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衛(wèi)平譯
鄧曉芒校
原載湖北大學哲學研究所《德國哲學論叢》編委會編：《德國哲學論叢1998年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2頁
不消說，我能夠想見海德格爾的“存在”與“畏”意指什么。人具有沖破語言界限的內(nèi)在沖動，想想，譬如對任何東西存在所產(chǎn)生的驚訝，這種驚訝不能以一個問題的形式表達出來，而且對它也沒有任何答案，我們欲說的一切都先天地要成為無意義。盡管這樣，我們總還是力圖沖破語言的界限1。
對此克爾凱郭爾也認識到了，他甚至用一種極其相似的方式（如對“悖論”的沖破）2指明了這一點。這種對語言界限的沖破就是“倫理學”。我認為真正重要的是應中止關于倫理學的無效談論 ——如知識是否存在，價值是否存在，“善”能否被定義等等。
在倫理學中人們總是企圖說一些與事情本質(zhì)無關而且決不會與之有關的話。無論給“善”提供什么界定都是先天確定了的，認為在表述上這種界定和一個人實際意謂的真實事物相符合永遠只是一種誤解（摩爾）3。
然而這種傾向通過種種沖破體現(xiàn)了“對某物的指向”，圣奧古斯丁就已懂得了這一點，他說，什么，你們這些可憐人，你們想避免談論無意義？談談吧，這沒有關系！4
注釋：
1.參閱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5.6，5.62，6.45及《倫理學講稿》。
2. 參閱克爾凱郭爾：《哲學斷片》，英譯本（普林斯頓，N.J.，1967年），“但是當未知物以其悖論的激情引發(fā)與理性的沖突的時候，這個未知物是什么呢……？”（第49頁）“[它是]未知的，……它是理性不斷碰到的界限……。”（第55頁）注意克爾凱郭爾的《畏的概念》（1844年）在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之前是惟一論“畏”的重要哲學著作。
3.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但精確的表述尚不能肯定。他指摩爾的《倫理學原理》（劍橋，1903年）第5-14節(jié)。
4.根據(jù)馬克尼古斯，這是維特根斯坦最喜歡的引文，盡管確切的原文還未發(fā)現(xiàn)，但它使人聯(lián)想起《懺悔錄》第1卷第4節(jié)：“但誰對于你默而不言，卻是禍事，因為即使這人談得滔滔不絕，還和未說一樣?！保ㄖ苁苛甲g，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6頁?！g者注）（據(jù)牛津版1991年英譯本，這句翻譯有些問題，英譯本是“而對于你沉默不語的人要遭災了，因為即便他們饒舌不止也仍舊一無所說”。英譯本且有一注，稱“饒舌不止”是異教哲學和摩尼教對基督教的批評。普羅提諾對談論神有所表述：“我們說他不是什么，而非他是什么；如果我們能說什么是真的，那是借助預言的靈感?！保?/span>
英文編譯者米歇爾·馬雷的說明摘要：
這篇鮮為人知的短文多虧弗里德里希·魏斯曼的筆記才被保存下來。 1965年1月，《哲學評論》編輯部同意維特根斯坦遺稿管理者的意見，發(fā)表了這部筆記的節(jié)選本。這段文字作為維特根斯坦生前未刊行的英文教本《倫理學講 稿》的續(xù)篇出版，該講稿寫于1929年9月至1932年12月。不知何故，魏斯曼記錄的標題——《關于海德格爾》以及那句關鍵的開頭語出版時被刪除，在英文翻譯中被略去。這些語詞表明維特根斯坦的討論是由海德格爾的一個基本思想所引發(fā)的，而且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學派的圈子里聲稱已懂得甚至贊同這一思想。很可能他指的是海德格爾1929年7月所作的著名的教授就職演說《形而上學是什么？》在魏斯曼的論文集中，編者馬克尼古斯認為指的是《存在與時間》 （1927年）第186-187頁中的關于畏的段落。這些問題可以同樣出現(xiàn)在《論根據(jù)的本質(zhì)》（1929年）中。（《形而上學是什么？》與《論根據(jù)的本 質(zhì)》中譯見《路標》）。但是自從卡爾納普同樣著名的文章《克服形而上學》（1931年）對海德格爾的經(jīng)典駁斥以來，上述演講一直被許多分析哲學家視為最壞的范例。如艾耶爾、奎因都是根據(jù)卡爾納普來認識海德格爾。也許這足以說明維特根斯坦的文本在發(fā)表時為何被刪節(jié)。如果沒有一些英美解釋者對維特根斯坦的論著所作的不完全乃至片面的報道，那么他與海德格爾的講演產(chǎn)生共鳴是不足為怪的。
在某種程度上，他的這段話與《邏輯哲學論》中的一些命題有關（參閱 6.421，6.44，6.45），這些命題的意義羅素與卡爾納普從未搞懂。不過與之關系更密切的是同期寫下的《倫理學講稿》中的一段話：“我相信描述 （這種體驗）的最好方式是說，當我獲得它時，我驚訝世界的存在。于是我傾向于使用這樣的措辭：‘事物竟會存在，這是多么奇怪??！’或‘世界竟會存在，這是 多么奇怪??！’”
補注：《倫理學講稿》中的這句話“世界竟會存在，這是多么奇怪?。 迸c貫穿海德格爾一生思想的一句話相應：“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非什么都不存在？”這句最初由萊布尼茨提出的話多次出現(xiàn)在海德格爾的著作和講稿中，作于1935年的講課稿《形而上學導論》以這句話開篇，1937-38年的講課稿《哲學的基本問題》稱其為 “哲學的基本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