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年3月，中國教徒黃嘉略隨其恩師梁宏任自羅馬返回巴黎，此后再也不曾離開這座城市，直至1716年10月在貧病交加中黯然離世。在整整十年的巴黎的歲月中，他廣泛交游，結(jié)識了許多各界法國人士，上至親王，下至小民，僅姓名可查的就有數(shù)十人。這些法國人士中包括多位學者，其中與黃嘉略交往密切，彼此影響較大的朋友有三位，他們是弗雷萊、傅爾蒙和孟德斯鳩。黃嘉略生于1679年，傅爾蒙生于1683年，弗雷萊生于1688年，孟德斯鳩生于1689年。在他們交往的1710年至1716年間，他們都是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其中年齡最大的黃嘉略也不過三十剛剛出頭。
三個法國人中最早認識黃嘉略的是傅爾蒙。大約在1710年前后，黃嘉略被王家學術總監(jiān)比尼昂看中，向國王路易十五舉薦，國王授予他“國王的中文翻譯”之職，最初的任務是整理王家圖書館所藏中文書籍，翻譯書名并撰寫簡介。不久，比尼昂指令黃嘉略編寫《漢語語法》和《漢語詞典》。正是這項編寫任務成了黃嘉略結(jié)識傅爾蒙的契機。傅爾蒙就此寫道：“1711年，由于黃先生（的工作）進展很慢，大家覺得應該找個語言方面的行家對他進行指導。于是我奉國王之命擔起了指導他的任務?！北饶岚簩Υ艘灿杏浭觯骸皬?711年開始，他與已故黃先生共同致力于漢語研究……”
傅爾蒙此時28歲，比尼昂看中他的原因并非他通曉漢語，而是因為他此時已是小有名氣的東方語言學家。
傅爾蒙與黃嘉略合作編書始于1711年，頭兩年進展甚微，原因不難想見：黃嘉略對語法沒有任何概念，傅爾蒙對漢語一無所知，在這段時間中，他們與其說是在編書，毋寧說是在相互學習：黃嘉略向傅爾蒙介紹漢語，傅爾蒙向黃嘉略傳授語法知識。自1713年弗雷萊參與這項編寫工作后，傅爾蒙對于這項工作的貢獻遠遜于弗雷萊。弗雷萊于1714年被投入巴士底獄，傅爾蒙此后獨自繼續(xù)與黃嘉略合作，直到黃嘉略去世。
黃嘉略與傅爾蒙這兩位交游并合作長達六年之久的朋友，其實不太像朋友，請看黃嘉略1716年5月25日寫給傅爾蒙的信：“……奉上國王圖書館的中文藏書目錄，這是我榮幸地奉您之命編寫的?！壬?，與您賜予我的榮譽相比，我做的這一切微不足道；我是一個可憐的來自七千里之外的外國人，在這里沒有任何依靠。先生，如果您覺得我還能為您效勞，做些更重要的事情，您只管吩咐，我時時準備聽命，把您的吩咐視為榮耀，愉快地為您效勞……”
這封信像是下級向上級報告工作，黃嘉略的態(tài)度相當謙卑。須知，此時他們相識已經(jīng)將近六年，彼此說話使用的竟然是這樣一種口氣，由此不難猜想，兩人之間是公事公辦的關系，談不上有多少私人情誼。
在黃嘉略留下的文字中，迄今未發(fā)現(xiàn)他對傅爾蒙的評論，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如何看待傅爾蒙。不過，傅爾蒙倒是在他的遺稿中多次提到他的這位中國同事：“他如同所有中國人，性格看來有些沉悶，可是在朋友面前卻判若兩人，他的憂郁消失得無影無蹤。令他常常陷入沉思的，是他在這里看到的許許多多讓他感到詫異和稀奇的事，他常常與我們談及這些令他驚異的事，時常對我們說他懷念中國?！矏鄹挥姓芾淼恼勗?，而且喜歡把所見所聞記下來，或許是出于習慣，或許因為他打算在回到中國后整理成書。有時他還寫下自己的看法，若是拜訪了某人，聽到了什么消息，或是下雨、打雷、結(jié)冰、下雪，尤其是與節(jié)氣相違時，他立即記錄下來。他的這種習慣也許是中國的教育使然，不過，這與他個人的性格也不無關系，事無巨細，他一概關心；不過，我并不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好的習慣。在工作和學習方面，他對普通中文書籍駕輕就熟，由于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加上他是在外方傳教會的先生們指導下成長的，所以，他在中國沒有取得任何學位，也許他從來沒有想過要考個秀才什么的。然而，這并不妨礙一個富有才華的人研讀經(jīng)典著作。”
傅爾蒙的這段記述不但非常生動，而且平實而公允。但是，傅爾蒙在黃嘉略死后談及他本人的漢學成就時，卻一再強調(diào)他全憑自己的努力，黃嘉略對他沒有提供任何幫助；他不但否定黃嘉略向他進行了漢語啟蒙，帶領他走進了漢學殿堂，而且聲稱黃嘉略未完成的《漢語詞典》書稿，對包括他在內(nèi)的任何人都毫無用處。他這種忘恩負義的態(tài)度，當年就受到正直的法國學者的指斥。黃嘉略死后，傅爾蒙奉命接管了黃嘉略的全部遺稿，他雖然利用了這些資料，但是保管不善，一些珍貴的資料如今不知下落，其中包括黃嘉略的一本日記，殊為可惜。
弗雷萊對于自己何時結(jié)識黃嘉略有精確的記述：“大約在1713年年初，我有幸剛剛認識的瑟萬教士向我建議，見一見原籍福建省的中國人黃嘉略先生，并且審閱一下他所做的工作。這項有關中國語言的工作，是比尼昂教士根據(jù)國王的命令策劃的，他希望有一個人能向他談一談，黃先生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以及他的工作成果是否對歐洲人有用。我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因為這項工作能夠滿足我的好奇心，而當時大家對于一切來自中國的事物都十分好奇。我于是承擔起了這項審閱任務?！?/p>
弗雷萊接受協(xié)助黃嘉略編寫《漢語語法》和《漢語詞典》的任務后，發(fā)現(xiàn)黃嘉略幾乎沒有任何語法概念，依據(jù)黃嘉略的實際情況，弗雷萊一邊向他學習漢語知識，一邊向他灌輸語法知識。弗雷萊與黃嘉略的合作卓有成效，同樣是在兩年時間中，即1713年年初到1714年年末，黃嘉略在弗雷萊德協(xié)助下，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在弗雷萊德建議下，黃嘉略著手編寫《漢語詞典》，起初采用同音為序的編排法，弗雷萊很快發(fā)現(xiàn)，這種編排法不適用于對漢字目不識丁的法國人。于是，黃嘉略重起爐灶，改用部首編排法編寫《漢語詞典》。在他們合作期間，弗雷萊還建議黃嘉略將他正在閱讀的清人小說《玉嬌梨》譯成法文。此書的翻譯雖然半途而廢，留存至今的手稿卻是歷史上翻譯為法文的第一部中國小說。黃嘉略向弗雷萊介紹了有關中國詩歌的常識，弗雷萊據(jù)此撰文，在銘文和美文學學院作報告，這是法國人對中國詩歌第一次真切的了解。弗雷萊于1715年年中出獄后，與黃嘉略的正式合作關系沒能恢復，但他依然關心黃嘉略的工作，經(jīng)常為他修改文稿，黃嘉略也協(xié)助他的中國研究，幫助他閱讀中國古籍，講解天干地支等文史知識。所有這些顯然都遠非工作所需，而是他們的私人情誼使然。
弗雷萊與黃嘉略相處得不錯，這從黃嘉略的日記可以看出一些跡象。在黃嘉略的日記中，弗雷萊的名字出現(xiàn)了13次，也就是說，平均每月一次。弗雷萊幾乎每月都到黃嘉略家去，極少例外。黃嘉略偶爾也去弗雷萊家，兩人有時還一起到國王圖書館去。這表明，他們的關系相當不錯，絕非單純的工作關系，而是彼此已將對方視為朋友。巴黎天文臺圖書館藏有一封黃嘉略寫給弗雷萊的信，語氣比較隨便：“先生，中國的方言差不多就是這些。不過，我寫得相當潦草，你讀起來可能會有困難，尤其是關于漢字那些話。為了盡快交給你，我寫得很匆忙。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謄抄的，設法給我一些。”同樣是報告工作，這封信與前面提到的黃嘉略寫給傅爾蒙的信迥然有別，沒有一絲公文味道，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兩人之間友誼關系的真實反映。
弗雷萊對黃嘉略的為人頗有好感，對他的處境極表同情，他在一份遺稿中寫道：“黃先生為人隨和謙虛，我覺得他不乏天賦……這位中國青年的處境足以讓我們歐洲人絕望，但他始終溫和、謙遜，心境比斯多葛主義者更顯平靜，這讓我深為感動。他遠離故土數(shù)千里之遙，既無財產(chǎn)，亦乏專長，僅靠自己的工作換取一份薪酬，而他明知這項工作無法獨自完成，而且很難得到他人幫助，所以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但他依舊保持著平和的精神和心境，這讓我在吃驚之余想到，游記中對中國人性格的描述看來是可信的?！?/p>
帶著對黃嘉略的這份真摯感情，弗雷萊不但對黃嘉略的工作給予真誠的指導和協(xié)助，還試圖在生活上對他提供幫助。據(jù)他自己說，他之所以建議黃嘉略翻譯《玉嬌梨》，不只是出于公眾利益的考慮，也想到了黃嘉略的私利?！兑磺Я阋灰埂返姆ㄗg本當時剛剛在法國出版，立即風靡一時，翻譯家加朗因此而名利雙收。此事給弗雷萊以啟示，他暗自思忖，《玉嬌梨》或許能夠成為第二部《一千零一夜》，果真如此，黃嘉略就能獲得一筆可觀的稿酬，他的生活狀況就能大大得到改善。
弗雷萊對于自己得益于黃嘉略之處，不像傅爾蒙那樣竭力否認，而是實事求是地坦然承認。他在致在華傳教士的一封中談及自己的一篇關于漢語的論文時寫道：“我之所以能寫出這篇關于漢字的論文，除了從黃先生與我的多次談話中和閱讀你們各位神甫的著述中汲取營養(yǎng)之外，再無其他獲得教益的途徑?！辈坏绱?，他對黃嘉略的學識也給予充分的肯定：“事實確實如此，二十年前我與羅薩利先生帶到歐洲來的一位中國青年的多次談話，使我在這些問題上獲得了某些概念，其準確度超過歐洲人的普遍看法?！?/p>
弗雷萊在認識黃嘉略不久后，就把黃嘉略介紹給好友戴默萊。戴默萊是個教會人士，熱心于文史研究，編纂過一些著名學人的文集，深得學界好評，早在1700－1705年間，他就在朱利公學結(jié)識了在那里求學的孟德斯鳩，當年兩位少年的友誼一直保持到老年。戴默萊認識黃嘉略后，就把孟德斯鳩介紹給黃嘉略。此時是1713年上半年，也就是弗雷萊與黃嘉略的合作開始不久之后。
與黃嘉略的前兩位朋友不同，孟德斯鳩此時是一位“漂”在巴黎的知識青年，沒有學業(yè)，也沒有職業(yè)，至今沒有更多的資料告訴我們，那時他在巴黎究竟做什么。從1713年10月20日到12月4日共計54天中，孟德斯鳩的名字七次出現(xiàn)在黃嘉略的日記中，平均將近一周一次，這個頻率遠遠高于傅爾蒙和弗雷萊與黃嘉略的交往，而且每次都是孟德斯鳩往訪黃嘉略。需要指出的是，黃嘉略的日記始于1713年10月19日，而孟德斯鳩則于1713年12月5日離開巴黎，返回家鄉(xiāng)波爾多。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斷，既然戴默萊是在當年年初認識黃嘉略的之后不久，就把他介紹給孟德斯鳩，那么，孟德斯鳩和黃嘉略在10月19日之前就應該已經(jīng)有了接觸，只因為黃嘉略的日記始于當年10月19日，所以此前兩位新朋友的會面可能沒有在日記中得到反映。
黃嘉略的日記基本上是一本極為簡略的流水帳，內(nèi)容大多是他和家人的活動，比如去教堂望彌撒、做晚禱，太太去市場買菜，岳父母過來聊天、打牌、吃飯，友人來訪等等。除了對太太的壞脾氣偶爾表示無奈外，黃嘉略極少在日記中流露感情。1713年12月4日，孟德斯鳩帶孝來向黃嘉略辭行，第二天他就要返鄉(xiāng)為父親奔喪。第二天，也就是1713年12月5日，黃嘉略在日記中寫道：“拉布萊德先生今天動身前往波爾多”。這里需要說明一下，拉布萊德就是孟德斯鳩。黃嘉略往常很少提及他人的行跡，這次卻有些例外，頭天孟德斯鳩前來辭行，他用一個完整的長句記述這件與他本人并無直接關系的事情，次日他并未前去送行，卻又用一個完整的句子記下了孟德斯鳩的離去，這說明他心中記掛著此事。由此不難想見，他必定十分珍惜與孟德斯鳩的友誼，否則不會在日記中流露出在他身上極少見到的依依惜別之情。
黃嘉略對孟德斯鳩的記述僅限于他的日記，此外迄今未曾發(fā)現(xiàn)任何其他資料。孟德斯鳩的遺稿中指名道姓提及黃嘉略的有兩份，一短一長。短的那份只有幾句話，見于他的筆記《隨想錄》：“我聽黃先生說，他剛到巴黎時曾把帽子留在教堂里，因為他在中國時曾聽說，歐洲的民風純樸，人們相互關愛，偷盜和行刑都是聞所未聞的事；所以，當他聽說一個殺人犯將被處以絞刑時，深感震驚?！遍L的那份是一篇談話實錄，手稿22頁，譯成中文將近一萬字，內(nèi)容十分廣泛，多方面介紹了中國的歷史文化、民情風俗，以及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等。
在黃嘉略的三位法國朋友中，孟德斯鳩與他相處的時間最短，兩人見面的頻率卻最高，倘若孟德斯鳩不是因為父親去世而離開巴黎，完全可以想見，他們還會有更多的會見和談話?？闪钊诉z憾的是，當孟德斯鳩再次來到巴黎時，黃嘉略已經(jīng)不在人世了。
其實，與黃嘉略多有交往的眾多法國人中，還有一些人士的地位和名聲遠在上面提及的三位之上，本文之所以舍棄黃嘉略的其他其友人，專門介紹孟德斯鳩等三位，原因在于，如果不經(jīng)由他們的中介，黃嘉略不可能發(fā)揮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驅(qū)的作用。
十八世紀初期，法國人對了解中國的熱情方興未艾，民間如此，官方亦然。黃嘉略在這種氛圍中來到法國，是為當時的法國乃至歐洲唯一的中國人，理所當然地引起法國人的關注。傅爾蒙在談到黃嘉略時曾說：“一個中國人在歐洲，是一件人人關注的事，德里爾、弗雷萊、戴默萊等許多學者和我一樣，經(jīng)常會見黃先生?！比欢S嘉略在國內(nèi)并未受到過系統(tǒng)的教育，充其量只是一個粗通文墨的小知識分子，縱然身在法國，倘若不是他的三位法國朋友熱心轉(zhuǎn)述，他不可能在傳播中華文化上有所作為。
傅爾蒙在結(jié)識黃嘉略之前，對中文一竅不通，斗大的漢字不識一個，遑論其他。在黃嘉略的幫助下，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漢語的基本知識，成為法國第一代非教會漢學家。傅爾蒙專門研究漢語，先后出版了專門論述漢語的拉丁文著作兩種：《漢語論稿》《中國官話》，還編撰了《中國歷史地理詞典》，但未能出版。傅爾蒙畢竟培養(yǎng)出了兩位漢學家，一位名是戴索特萊，另一位是德經(jīng)。德經(jīng)不但自己成了漢學家，連他的兒子小德經(jīng)也繼承父業(yè)，也成了有名的漢學家，發(fā)表過不少漢學著作，并主持了1813年《漢-法-拉丁字典》的編撰。在耶穌會士的漢學事業(yè)衰敗之后，法國的漢學就由德經(jīng)往下代代相傳，逐漸發(fā)揚光大。所以，中國著名的前輩中西交通史專家方豪先生對傅爾蒙的評價很高，將他奉為“近代漢學之始祖”：“然漢學之發(fā)揚光大時期，應始于法人傅爾蒙之刊出《中國文典》……法國初期漢學者，皆出其門，稱近代漢學之始祖?！?/p>
弗雷萊與傅爾蒙一樣，在結(jié)識黃嘉略之前，沒有任何漢語知識，通過持續(xù)努力，在黃嘉略的協(xié)助下，他能研讀中國經(jīng)典，研究中國歷史，撰寫了多篇相關的論文。
孟德斯鳩與黃嘉略相識之后，對中國備加關注，閱讀了當時在法國能夠找到的幾乎全部有關中國的西文著述，并書寫了詳細的讀書筆記。黃嘉略的形象多次出現(xiàn)在他的《波斯人信札》中。中國成為他研究政治和法律的一個重要參照系，在他的傳世名著《論法的精神》中，對中國的論述多次單獨成章，相關的論述多達四十余處。在一派熱烈頌揚中國的氛圍中，他對中國有褒有貶的論述獨樹一幟，使十八世紀中國在歐洲的形象更加豐滿，更加接近事實。
黃嘉略與上述三位法國朋友的交往，至少產(chǎn)生了三個積極效果。其一，促成了法國第一代漢學家的出現(xiàn)；第二，傳授了漢語知識，傳播了包羅萬象的中國知識，為孟德斯鳩對中國的論述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第三，黃嘉略以真實的形象，向法國人展示了中國人的諸多優(yōu)秀品質(zhì)：友善、誠信、刻苦、認真、謙遜、好學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