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商周銅容器的配屬用具之挹器，主要包括取食的銅匕、酌酒的銅斗和舀水的銅勺三大類。其中匕既可“載鼎實”（《易·震》注）、“別出牲體”（《儀禮·士昏禮》注），也可“匕黍稷”（《儀禮·少牢饋食禮》注），得到文獻典籍和考古發(fā)現(xiàn)的互證，已成為學(xué)界共識。然而，對于酌酒的斗和舀水的勺在具體形制、配屬和功用等方面的認識仍存在分歧。早年容庚先生盡管注意到“經(jīng)籍中斗、勺每挹酒和挹水兩用，不易區(qū)分”，卻將“挹酒的稱為勺，挹水的稱為斗”[1]。后來林巳奈夫和朱鳳瀚先生均將它們歸入“挹注器”，雖分別概述，但區(qū)分標準并不明確[2]。馬承源先生指出“勺與斗作用相似，其形當有區(qū)別，否則斗、勺就不必分了”[3]，但并未展開論證。杜廼松先生雖對挹器做過專門研究，但并未辨明斗、勺的形制與功用差別[4]。隨著此類考古資料日益豐富，我們擬對斗、勺再作辨識，梳理其形制的歷時性變化，判定它們的功用與定名，并探究若干特殊器類的歸屬與使用方式。初步統(tǒng)計，目前已發(fā)表的考古出土商周銅挹注器有149件（附表）。根據(jù)器體大小、器柄與首部連接位置的不同，可分兩類。共85件。器體較小，柄部接于首部腰際或偏下處。據(jù)器首與柄部造型的差異，分三型。A型：40件。首作杯形，斂口，平底，柄為扁平的長條狀。據(jù)柄部曲直，分二亞型。Aa型：38件。曲柄，絕大多數(shù)柄末端外擴呈扇形。據(jù)柄、首部形制差異，分二式。Ⅰ式：12件。柄部波曲，首部較淺。安陽花園莊東M54∶187+569，鼓腹，柄末端呈扇形?？趶?.4、柄長30.5厘米。時代為殷墟文化第二期[5]（圖一，5）。安陽戚家莊東M269∶79，弧腹，柄末端呈鈍三角形?？趶?.8、通長17.1厘米。時代為殷墟文化第三期[6]（圖一，3）。Ⅱ式：26件。柄部折曲，首部較深。安陽大司空村M303∶180，鼓腹，底內(nèi)凹，柄末端呈扇形?？趶?.9、柄長16.6厘米。時代為殷墟文化第四期[7]（圖一，6）。涇陽高家堡M4∶33，尖唇，腹壁較直，底內(nèi)凹，柄末端呈鈍三角形?？趶?.6、通長27.6厘米。時代為西周早期[8]（圖一，1）。Ab型：2件。直柄，柄中部凸出。鹿邑長子口M1∶525，口微斂，鼓腹內(nèi)折，平底內(nèi)凹，柄末端呈尖葉狀，一側(cè)有缺口。口徑4.2、通長34.7厘米。時代為西周初年[9]（圖一，4）。B型：25件。首作小罐形，圜底，柄為扁平的長條狀。據(jù)柄部曲直，分二亞型。Ba型：15件。曲柄，絕大多數(shù)柄末端外擴呈扇形。據(jù)柄、首部形制差異，分二式。Ⅰ式：4件。柄部波曲，首部較淺。安陽武官村北M229∶1，直口，弧腹，口徑與腹深相近，柄末端呈扇形。口徑2.7、柄長15厘米。時代為殷墟文化第一期[10]（圖一，7）。安陽王?？诖迥螹94∶36，斂口，鼓腹，口徑略小于腹深，柄末端呈圓角方形?？趶?.7、通長27厘米。時代為殷墟文化第三期[11]（圖一，8）。Ⅱ式：11件。柄部折曲，首部較深。岐山賀家村西周墓出土獸面紋斗，斂口，鼓腹，口徑明顯小于腹深，柄末端呈鈍三角形?？趶?.3、通長20.1厘米。時代為西周早期[12]（圖一，10）。Bb型：10件。直柄，柄中部凸出。據(jù)柄、首部形制差異，分二式。Ⅰ式：2件。柄末端呈方形，首部較淺。安陽小屯M331∶R2678，口微斂，弧腹?？趶?.4、通長24.2厘米。時代為殷墟文化第一期[13]（圖一，2）。Ⅱ式：8件。柄末端呈尖葉形，首部較深。安陽婦好墓M5∶742，侈口，束頸，弧腹?？趶?.5、通長61.5厘米。時代為殷墟文化第二期[14]（圖一，9）。C型：20件。首作匜形，斂口，折沿，弧腹，一側(cè)接銎柄，柄部近首端曲折，有的還帶有銅制柄帽。據(jù)器首底部、流口形制差異，分二式。Ⅰ式：18件。圜底，流口較窄小。淅川下寺M2∶62，配有柄帽。口徑6.5～7.5、柄長9.3厘米。時代為春秋晚期[15]（圖二，1）。淅川和尚嶺M2∶25，配有柄帽?？趶?.8、柄長8.5厘米。時代為戰(zhàn)國早期[16]（圖二，2）。Ⅱ式：2件。圜底近平，流口較寬大。淅川徐家?guī)XM10∶243，柄部彎曲向上。口徑6～7.4、通高7.7厘米。時代為戰(zhàn)國早期[17]（圖二，3）。共64件。器體較大，柄部接于首部口沿處，少數(shù)略下移。據(jù)器首及器柄形制的差異，分八型。A型：5件。首部直口，弧腹，圜底，腹較深，口沿偏下接銎柄。安陽花園莊東M54∶149，圓管狀銎柄。口徑9.7、通長18.5厘米。時代為殷墟文化第二期[18]（圖三，9）。B型：1件（安陽侯家莊M1400∶R6870）。首部平面呈長橢圓形，敞口，淺腹，圜底，口沿處接中空的短柱形柄?？陂L軸21.72、短軸16.25厘米，通長31.33厘米。時代為殷墟文化第二期[19]（圖三，6）。C型：6件。首部敞口，弧腹，圜底，口沿處接扁平的長條狀柄。寧城瓦房中M791∶191，口徑7.3～7.5、柄長17厘米。時代為春秋早期[20]（圖三，7）。D型：5件。首部斂口，鼓腹，圜底，口沿偏下接短柄。延長岔口村窖藏出土，柄部扁平。口徑16厘米。時代為西周早期[21]（圖三，4）。E型：26件。首部斂口，折沿，鼓腹，圜底，口沿偏下接銎柄，柄部近首端曲折。淅川徐家?guī)XM9∶39，八棱形曲柄，配有柄帽。口徑15.2、柄長9厘米。時代為戰(zhàn)國早期[22]（圖三，5）。F型：2件。首部敞口，圜底，腹較淺，口沿處接凹槽形長柄。荊門包山M2∶419-1，口徑18.8、通長52厘米。時代為戰(zhàn)國中期[23]（圖三，1）。G型：14件。首部敞口，腹較淺，圜底，口沿處接細長的銎柄或管狀柄。據(jù)柄部的傾斜程度，分二式。Ⅰ式：7件。斜柄。隨州曾侯乙墓C.230，銎柄，配有柄帽?？趶?.3、通長56厘米。時代為戰(zhàn)國早期[24]（圖三，8）。Ⅱ式：7件。柄部豎直。江陵望山M2∶T64，管狀柄。口徑6.7、通長42.4厘米。時代為戰(zhàn)國中期[25]（圖三，3）。H型：5件。首近小球形，一側(cè)接斜銎柄。襄陽陳坡M10E∶5，口徑3.9、腹深5.4、柄長6厘米。時代為戰(zhàn)國中期[26]（圖三，2）。綜上所述，依據(jù)類型、數(shù)量的變化以及分布地域的不同，可將出土的商周銅挹注器劃分為四個發(fā)展階段（表一）。第一階段：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此階段甲、乙兩類型式多樣，數(shù)量也較多，以甲類Aa型、Ba型為主，還有甲類Ab型、Bb型和乙類A型、B型、C型、D型，主要發(fā)現(xiàn)于中原地區(qū)的商周貴族墓葬和銅器窖藏中。第二階段：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有乙類A型、C型、D型、E型、H型，數(shù)量都很少，主要見于內(nèi)蒙古寧城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區(qū)和北京延慶的玉皇廟文化區(qū)，富有地方特色。第三階段：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中期，此階段甲、乙兩類數(shù)量又豐富起來，以甲類C型和乙類E型占主體，還有乙類F型、G型、H型。它們絕大部分發(fā)現(xiàn)于楚文化區(qū)內(nèi)，應(yīng)屬楚系銅器。第四階段：戰(zhàn)國晚期，銅挹注器再次衰落，僅見少量的乙類G型。可以看到，商周銅挹注器與銅容器的整體發(fā)展趨勢基本一致，銅挹注器流行的兩個階段大致相當于郭沫若先生劃分的商周銅器的鼎盛期和中興期[27]。具體來說，銅挹注器的第一個流行階段是晚商至西周中期。眾所周知，西周中期的中原銅器群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如下文列舉的與甲類A型、B型挹注器配套使用的卣、尊、觶、斝等酒器種類即在西周中期逐漸被淘汰[28]，這兩型挹注器作為酒器的配屬物，隨著酒器的減少也即衰落。銅挹注器的第二個流行階段為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中期，且基本都屬于楚系銅器，它們自春秋中期出現(xiàn)，以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早期最為興盛，在戰(zhàn)國中期逐漸衰落，這一變化過程與楚系銅器的整體變化過程也正相符合[29]。以上兩類器物大多出自墓葬中，擺放位置與器物功用有著內(nèi)在聯(lián)系。通過“情境分析”[30]，可推知其具體功用。甲類A型、B型出土?xí)r常置于銅酒器的腹內(nèi)。例如，屬于Aa型的扶風(fēng)紅衛(wèi)村M1∶9[31]、涇陽高家堡M4∶32[32]、滕州前掌大M11∶90和M119∶67[33]、寶雞石鼓山M3∶100[34]和竹園溝M13∶3[35]、岐山賀家村M1∶3[36]、翼城大河口M1∶276-8[37]，均置于銅卣內(nèi)；安陽大司空村M303∶180[38]、涇陽高家堡M4∶33[39]、長安張家坡M87∶9[40]、長安普渡村M2∶30[41]、翼城大河口M1017∶81-2[42]，均置于銅尊內(nèi)；安陽戚家莊東M269∶79置于銅觶內(nèi)[43]，安陽大司空村M303∶98置于銅斝內(nèi)[44]，長安張家坡M170∶54置于銅方彝內(nèi)[45]。屬于Ab型的鹿邑長子口墓所出1件銅斗置于銅方尊內(nèi)[46]。屬于Ba型的鶴壁龐村出土銅斗[47]、岐山賀家村出土獸面紋銅斗[48]均置于銅卣內(nèi)，隨州葉家山M27∶10[49]、寶雞竹園溝M4∶4[50]均置于銅觶內(nèi)。其余甲類A型、B型挹注器也基本都有銅儲酒器伴出，這兩型挹注器無疑是儲酒器的配屬之物，用來挹注酒漿。甲類C型中，隨州曾侯乙墓C.138、C.140分置于2套銅鑒缶之上，應(yīng)是鑒缶的配屬用具（圖四，右），鑒缶由尊缶和鑒組成，發(fā)掘者考證其為冰酒的器具[51]。壽縣蔡侯墓出土的1件（原報告編號28.3，稱為“瓢”）與1件尊缶同置于吳王光鑒內(nèi)[52]，應(yīng)是類似曾侯乙墓鑒缶的一套器具。淅川下寺M2∶62、M2∶64、M3∶23、M3∶24、M10∶53和M11∶13出土?xí)r均緊挨銅尊缶[53]，麻城李家灣M70∶4出土?xí)r也緊挨銅尊缶[54]，淅川和尚嶺M2∶25出土?xí)r緊挨銅壺[55]。銅鑒缶、尊缶、壺都是儲酒器，甲類C型應(yīng)是配屬于它們的挹酒器。乙類A型中，安陽花園莊東地M54出土的2件并列置于西北角棺槨間，雖鄰近陶罍，但口徑明顯大于罍口，二者構(gòu)不成配屬關(guān)系，而附近還有銅方鼎、圓鼎[56]。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北槨室西部出土的1件壓在大圓鼎下[57]。由此看來，它們可能配屬于銅鼎，用以挹水。乙類B型僅有安陽侯家莊M1400∶R6870一件，與銅盂、壺、盤等堆放于東墓道處，其尺寸較大，難以伸入銅壺中，但可與銅盂搭配作挹水之器[58]。乙類E型中，隨州曾侯乙墓C.170出土?xí)r位于銅浴缶之上，應(yīng)是與其配套的器具[59]（圖四，左）。淅川下寺M3∶7出土?xí)r也位于浴缶上[60]，下寺M1∶73和M11∶12[61]、隨州義地崗M6∶4[62]、襄陽沈崗M70∶4[63]、襄陽陳坡M10S∶87[64]、鐘祥黃土坡M4∶4[65]出土?xí)r也都緊挨浴缶。銅浴缶是盛水器，乙類E型應(yīng)是與其配套使用的挹水器。乙類F型2件，其中荊門包山M2∶419-1出土位置較明確，出自浴缶內(nèi)[66]，應(yīng)是與其配套使用的挹水器。乙類G型中，隨州曾侯乙墓C.230與1件銅罐同出自食具漆盒內(nèi)，發(fā)掘者推測其為用于挹取罐內(nèi)酒漿的用具[67]。三門峽上村嶺M5∶2出自銅方罍內(nèi)[68]，臨淄趙家徐姚M1∶14出土?xí)r緊挨銅壺[69]，銅方罍、壺皆為儲酒器，因此乙類G型應(yīng)是挹酒器。乙類H型中，隨州擂鼓墩M2∶3出土?xí)r緊挨銅壺[70]，襄陽陳坡M10E∶5出土?xí)r靠近銅樽[71]。銅壺、樽為儲酒器，推測乙類H型可能也是與其配套使用的挹酒器。綜上，甲類各型和乙類G型、H型屬于挹酒器，乙類A型、B型、E型、F型屬于挹水器。比較來看，挹水器與挹酒器的主要差別在于，挹水器的口徑較大，一般在10厘米以上，而挹酒器的口徑基本都小于8厘米。乙類C型、D型口徑均較大，且與其同時或稍早大量流行的甲類A型、B型挹酒器的形制差異很大，因此推測，乙類C型、D型可能也是挹水器。關(guān)于這些挹注器的名稱，或稱斗，或稱勺，甚至還有稱“瓢”者，具體稱呼比較混亂。過去王振鐸先生曾指出“持斗勺二字書法結(jié)體觀之，斗之柄出自斗身腰際，勺之柄與勺首通連”，并推測古時之斗系“斷竹為筩而旁置柄者”，“勺之祖型出于剖匏為勺之象”[72]。這一認識得到諸多學(xué)者的認同，似乎可區(qū)別出二者形制的差異?，F(xiàn)在看來，甲骨文和金文“斗”字的柄部出自首部腰際或近底部（圖五，1～7），晚商甲骨卜辭中尚不見“勺”字，金文、楚簡“勺”字以及“酌”、“訋”等字“勺”旁的柄部接于首部口沿附近（圖五，22～28）。若對照這些古文字構(gòu)形，可將上文劃分的甲類銅挹注器定名為“斗”，乙類主體可定名為“勺”。“斗”與“勺”是象形字，如字形所示，早期兩類器物的形制有明顯區(qū)別。商代晚期的斗不僅柄接于首部腰際，而且甲類Ab型、Bb型柄中部凸出，屬于甲類Ba型的王裕口村南M94∶36器柄背面有一掛鉤，這些應(yīng)是為便于放置器物而設(shè)計，“斗”字的柄中部為短橫或圓點，當是表示器柄中部的凸出部分。研究表明，“祼”字所從的“斗”，字形繁簡不一，其中字形較為原始的“斗”柄中部凸出，柄末端作尖葉形，與早期的實物極為相似[73]（圖五，8～21）。而屬于商代晚期的乙類B型勺，敞口，淺腹，短柄接于口沿處，與早期的“勺”字也非常相似。如此，字形與器物形制很好地對應(yīng)起來。晚商至春秋中期的斗皆為挹酒器，勺均為挹水器，功用區(qū)分是很明確的。傳世文獻中，成書時間較早的《詩經(jīng)》也是將“斗”作為挹酒器之名。譬如，《詩經(jīng)·大雅·行葦》：“酌以大斗”，《詩經(jīng)·小雅·大東》：“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春秋中期以后，斗和勺的器形均發(fā)生很大變化。此時，斗仍作為挹酒器使用，勺主要用于挹水，有些個體小者也用于挹酒?！岸贰庇米鬓诰破髦?，如《墨子·節(jié)用》：“斗以酌”。“勺”既可作為挹水器之名，如《禮記·中庸》：“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鮫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也可作為挹酒器之名，如《儀禮·士昏禮》：“玄酒在西，绤冪，加勺”。總之，晚商至春秋中期的銅斗為挹酒器，銅勺為挹水器，斗和勺在器形及功用上都有明顯的區(qū)別。而春秋中期以后，斗和勺的器形變得相似，功用也沒有早期那樣的明確區(qū)分，由此可能逐漸導(dǎo)致晚期文獻記載中斗和勺的混淆。以新干大洋洲XDM∶50有柄觚形杯[74]和扶風(fēng)云塘伯公父爵[75]為代表的一類銅器（圖六，1、2），以往或被歸入斗類[76]。前者器形為大口外張，后者曲柄寬短，均不適用于挹取酒漿。根據(jù)與之共存的器物組合及其自名，它們應(yīng)是用于盛酒的杯子，尤其薛國故城M4所出者有小勺與之配套，可證其并非直接用作挹注器[77]。無論南方還是北方地區(qū)，東周銅器墓中常見一類淺腹勺形器，首作橫橢圓形或鏟狀，敞口，圜底，一側(cè)接斜直向上的銎柄（圖六，3）。此類器直至西漢早期仍有存續(xù)，常被認為是酌酒的斗或舀水的勺。從出土情境看，淅川徐家?guī)XM10∶244置于子母口銅鼎內(nèi)[78]，隨州曾侯乙墓C.183置于兩件折沿大鼎之上[79]，淅川下寺M1∶82、83出土?xí)r緊挨箍口鼎[80]，長治分水嶺M269∶77[81]，陜縣后川M2040、M3401、M3411[82]，以及汲縣山彪鎮(zhèn)M1隨葬的此類器物[83]均置于銅鼎內(nèi)。由此可知，它們應(yīng)是與鼎配套、用以挹食兼舀湯的匕，可稱作勺形匕。有意思的是，春秋晚期的伊川徐陽M2隨葬銅鼎內(nèi)放置的這種銅“勺”的柄部見有銘文“主之斗”[84]三字（圖六，4），或可視為斗、勺、匕互鑒融合的新證據(jù)。2009年5月發(fā)掘的棗莊徐樓一號春秋墓中，出土1件形制較為特別的銅器（M1∶4），簡報稱其為“伏鳥罍形器”[85]（圖七，1）。與之形制相似的器物還見于臨淄商王村一號戰(zhàn)國墓[86]（圖七，5）、陜縣后川秦漢墓[87]（圖七，4），以及盱眙大云山西漢江都王陵一號墓[88]（圖七，2、3）。總的來看，這5件銅器均為一體鑄造，內(nèi)部形成空腔，上部和底部有孔，孔徑大小基本一致，唯棗莊徐樓M1∶4頂上缺少一根細管而已。由于它們構(gòu)造相似，可推測其功能應(yīng)相近，絕非像罍那樣用來貯酒。有學(xué)者曾對臨淄商王村M1∶9器物做過如下物理實驗：將其豎直放入水中，長柄在上，器身居下，發(fā)現(xiàn)水由底部圓孔進入器腔內(nèi)，空氣則由柄部上方的方孔排出；然后，用手指按住方孔，將該器提起，進入器腔的水無滴漏；松開按著方孔的手指，腔內(nèi)的水則從器底孔中緩緩流出[89]。由此實驗來看，該器物設(shè)計巧妙，利用大氣壓強的原理做汲取液體之用。其余四器與之構(gòu)造近似，亦應(yīng)具有如是功能。此類汲器形體較小，且多有長柄，正可伸入與之共存的壺、罍、缶等小口大腹的銅貯酒器中汲取酒漿。由于此類汲器容積有限，作為汲水器不甚實用。況且盛水之器盆、盂、鑒等均作大敞口，用勺挹水最為方便。所以，以上五器應(yīng)是汲酒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4座墓葬除盱眙大云山M1墓主為男性（西漢第一代江都王劉非）外，其余三墓主人均為女性。據(jù)隨葬器銘可知，棗莊徐樓M1墓主為春秋晚期公夫人“叔子”，臨淄商王村M1墓主可能為戰(zhàn)國晚期陵夫人“音子”；陜縣后川M2001隨葬琉璃串珠、琉璃珠、瑪瑙環(huán)、玉環(huán)等較多裝飾品，且未見兵器，墓主可能也是女性。如此看來，這些汲酒器似乎主要為女性所用。附記：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一般項目“考古視野下早期中國銅鉞與王權(quán)研究”（項目編號18BKG013）的階段性成果，并得到吉林大學(xué)考古學(xué)院“十四五”標志性成果培育計劃項目的資助。[1]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第71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2]a.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第99～10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b.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268～27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3]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修訂本）第25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杜廼松：《青銅匕、勺、斗考辨》，《文物》1991年第3期。[5]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第131～133頁，科學(xué)出版社，2007年。下引此書，版本均同。[6]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戚家莊東商代墓地發(fā)掘報告》第222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7]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殷墟大司空M303發(fā)掘報告》，《考古學(xué)報》2008年第3期。[8]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國墓》第82、83頁，三秦出版社，1995年。下引此書，版本均同。[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第121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引此書，版本均同。[10]安陽亦工亦農(nóng)文物考古短訓(xùn)班、中國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fā)掘隊：《安陽殷墟奴隸祭祀坑的發(fā)掘》，《考古》1977年第1期。[11]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發(fā)掘簡報》，《考古》2012年第12期。[12]長水：《岐山賀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文物》1972年第6期。[13]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丙編·殷墟墓葬之五·丙區(qū)墓葬（上）》第58～60頁，歷史語言研究所，1980年。[14]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第91頁，文物出版社，1980年。[1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137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下引此書，版本均同。[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嶺與徐家?guī)X楚墓》第45、46頁，大象出版社，2004年。下引此書，版本均同。[17]《淅川和尚嶺與徐家?guī)X楚墓》第267、273頁。[18]《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第131頁。[19]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九本·1400、1443、1129號大墓》第73、74頁，歷史語言研究所，1996年。[20]寧城縣文化館、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東北考古專業(yè)：《寧城縣新發(fā)現(xiàn)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及其相關(guān)遺物的研究》，見《文物資料叢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21]曹瑋：《陜北出土青銅器》第二卷第259頁，巴蜀書社，2009年。[22]《淅川和尚嶺與徐家?guī)X楚墓》第187頁。[23]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第110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24]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第235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下引此書，版本均同。[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第136頁，文物出版社，1996年。[2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陽陳坡》第192頁，科學(xué)出版社，2013年。下引此書，版本均同。[27]郭沫若：《青銅時代》第303～305頁，科學(xué)出版社，1957年。[28]a.郭寶鈞：《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第62～69頁，文物出版社，1981年。b.盧連成、胡智生：《陜西地區(qū)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銅禮器》，見《寶雞國墓地》附錄一，文物出版社，1988年。c.曹瑋：《從青銅器的演變試論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禮制變化》，見《周秦文化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9]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第574～577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30]許永杰：《中國考古學(xué)研究中的情境分析》，《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1期。[31]扶風(fēng)縣博物館：《陜西扶風(fēng)縣新發(fā)現(xiàn)一批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3期。[33]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第78、85頁，文物出版社，2005年。[34]石鼓山考古隊：《陜西寶雞石鼓山西周墓葬發(fā)掘簡報》，《文物》2013年第2期。[35]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國墓地》第66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36]陜西省博物館、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陜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37]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一號墓發(fā)掘》，《考古學(xué)報》2020年第2期。[40]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fā)掘隊：《1967年長安張家坡西周墓葬的發(fā)掘》，《考古學(xué)報》1980年第4期。[41]石興邦：《長安普渡村西周墓葬發(fā)掘記》，《考古學(xué)報》1954年第2期。[4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發(fā)掘》，《考古學(xué)報》2018年第1期。[45]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第159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47]周到、趙新來：《河南鶴壁龐村出土的青銅器》，見《文物資料叢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4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fā)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11期。[50]盧連成、胡智生：《寶雞國墓地》第158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52]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第10頁，科學(xué)出版社，1956年。[53]《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139、213、257、294頁。[5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麻城市李家灣春秋楚墓》，《考古》2000年第5期。[55]《淅川和尚嶺與徐家?guī)X楚墓》第26頁。[58]梁思永、高去尋：《侯家莊第九本·1400、1443、1129號大墓》第52、56、57頁，歷史語言研究所，1996年。[6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義地崗曾公子去疾墓發(fā)掘簡報》，《江漢考古》2012年第3期。[63]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陽市沈崗春秋時期墓葬》，《考古》2017年第5期。[65]荊州博物館、鐘祥市博物館：《湖北鐘祥黃土坡東周秦代墓發(fā)掘報告》，《考古學(xué)報》2009年第2期。[66]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第108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68]河南省博物館：《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出土的幾件戰(zhàn)國銅器》，《文物》1976年第3期。[69]淄博市臨淄區(qū)文化局：《山東淄博市臨淄區(qū)趙家徐姚戰(zhàn)國墓》，《考古》2005年第1期。[70]湖北省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擂鼓墩二號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1期。[72]王振鐸：《司南指南針與羅經(jīng)盤—中國古代有關(guān)靜磁學(xué)知識之發(fā)現(xiàn)及發(fā)明（上）》，《中國考古學(xué)報》第3冊，1948年。[73]李小燕、井中偉：《玉柄形器名“瓚”說—輔證內(nèi)史亳同與〈尚書·顧命〉“同?！眴栴}》，《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3期。[7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第73頁，文物出版社，1997年。[75]陜西周原考古隊：《陜西扶風(fēng)縣云塘、莊白二號西周銅器窖藏》，《文物》1978年第11期。[76]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27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77]a.嚴志斌：《瓚爵辨》，見《三代考古》（七），科學(xué)出版社，2017年；《薛國故城出土鳥形杯小議》，《考古》2018年第2期。b.李春桃：《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九本第一分，歷史語言研究所，2018年。[78]《淅川和尚嶺與徐家?guī)X楚墓》第273頁。[8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長治分水嶺東周墓地》第343頁，文物出版社，2010年。[82]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陜縣東周秦漢墓》第57、138頁，科學(xué)出版社，1994年。[83]郭寶鈞：《山彪鎮(zhèn)與琉璃閣》第24頁，科學(xué)出版社，1959年。[84]鄭州大學(xué)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伊川徐陽東周墓地西區(qū)2013～2015年發(fā)掘》，《考古學(xué)報》2020年第4期。[85]棗莊市博物館等：《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14年第1期。[86]臨淄市博物館：《山東臨淄商王村一號戰(zhàn)國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6期。[87]中國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陜縣東周秦漢墓》第141頁，科學(xué)出版社，1994年。[88]南京博物院、盱眙縣文廣新局：《江蘇盱眙縣大云山西漢江都王陵一號墓》，《考古》2013年第10期。[89]王煥文：《荷竹清華潤瓊漿—山東臨淄商王墓出土銅汲酒器考》，《收藏家》2015年第9期。（作者：井中偉 王建峰 吉林大學(xué)考古學(xué)院 ；原文刊于《考古》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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