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伯利恒鋼鐵股票交易戰(zhàn)中迅速恢復的李佛摩爾在之后的15年中叱詫華爾街的資本風云，說他執(zhí)華爾街的牛熊之耳是毫不為過的。雖然他的投資能力越來越強，但他的有錢并不受社會和媒體的尊重。與他同時代的江恩說他貪婪地追逐金融資本的利潤，一旦成功獲取了巨額利潤又忘乎所以大肆揮霍。雖然我不完全認同江恩的說法，資本市場的自由競爭和弱肉強食對于李佛摩爾是公平的交易，這和當今中國國有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在不對等的行業(yè)與社會的基礎上競爭是同理，李佛摩爾顯然是比當年大多數(shù)上市公司大股東來的干凈。金融資本市場的產(chǎn)業(yè)博弈最終的財富是相對合法地走向了能高度集中的少數(shù)人手中。因為參與市場的每個人均先理解其中的風險和博弈的關系。
如果說李佛摩爾有失敗之處，那是在于作為富人，他只是較少地考慮了自己的社會責任（這與當今我們中國的某些社會問題也是完全吻合）。對于李佛摩爾的：“我虧錢是因為我錯了，而不是因為我放蕩不羈或是過度享樂”這句話，我個人的理解他是雙面的。如果就職業(yè)性本能來說，他從事的是金融交易這個工作，這個工作的性質是利用投機博弈的機制賺取波動中的差價。但對于他這個人來說，這句顯得他的生活被社會標準所指責。李佛摩爾缺乏對生活的自省和公眾的義務，這點在當時的華爾街和美國這個資本主義金錢橫流的超級強國的高速發(fā)展初期是可以理解的，猶如我今天看到中國在進入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后，有一大批類似李佛摩爾的富人脫穎而出，他們同樣缺乏社會的責任感，這是社會中快速過度進入經(jīng)濟超速與人文脫節(jié)發(fā)展后所必然要支付的人類道德代價。
我清楚地記得，2008年9月15日，風雨飄搖中的華爾街在那幾天中的黑暗不亞于地震。那天下午3點我到了大半年沒去的交易所大廳，我要親身體會當天最后一小時大單交易的狀況。那一小時里面，我再次體會到了8年前，2000年9月15日納斯達克大股災開始那天的情景，當天在紐約交易所再次出現(xiàn)了，只是金融股和地產(chǎn)股的大崩盤。很明顯，記憶和經(jīng)驗告訴我中型恐慌已經(jīng)初具展開骨牌效應了。當天道瓊斯指數(shù)和標普500指數(shù)已經(jīng)進入了明顯的大空頭前期市場的新低點。
收盤后，我回到公司看了空頭單的交易紀錄，感悟和體會著這位68年前的前輩在1929年9月的操作思路，我再一次明白了，股市不存在也不需要所謂的先知，與當前市場上隨時都有號稱自己是股神者比較，李佛摩爾始終自認為市場的學生，我對他自我定位的解讀就是，既然你我不是仙，我們要做得恰恰就是比市場本身慢半拍，然后在確認的基礎上緊跟市場一步。
今天們并不需要刻意模仿巴菲特和索羅斯，只要研究和理解他們過去的成功與失敗的經(jīng)驗，設計出對自己財富穩(wěn)定增值的好方法就足夠了。當幾十年后退休的時候，只要我活著走出市場，那我已然就是股神了。至于我們是不是要通過和巴菲特共進午餐才能解開市場疑惑的困擾，我個人的看法是完全不需要的。反過來問，如果要巴菲特來思考，要他花費200萬美元給某人做午餐費來提高自己的“投資水準”，他會認為有價值嗎？大多數(shù)人成長的背景和所在國度與市場的情況，與巴菲特成長的基礎是差之千里，我們是完全不需要在10年內(nèi)成為眾人注目的巴菲特模仿者或追隨者。
在我收集的眾多李佛摩爾的遺物和與其有關的物件中，攝于李佛摩爾第四次破產(chǎn)的照片是在過去75年中未曾被任何媒體發(fā)表過的，今天我們再來看看這位華爾街巨擎那面對市場冷漠的面孔和緊拽小兒子小手那父愛的一面，依然仿佛在告誡兒子，看緊資金的口袋，因為自己的財富是要自己來捏緊的。
1934年，華爾街的父與子，一脈傳承，相同的冷漠
這是57歲的李佛摩爾和小兒子保羅－李佛摩爾在1934年3月上旬宣布破產(chǎn)后所攝，我給它起名“華爾街的父與子”。坦率地說，李佛摩爾始終把自己定格在市場的弱勢群體位置，因為他是一個人單獨操作。而我也處在弱勢群體中。因為你沒有市場的定價權，你只有參與市場的交易權。
我個人認為我也是市場的弱勢群體，所以我通常都認為自己的第一想法總是有錯誤的可能性，每一個即將要交易的品種被選出之后，必須要觀察入微，在真正投入大倉位之前，我必然要先用小倉位來測試該品種在市場中的方向強度，然后確認大倉位交易的時間，時間永遠是第一的，因為那是扣動板機走向盈利的信心。歐奈爾對我說過，在生活中，做一個無聊的人，在市場，中做一個敏銳者，你就會避免李佛摩爾的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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