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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這個典型的中國故事,出自先秦時期的《列子》,已然流傳了兩千多年。這一則經(jīng)典,說其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并不為過。愚公精神,堪稱中華民族的一粒精神火種。
于我而言,求學時草草讀過;為師時亦細細讀過,特別是讀過老一代語文特級教師錢夢龍先生的教學實錄,也看過新生代獨立語文名師郭初陽老師的課堂實錄。可以說,從文本到教學,《愚公移山》親切得如同故人。
然而,當我從課堂里聽到學生關(guān)于“愚公愚不愚“”智叟智不智“的討論或辯論,聽到諸如”移山不如搬家”“移山不如搞旅游開發(fā)”之類的觀點,我還是強烈地意識到:很多時候,我們并沒有真正讀懂這則中國寓言,而是以功利的現(xiàn)代眼光在解構(gòu)傳統(tǒng),以膚淺的話題設置來粉飾創(chuàng)新。對于經(jīng)典的輕謾,或許這還只是問題之一層。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解讀里,語文課里的文字體驗、文學情懷與文化根基都面臨著虛化與放逐的境遇。
首先是語文課的文字立場。
文本閱讀,其基本的教學策略是“從文字中來,到文字中去”。評論愚公也好,評價智叟也罷,你的發(fā)現(xiàn)與見地都得從文字本身而來。這個過程就是閱讀的過程,也是教學的過程。一個人越有細致而豐富的發(fā)現(xiàn),越能顯出他對于文字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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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很難,或許這只是一般性的閱讀感受。這種感受是如何內(nèi)蘊于文字呢?
不妨來看看。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此言“山之高大”;“年且九十”此為“年之老邁”;“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此為“人之稀少“;”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此為“器之簡陋“?!编徣司┏鞘现灼抻羞z男,始齔,跳往助之“此為”援之弱小“?!焙钜坠?jié),始一反焉。“此為”路之遙遠“。
山高、年邁、器陋、援寡、路遙。這才見出了”移山之難”。倘若離開了文字的品味,空言“移山之難”或漫評“愚公之愚”,得到的將是什么呢?很可能只是一些飄泊無根的結(jié)論與標簽。
其次,是語文課的文學取向。
從文學敘事來說,人物的個性總見諸其語言、心理與行為。這種古老的文學自覺,在《愚公移山》中有著充分的展示。
比如,針對愚公移山之舉,他的妻子與智叟,所說的其實是同樣兩個問題:一是年邁何以延續(xù),二是土石何以放置。然而,此二人的立場與態(tài)度卻迥然不同。這種區(qū)別在哪里呢?
試比較這兩段話。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余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顯然,妻子出于關(guān)心與體貼,是基于贊同的商量。她尊稱丈夫為“君”,對他的移山之力表示憂慮,對土石處理提出質(zhì)疑。她的語氣始終是平靜的,理性的。
智叟則不一樣。你聽聽他的口氣?!吧跻樱曛换荨?。這里與其來強調(diào)是一種倒裝句,不如說它在強烈表達最強的譏諷與嘲笑,笑愚公缺乏智慧。如此愚蠢,他似乎也沒有必要客氣地稱愚公為“君”,而是盛氣凌人地直言為“汝”;他也不會理性地陳述“以君之力”,而是以“殘年余力”來表達他的小視與輕蔑;他不說“魁父之丘”,而說“山之一毛”,以加大其奚落的力度吧。“且如土石何”與“且焉置土石”更為強烈的語氣背后,全是“智叟”的自以為是。
言為心聲。在這里,我們看見的遠非文字表述上的形式差別,而是文字所傳遞的生命氣息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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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語文課的文化情懷。
如果我們對愚公移山這個經(jīng)典寓言的原旨,或?qū)λ脑⒌拿褡寰裆形蠢斫馍钔?,就離開這個堅實的文本“大地”,去隔空討論“移山好還是搬家好”,在我看來,這并不是什么標新立異,恰好是解構(gòu)思維所帶來的意義虛無,是一種無視幾千年民族精神沉潛其中的虛妄與淺薄。
我們說《愚公移山》是地道的中國故事,就緣于故事里沉淀著中國文化精神的世代傳承。
其一,中國文化是基于血緣的家國倫理文化,它有別于西方的公民契約型文化。愚公欲移山,首先不是訴諸其他,而是“聚室而謀”。其移山的現(xiàn)實之力來自家庭,而移山的未來信心亦來自“家族子孫”?!半m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愚公所信奉是:生命有未來,而山?jīng)]有;生命無盡頭,而山有。此即“子子孫孫無窮匱(kuì)也,而山不加增”。
其二,安土重遷,乃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結(jié)構(gòu)。
費孝通先生的《鄉(xiāng)土中國》里早有深刻論述。既如此,我們以兩千多年后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與社會的邏輯去討論愚公何以“不去搬家”,“不去開發(fā)”等等,這些觀點與其說暴露了現(xiàn)代人的功利思路,不如說失去了對文化最起碼的理解與同情。相較于這個文本千百年來所承載的精神文化之重,如此現(xiàn)代解讀卻有著太多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然而,貌似翻新的話語飄飛,終歸掩飾不了那懸置歷史的失血與蒼白。
其三,在中國文化里,“愚”并非一個貶詞,很多時候,它是對流俗的抵抗,是一種獨立自守的精神姿態(tài)。相對于機巧、圓滑而言,守拙與守愚更是令人敬重的樸素與本真。因此,在我們的文化里,“愚”并非一個貶詞,所謂大智若愚是也。古人書信里,亦不乏愚兄、愚弟、愚友、愚見之類的謙稱。被貶永州的柳宗元,甚至將以門前的小溪命名為愚溪。愚,很可能成為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不同流合污的人格自況。在所有“精致的利已主義者”面前,“智”何嘗不是一種小聰明?而愚何嘗不是一種“大智慧”?
《愚公移山》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精神讀本,已為世世代代所證實。對其價值內(nèi)蘊的理解同樣不可空泛,依然還是回到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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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我想特別說說這篇文字的結(jié)尾幾句。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表面看,這個結(jié)局頗有幾分浪漫與神秘的色彩。與其說它浪漫,不如說深刻。
如果說此前的敘述是現(xiàn)實的,那么,此處是超現(xiàn)實的。
如果說此前的世界是“人”的,那么,此處的世界是“神”的。
一般說來,神是人間的膜拜和仰望。在這里,我們欣喜地看到人神之間界限被打破,人神共在于一個世界。
那么,操蛇之神懼怕愚公的關(guān)鍵是什么?不是別的,就是“不已”?!安灰选?,就是不停止,就是持之以恒。換言之,人類的恒心,是連神都會懼怕的一種力量。
天帝是君臨人間的權(quán)威,他對愚公的態(tài)度也耐人尋味,道是“帝感其誠”。
古人說“誠外無物”,捧一顆至誠之心而來,則無堅不摧,不往不勝。
愚公精神之所以令世代景仰,之所以薪火相傳,核心何在?就在于“恒心”與“誠心”。憑此力量,人亦可上升為神,神力與人力將融通為一。
《愚公移山》的這個結(jié)局,非敘事情節(jié)安排的巧妙妙,而在于人其價值的非同尋常。就文本而言,情節(jié)與結(jié)構(gòu)乃“術(shù)”,思想和價值為“道”。
當然,作為一種召喚結(jié)構(gòu),文本期待讀者對它的意義建構(gòu)。建構(gòu)越豐富,越深刻,文本就越經(jīng)典,越有生命感。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可以無視經(jīng)典的原初意義,或者說要以浮光掠影地從文本“滑過”然后,自說自話或大放厥詞。
多一份基于歷史的虔敬,多一點基于未來的發(fā)現(xiàn)?;蛟S,才讓我們對經(jīng)典多一份敬畏與深情。
附: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jié),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余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