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劉劍梅同是1967年出生的駱以軍則從本書讀出了“同代人”閱讀的喜悅。他說：“逐篇細讀劉劍梅這本書，她對'她挑選出來要談論的幾位小說家’（恰也是我最愛的幾位）的分析，對我來說，更像是'棋癡遇到另一位棋癡’'足球癡遇到另一位足球癡’'收藏宋瓷癡遇上另一位收藏宋瓷癡’'天文物理學癡遇上另一位天文物理學癡’，那種想聽對方怎么談，怎么翻轉拆解，怎么演奏的激情顯現(xiàn)出來了。然后我為她那像鐘表結構般精密嚴謹，卻又深遂充滿穿透性、時見靈悟的這幾篇文章深深折服，內心也像經(jīng)歷了一次整廳管弦樂團的演奏，百感交集?！?/div>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本書的藏書票，選用了劉劍梅的兒子黃宗源創(chuàng)作的一幅題為《反省》的心理畫，意蘊巧特。該畫展示了一個中年男人站在鏡子前的深層反省，讓人不禁想到《紅樓夢》中的“風月寶鑒”。劉劍梅說，畫中揭示了許多潛意識層面的內容，有以往故意遮蔽的見不得人的心理困惑，也有過去尚未成長就變得畸形的希望和寄托，還有飛不起來、被樹捆住的鷹——正如我們內心渴望的大自由處于凋零的狀態(tài)，而《小說的越界》渴望的正是回歸文學的清純和美好，那種不被世俗世界捆綁的瀟灑和自由，還有觸動心靈的天馬行空的想象力。
回想當時，其實我跟著王德威老師讀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還是讀了不少的。我們在課上讀的中國當代小說的先鋒派、尋根派作品，以及港臺地區(qū)的一些小說，我到現(xiàn)在還很喜歡，教課時也常常選用。因為我在校園里主要教授中國現(xiàn)當代小說，所以一直都在追蹤和閱讀國內新出現(xiàn)的優(yōu)秀作品。2012年，我從馬里蘭大學轉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后，我和父親劉再復創(chuàng)辦和主持一個創(chuàng)意寫作項目，請到很多著名作家來駐校訪問，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這些著名作家對外國文學作品的閱讀量遠遠超過我這位學院派出身的“文學博士”，我頓時有了危機感，下決心一定要好好“補課”。非常幸運的是，自2016年起，閻連科每個春季都會來香港科大教一個學期的創(chuàng)意寫作課，成了我的同事。每次他來科大，我都會請他介紹一些當代外國小說給我，閱讀之后，我常常找機會跟他討論，交流我們的閱讀感想。他的閱讀感想對我很有啟發(fā)，因為我發(fā)現(xiàn)他更重視的不是小說中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而是這些小說的細節(jié)、敘述手段、敘述語言、風格、結構和思想，而這些跟文學創(chuàng)作有關的環(huán)節(jié)，卻正是一些過于重視文學的政治性的批評家所忽略的。說實話，我的這本小書真是得益于他真誠和耐心的指導。后來駱以軍也來港科大教一門寫作課，他的外國文學作品的閱讀量也特別大，而且他的一些文學感悟對我也很有啟發(fā)。跟這些著名作家們的接觸，促使我又回歸文學，更加重視作品的美學特征了。可以說，我在哥大讀博士時比較缺的就是這一領域，所以這本書主要討論的是一些觸動我思考的當代外國文學作品。
另外，閱讀本身確實是有生命的。法國作家福雷斯特在他的小說《然而》中所講述的那些故事，對于熱愛閱讀的我來說，驚喜地發(fā)現(xiàn)，閱讀本身是有生命的，那些跳動在紙上的文字原來就是一個個精靈，只要我們用心去感知，我們自己生命中的記憶就會被開啟，幽暗的夜空中就會有另一個靈魂對你輕輕細語。所以，雖然我讀了許多作品，但是如果我的心靈如果沒有被觸動的話，就不想寫評論文章，只是單純地閱讀，靜靜地欣賞別人的文字就可以了。這本書所寫的，是我閱讀后有所感觸的作品，所以我愿意記錄下來，深入思考。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國內還是有一批優(yōu)秀的文學評論家，只要一出現(xiàn)好的小說，就會及時去評論，跟東亞學界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這個現(xiàn)象蠻好的，對文學有直接的關注。評論家一定要有文學的直覺和敏感度，如果缺乏這些，就沒法做一個好的評論家。大概十年前我就已經(jīng)寫過一篇散文，題為《集體“遺忘癥”的故事》，當時感慨道：“我突然發(fā)現(xiàn)我自己和我的同一專業(yè)的朋友同事們也發(fā)生了一個集體遺忘癥，就是忘了自己的角色——文學研究者、文學評論者及文學課教師?！?/div>
▲從左至右：劉劍梅、劉再復、余華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您覺得您的寫作跟余華、王安憶、畢飛宇等作家的文學批評隨筆的最大不同之處是什么？
劉劍梅：我會覺得他們比我更重視小說創(chuàng)作的細節(jié)，對細節(jié)的感悟會比我更貼近寫作本身。我缺乏他們的小說創(chuàng)作實踐，所以對如何解釋和拆解那些巧妙的講故事的技術，也就是詹姆斯.伍德所說的“小說機杼”,一定遠遠不如他們。在我的新書《小說的越界》中，我可能比他們更宏觀一些，對小說的整體性的把握比他們更清晰一點。比如對于波拉尼奧的《2666》的分析，作家去讀它的時候，可能會傾向于看到它的局部，如人物之間的關聯(lián)，因果或非因果的聯(lián)系，敘述的方式和角度，而我則會更傾向去把握這部小說整體性的精神和氣質，會論證為何這部小說是全景式的寫作，并更著力于精神內涵上的分析，指出波多尼奧的寫作態(tài)度和立場——他不僅對現(xiàn)實的黑暗敢于直視，有魯迅的“精神界的戰(zhàn)士”的勇氣，而且他對全球文化界的人文精神的丟失有深刻的反省。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對作品進行闡釋是評論家的重要任務，那么您的闡釋原則是遵循桑塔格的“反對闡釋”嗎？
劉劍梅：作為批評家，我們的重要任務是對作品進行分析和闡釋，但我反對過度的政治化闡釋，就像蘇桑.桑塔格在《反對闡釋》中所批判的，強烈反對用某種既定的意義系統(tǒng)來闡釋和圖解文學作品，因為那樣是對藝術的冒犯。寫《西方正典》的布魯姆也特別反對當今各種流行的學院派的文學批評時尚，反對用各種意識形態(tài)、主義、概念來肢解文學作品。我非常同意他們的批評，文學評論家對文學作品進行分析和闡述時，一定要尊重藝術作品本身的審美價值，對作品要有敏銳的藝術感知力。文學一定是發(fā)射性的、多義性的，最怕的就是以一種意識形態(tài)或固定的意義體系來闡釋作品。
我父親劉再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寫的一篇文章《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整體維度及其局限》就特別貼近文學，而且切中要害，指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局限，即只有國家、社會、歷史的維度，但缺少三個維度：第一是缺乏叩問存在意義的本體維度；第二是缺乏超驗世界的本真維度，就是和神對話的維度；第三是缺乏自然的維度，即人性內自然和物性外自然的維度，亦即叩問生命野性的本然維度。他特別重視文學的超越性，重視文學對人性深度和美學維度的探尋，主張回歸文學的“自性”，強調文學批評應該做審美判斷，而不做政治判斷和道德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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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信息泛濫的時代，反而思想更是非常珍貴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不太細究作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作家跟時代的關系，似乎也是您在本書分析小說的一個特點？
劉劍梅：是的，我是故意不寫的，因為我覺得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要想了解作家的時代背景、生平故事，只要在網(wǎng)上搜索他的名字馬上就知道了。如果會英文的話，那這樣的信息網(wǎng)上多得是，我如果再羅列一通，似乎有些重復和雷同，沒有太大的必要。如果當時寫《小說的越界》的時候，我打算面對更廣泛的讀者，我可能就會把作家的時代背景和生平故事都寫進來，用更傳統(tǒng)的方式去寫。但是，現(xiàn)在我們生活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我記得當時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面對自己教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發(fā)現(xiàn)他們的信息量實在太大了，無論我在課堂上講哪一位作家，他們馬上就從網(wǎng)上搜尋出來，所以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文學批評家一定得有豐厚的文化底蘊，有思想有見識，不然就容易被信息所淹沒。不過，正因為我們生活在信息泛濫的時代，我反而覺得思想是非常珍貴的，讓思想浮出信息表層，做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反而是文學批評家的強項。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您在課堂上是按照本書這樣的講解方式授課嗎？
劉劍梅：我一直都是采用對話式的教課方式。由于在美國教了多年的書，我已經(jīng)習慣這種對話式的教學方式了，到后來很難改成純粹講座式的課堂。我本科在北大讀書時，老師都是以講座的形式來教學，好處是信息量和知識量很大，但是有時遇到不夠優(yōu)秀的老師，就成了“填鴨式”的教育了，學生只好很被動地學習，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到美國讀碩士和博士后，我遇到的老師基本上都采用對話式的教學方式，每個星期先布置一連串書單，規(guī)定我們在上課之前必須讀完，到課堂上就是一個互相切磋交流的過程，教學相長。我覺得文學課用這樣的教學方法比較好，讀了書后帶著問題來，你有你的闡釋，我有我的闡釋，我們就好像在過招一樣，學有所問，學有所思。所以，我的授課方式和我的寫作還是不大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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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眼光投向那些敢于跨越“太古的邊界”的實驗性小說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夢、河流、飛毯、小桶、翅膀……這些充滿靈性詩意的意象，幾乎充斥于您本書的每一篇評論中，它們是自由的象征，幫助作家“一定程度的'越界式’的飛翔”。
劉劍梅：小說的空間比現(xiàn)實的空間大多了，在小說中，作家可以自由地表達任何思想，塑造任何人物，并且主宰人物的命運。我很喜歡的英國作家、評論家詹姆斯·伍德說過，即使小說有如此自由的空間，“但是我們中很多人并不會運用這種自由；我們緊張地行至準許的思想的邊緣，然后喚醒審查的超我來監(jiān)督自己”。我也很喜歡我父親在《什么是文學》中歸納的文學三大要素：心靈、想象力、審美形式。他說：“文學是自由心靈的審美存在形式。”所以，如果小說是這么自由的審美形式的話，那么我們?yōu)楹慰傄獓栏竦刈袷厣畹募o律呢？為什么我們只能采用現(xiàn)實主義的表現(xiàn)方法呢？我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并不自由，已經(jīng)有諸多約束，我們被家庭約束，被道德倫理約束，被社會法規(guī)約束，被商品社會約束，而文學正好賦予了我們自由的精神世界，莊子《逍遙游》講的個體絕對的自由精神，只有在文學中才有可能真正實現(xiàn)。既然如此，那我們?yōu)楹尾怀浞窒硎芪膶W賦予我們的自由空間而進行創(chuàng)作呢？我父親總愛說，“悟即佛，迷即眾”，自由就在我們心中，就看我們是否能夠感悟到。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所以您欣賞的小說都存在帶有一定的“先鋒性”的“越界”行為，這種“越界”表現(xiàn)在小說敘事形式、人物或思想方面逃離、跨越、打破、沖出各種現(xiàn)實倫理的疆域和邊界，等等。改用您評價博爾赫斯的一句話來形容您覺得也是對的，自由既是您對文學的定義，也是您對于在現(xiàn)實與理想中穿梭的自我的極致尋找。除了受父親和家庭的影響，是什么還使您如此強調自由？
劉劍梅：我從小就生長在一個文學之家，深知文學最大的魅力就是自由。我取了《小說的越界》這個書名，就是因為我喜歡把閱讀的眼光投向那些敢于跨越“太古的邊界”的實驗性小說，我在書中所分析的小說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實現(xiàn)了某種“越界”。
我從小就愛幻想，不愿意看到文學只是規(guī)規(guī)矩矩地反映現(xiàn)實。雖然文學必須有生活作為基點，但文學不光是對現(xiàn)實的反映，不光是“鏡子”，還可以像“燈”一樣，照亮我們的內心，所以我選擇的很多小說家，不僅天馬行空地想象，而且也知道如何展示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例如舒爾茨就是一個充滿奇思妙想的天才型作家，有極其鮮明的個人風格。他看到庸常世界的難以忍受，對世界充滿不安、質疑和反抗，所以他在小說世界中，充分挖掘自然精神，并且自我建構原始神話，以此來反抗平庸的日常生活。博爾赫斯給我的啟發(fā)很大，他的“特隆”就是文學世界的極好的隱喻，在特隆世界里，沒有單一的因果關系、善惡關系，不是唯物的，而是唯心的和靈性的。他用各種隱喻手法擴展我們的現(xiàn)實空間，用鏡子、圖書館、夢、迷宮等意象，把我們的世界變成多維的，不僅超越歷史時間，而且超越生活空間，讓我們懂得世界是神秘的，充滿了偶然性，不是單線發(fā)展和進步的。
我在香港科技大學有一門課是講“文化與價值觀”，我覺得這門課，哲學教授一定比文學教授講得好，因為哲學老師講到道德倫理和世界的規(guī)則時，總是概述得清清楚楚。然而，文學重視的是我們內心那些不為人知的角落，重視人性的復雜和矛盾，對內心深處進行更多的探尋，而不是固定在既定的規(guī)則或價值觀里。
▲從左至右：劉劍梅母親陳菲亞、白先勇、父親劉再復、劉劍梅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關于文學的自由，還不得不提到科幻小說，它在想象力的釋放方面不遜色于其它類型的小說，甚至要求更高。不知您怎樣看待科幻小說？
劉劍梅：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師弟宋明煒教授在科幻小說研究方面已經(jīng)寫了不少文章，最近還出了一本新書，題為《中國科幻新浪潮》。我覺得科幻小說是未來的維度，很值得研究。但科幻小說我還是讀得比較少，我讀過《三體》，很欣賞這部小說的想象力，只是里面的一些價值觀不太贊同。地球最后葬在一位女性的手里，而且女性內心的那種柔軟和慈悲，導致了最后的猶豫，反而造成地球的死亡。從女性主義者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就有點難以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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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創(chuàng)作能夠超越的空間在哪里？托卡爾丘克已經(jīng)告訴我們很多了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說到女性主義，《小說的越界》的第一輯就探討了幾位女性作家，其中，美國女作家瑪麗蓮·羅賓遜、印度女作家阿蘭達蒂·洛伊和韓國女作家韓江的女性書寫，都觸及家對女性的傷害、或女性對“家”的越界的主題，您認為外國作家的女性書寫跟您讀到的中國作家的女性書寫有何區(qū)別？
劉劍梅：西方的女權主義已經(jīng)崛起了一個多世紀，比較成熟。我們去看小說或是電影、電視劇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女性受到很多尊重，女性的主體性、情感在那種語境下的表現(xiàn)都很自然的。女性主義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語境下，有不同的表現(xiàn)。比如，韓國是男權主義比較重的社會，在韓江的《素食主義者》這部小說里，女主人公如果想沖出家的四面圍墻，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要作出很大的犧牲，她的自毀行為，就像飛蛾撲火?，旣惿彙ち_賓遜的小說《管家》的結尾有一個象征性動作，把“房子”燒毀然后去流浪，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但是這個舉動是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一個象征，作者受到愛默生和梭羅的影響，有超驗主義的精神，在大自然中尋找力量，不被世俗的枷鎖束縛，為自己的靈魂找到精神歸宿。
中國的語境會更復雜一點。上世紀，革命給婦女帶來了解放，最近閻連科的新作《她們》對此有了新的思考。他在書中提出了“第三性”的概念，既區(qū)別于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著名論點——“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也區(qū)別于安托瓦內克·?？说摹叭松袃尚浴钡闹匾暸孕睦砗蜕淼挠^點，以及西蘇和依麗格瑞等女性批評家基于女性身體而衍生出抵御男性邏各斯中心話語的女性寫作。閻連科的“第三性”特別針對農(nóng)村女性——這些被國外的女性批評家遺忘的人群，農(nóng)村婦女表面上似乎得到了“婦女解放”，跟男性完全平等，但是作為“社會勞動者”，她們不僅需要像男性那樣辛苦地勞作，而且同時還不得不做瑣碎的家務事，這種表面上光鮮的關于自由平等的女權主義理想，反而最后對女性身體施加了更多隱密的剝削和壓迫，甚至連“女性化”的權利都在無形中被剝奪了。閻連科寫了這么多關于鄉(xiāng)村文化的小說，但這本《她們》，頭一次有了“女性主義意識”，真正了解和關懷了他在鄉(xiāng)村的姐妹們，寫得特別好，特別真切。
我想說的是，女性主義話語隨著時代在發(fā)展，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接受水平，有不同的針對性。我一直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很大，但是許多中國男性作家在寫女性時，還是缺乏足夠的“女性意識”，也就是缺乏對女性平等的關懷和理解。其實很多中國男性作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很同情女性，但是寫到某個地方就沒有深入下去，這不知是男性和女性的區(qū)別，還是他們沒有這個意識？甚至一些女性作家也沒有這種意識。她們經(jīng)?？桃鈴娬{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那么如果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又代表著什么呢？其實我是一個非常溫和的女性主義者，不講男女對立，而是講男性和女性互相尊重、理解、協(xié)商。
▲劉劍梅著作《狂歡的女神》《革命與情愛》《彷徨的娜拉》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那么您期待未來出現(xiàn)怎樣新的女性主義寫作？
劉劍梅：我更期待的是中國女性作家在寫作中有更大的超越，不僅有區(qū)別于男性的視角和語言，還有屬于女性的隱喻和寓言。中國女性作家特別擅于寫細節(jié)和現(xiàn)實生活，但是很少人能在隱喻和寓言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女性創(chuàng)作能夠超越的空間在哪里呢？托卡爾丘克已經(jīng)告訴我們很多了。她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辭里，這樣寫道：“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敘述這個世界，就有巨大的意義……今天，我們的問題在于——似乎在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不僅沒有準備好講述未來，甚至講述具體的當下、講述當今世界的超高速轉變也沒準備好。我們缺乏語言、缺乏視角、缺乏隱喻、缺乏神話和新的寓言。”閱讀托卡爾丘克的小說時，我被她富有創(chuàng)見的片段性的散文體寫作所深深吸引，因為她不停地在轉動著敘述的視角，打破我們傳統(tǒng)固有的時間和空間的觀念，在散漫的跳躍性的敘述中，輕而易舉地開拓了每一個角色的視野。無論是歷史的時間，還是個體的時間，還是物體的時間，都成了星叢般的存在，那之間神秘的聯(lián)系就是她所重新構筑的神話和寓言。最有意思的是，她的這種敘述手法，給予讀者一定的空間，在閱讀和遐思里，去自由地重組那些感性和理性的碎片，去感受她的內心世界，感受她用詞語賦予的鮮活的生命，以及她想展示的“屬于人類和超越人類的一切”。我想，她的寫作方式非常適合敘述我們當下的目不暇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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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愈在失落和壓抑的情況下，愈有治愈的力量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書寫疾病和歷史》成為《小說的越界》的壓軸篇，這篇曾經(jīng)收錄在您上一本書《彷徨的娜拉》中的隨筆，置于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語境下重讀，另有一番感受。不知您現(xiàn)在對“疾病和歷史”這個主題有沒新的思考？
劉劍梅：文學如何書寫疾病，其實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題目。當然，關于疾病的中外經(jīng)典名著有很多，比如薄伽丘《十日談》、笛福的《瘟疫年紀事》、杰克·倫敦的《猩紅疫》、加繆的《鼠疫》、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菲利普·羅斯的《復仇女神》、普雷斯頓的《血疫》、魯迅的《藥》、余華的《一九八六年》、閻連科的《日光流年》、畢淑敏的《花冠病毒》等。對疾病的書寫，無論是極其現(xiàn)實的紀錄，還是把疾病當作一種隱喻，都有深刻的意義。
讀創(chuàng)/深圳商報：突如其來的疫情，成為2020年人類共同面對的最大難題。許多人霎時間手足無措，例如梁鴻在接受采訪時談她自己的經(jīng)歷，“每天看各種新聞，都是淚流滿面的，不知道怎么辦，又很心痛”，這時看到賈樟柯的朋友圈，“他每天上午三小時寫作、下午三小時剪片，晚上跑步。一開始看到覺得只是特別羨慕，緊接著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突然產(chǎn)生特別穩(wěn)定的感覺”，由此梁鴻覺得“在這樣大的災難下保持人類的日常性是特別重要的”。疫情期間，您是如何處理日常生活的？面對世界與生活的無常、不穩(wěn)定性，文學又給予了您怎樣的力量？
劉劍梅：作為學者，我的生活沒有什么太大的改變，天天在家看書寫作就是我的常態(tài)，只是在疫情期間就更專心地讀書寫作，減少了社交活動，行政工作也在網(wǎng)上處理。
其實這兩年來，有一連串變化，我突然感到人好像被置放于電爐里面炙烤，就看自己能不能挺過去，挺過去就有一種再生的感覺，就能從被壓抑的氛圍里面解脫出來。作為閱讀者和寫作者，面對這些變化，我始終通過閱讀，跟文學書籍里偉大的心靈在交流，提升自我和豐富自我。我覺得壓抑的時候，就會把自己埋藏在閱讀中，或是寫作中。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這樣，但文學對我非常有幫助。文學愈在失落和壓抑的情況下，愈有治愈的力量。
【人物簡介】
劉劍梅，出生于1967年，祖籍福建南安，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現(xiàn)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終身教授，曾任美國馬里蘭大學亞洲與東歐語言文學系副教授。
出版中文專著《狂歡的女神》、《共悟紅樓》（與劉再復合著）、《革命與情愛》、《兩地書寫》（與劉再復合著）、《彷徨的娜拉》、《莊子的現(xiàn)代命運》、《小說的越界》，英文專著《革命與情愛：文學史女性身體和主題重復》、《莊子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金庸現(xiàn)象：中國武俠小說與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與何素楠合編）。在文學批評領域有極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