謀議，憲章故實”，在這些漢族官員的幫助下設置百官、建立爵制。拓跋嗣在位時多次下詔征賢，他本人酷愛漢文化，遍覽史傳，從中尋找治國之道。拓跋燾在位時進一步加大了漢化的力度，效仿漢朝做法在平城設立了太學，下詔祭祀孔子，大量征召世家大族出身的的漢人擔任要職。
拓跋燾之后，這樣的努力仍在進行，加速漢化、盡快與先進文明接軌是北魏上層統(tǒng)治者的共識，對于這樣的改革方向大多數(shù)人也并無異議。但是，僅用幾十年的時間就要實現(xiàn)由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跨越，其艱巨性和難度可想而知。這種跨越必然涉及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意味著不同階層的利益將被調整，當改革侵犯到一些舊貴族既得利益時，他們也必然會抵制和反抗。
北魏早期的幾位皇帝為照顧保守勢力，同時也因為當時更多的精力還是在開疆拓土上，所以很長時間里文化融合、社會轉型的步伐并不快，由此積累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多，依靠局部改革已經難以解決問題，只有來一場暴風驟雨式的全面改革才能夯實北魏這座大廈的根基。
改革難題
歷史的重任落在了孝文帝拓跋宏身上，他繼位于公元471年，這時雖然距拓跋珪定國號為“魏”已經過去了73年，但落后的文化、制度造成的各種問題已經充斥到北魏社會的方方面面：許多鮮卑貴族仍保留著游牧時期的風習，喜歡依靠暴力搶劫或肆意搜刮的方式攫取財產和人口，朝廷缺乏規(guī)范的官俸體系，經常以班賞的方式來分配財富；朝廷雖然任用了一些漢官，但一些鮮卑舊貴族內心里拒絕接納他們，認為“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有的則提出鮮卑人的特性就是勇武，崇尚儒學會喪失種族優(yōu)勢；國家沒有統(tǒng)一的土地和租稅制度，州、郡、縣爭相收取租稅，所使用的衡器也大小不一，一些官員趁機中飽私囊，史書將他們稱為“饑鷹惡虎”；雖然推行漢化多年，社會上仍流行穿胡服、講胡語，漢化成效不明顯。
孝文帝繼位時年僅5歲，按照鮮卑族“子貴母死”的陋習，在他被立為太子時生母便被賜死了，他由祖母馮太后養(yǎng)大，未成年前由馮太后執(zhí)政。孝文帝年輕時注意學習儒家經義、史傳百家，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在他23歲時馮太后駕崩，孝文帝開始親政，隨即便掀起了一場全面改革，當時的年號是太和，這場改革也被稱為“太和改革”。
“太和改革”由孝文帝親自設計和主導，是一場全面、系統(tǒng)性的改革，主要措施包括：效仿漢族王朝禮儀建明堂、太廟，制定郊祀、藉田等制度，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在中央建立系統(tǒng)規(guī)范的官制，頒布《職員令》，確定百官秩品，官員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共18個品級，分別制定了俸祿標準，解決官制混亂和缺乏薪俸制度的問題；在基層實行“三長制”，即鄰、里、黨組成的鄉(xiāng)官組織，以此加強戶籍管理，取代過去實行的宗主督護制，克服地方豪強隱匿包藏人口的弊端；頒行均田令，根據(jù)性別不同對成年百姓制定了具體的授田畝數(shù)，分露田、桑田兩種，露田種植谷物，不許買賣，15歲以上男子一般授40畝，女子減半，這些田地需要在70歲時交還國家，桑田主要用來種植桑、榆、棗樹，可以買賣，不用交還國家；統(tǒng)一租稅制度，其中收租以一夫一婦為基本單位，以每年交納帛一匹、粟二石為統(tǒng)一的收取標準，并規(guī)定只能由縣一級征收，使用統(tǒng)一的斗秤等量具；禁止士民穿胡服，規(guī)定一律改穿漢人服裝，百官改著漢人官服，禁用胡語，規(guī)定“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
在歷史上還很少有哪一場改革包羅得如此全面、改革得如此徹底，這是北魏當時面臨的特殊形勢所決定的。艱巨的改革任務、有限的改革時間、復雜的社會矛盾決定這場改革不會輕松。從歷史上看，有的改革雖然方向正確、措施也很有針對性，但就是因為對改革的進程把握不當，也會容易使之變成一場急進的社會運動，最終走向失敗。
吏治保障
由孝文帝親自推動的這場“太和改革”卻基本上取得了成功。經過改革，北魏所管轄的北方地區(qū)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得到恢復，糧食產量增多，畜牧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都日益活躍，百姓的生活得到明顯改善。改革后，從鮮卑統(tǒng)治者到社會各階層對漢族先進文化、制度接受的程度進一步加強，加速了北魏政權的社會轉型，使其完成了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各民族進一步融合，歷史上稱北魏的這一時期為“孝文帝中興”。
這場艱苦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為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是先進文化、制度對落后文化和制度的取代；另一方面，孝文帝本人的改革意志和決心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在改革面臨保守派阻撓和挑戰(zhàn)的時刻，孝文帝始終堅定改革方向不動搖，對破壞改革的勢力進行強有力打擊，掃除改革障礙，同時他還注意選賢任能，培養(yǎng)改革中堅力量，推動改革持續(xù)不斷向前邁進。
此外，改革需要人來推動，各級官員是否支持改革、能不能以較強的執(zhí)行力投身到改革之中也是成敗的決定因素。制定統(tǒng)一的官制和俸祿制度只是制度建設的一個方面，制度能不能落實、落實的效果怎么樣只能體現(xiàn)在千百萬各級官員的日常工作中。由于歷史原因，北魏的官員隊伍整體素質并不高，存在許多問題，如缺乏考核、效率低下、貪贓枉法等，不解決這些問題，任何改革都是空談。
在孝文帝親自主導下，北魏頒布了《考課法》，專門對各級官員進行考核，該法分外考法令和內考法令兩部分，外考法令主要考核地方官員，內考法令考核的主要是中央官員，規(guī)定官員三年進行一次考績，考核結果決定官員的升遷罷免，通過考核“令愚滯無妨于賢者，才能不壅于下位”?！犊颊n法》頒布后，孝文帝親自主持對五品以上官員的考核，他把關很嚴，只有“心平性正、抑強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的官員才能被考評為上等。在對尚書省的一次考評中，孝文帝認為“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guī)，又不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結果尚書省“自尚書令、仆射以下凡黜退二十余人，皆略舉遺闕”。
除了加強日常考核，孝文帝還加強了對官員的監(jiān)督，為此專門頒布了《御史令》，規(guī)定了御史的監(jiān)督職責和權力。為了給御史樹威，孝文帝經常以各種方式肯定他們的工作，御史中尉李彪為人剛直，因為他監(jiān)督嚴格，使得“天下改目，貪暴斂手”，孝文帝便一再對他進行表揚，在群臣面前特意親切地稱他為“李生”，還表彰說：“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span>
對于那些貪官污吏，孝文帝則給予毫不留情的打擊，在頒布官員俸祿制時他詔令“祿行之后，贓滿一匹者死”，這個處罰標準相當嚴厲。在執(zhí)法中，孝文帝強調“克己忍親，以率天下”，從而做到不避親疏、一視同仁，他身邊一些親近的人，無論宗室、戚屬還是近臣，一旦犯法都毫不留情。從太和十二年（488年）至太和十五年（491 年），4年間就有6位擔任地方長官的皇室宗親受到削除官爵、徙配北鎮(zhèn)甚至賜死的嚴懲。史書稱孝文帝在位時“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這一時期“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是歷史上吏治相對清明的時期。
從《職員令》到《考課法》《御史令》，都是在用制度來加強官員隊伍的建設。由于這些制度規(guī)定具體、執(zhí)行嚴格、監(jiān)督到位，因而取得了成效，賢才脫穎而出、庸才被淘汰、貪官被懲處，使官員隊伍保持了活力和執(zhí)行力，從而能夠承擔起繁重的改革任務。這大概是孝文帝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的最根本保障。
文章來源：《中國發(fā)展觀察》雜志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