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儒家這個思想學派，想必大家都是不陌生的，想來也是，在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過程中，儒家學說既是主流、也是正統(tǒng)，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在中國古代歷史社會中的發(fā)展就沒有了對手。
無論漢武帝到底是不是尊重儒術，他的外儒內法對于儒家學說又有幾分的真正崇尚，至少讀書人的天下就是儒生的天下，并且這個趨勢越往后發(fā)展越明顯，所以，對于秦漢之后的儒家大家是不陌生的。
同時，對于秦漢之后儒家的學說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其實要知道的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思想達到一定境界的儒家學說，其實并不在秦漢之后，漢武帝之后的儒家是一家獨大的，但失去了對手也并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后來的儒家學說發(fā)展也漸漸走向了極端的方向，比如說，發(fā)展到宋明時代的理學，它的真正價值就很值得人們考量，也正因如此，秦漢之后的儒家發(fā)展，我們很難切實的總結出其到底是圍繞著哪一個中心點。
但秦漢之前卻不一樣，大部分人都將先秦時代的儒家學說，與秦漢之后發(fā)展的儒家學說統(tǒng)一而論，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其實并不是一個好的理解方式，在先秦時代，儒家的許多思想主張都是有切實道理的。
那么，先秦時代的儒家主張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呢？其所主張的這種社會，又有什么樣的依據(jù)和存在的價值呢？本篇文章，我們就來重點地探討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先秦時代的儒家學派，是以怎樣的思想核心來進行發(fā)展的？
對于社會的理想狀態(tài)，莊子把他的理想，用一句名言形容的非常的生動形象，叫做：
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莊子之所以會說這樣的話，那是因為他本人是一個極其崇尚自由的人，這一點在他的《逍遙游》中就可見一二，他認為，統(tǒng)治者就像是樹上的枝葉，存在但是沒有作用，而平民百姓就要像自然當中的野鹿，只遵循自然的生存法則就可以，表現(xiàn)的是單純而又絕對的自由。
那么，我們類比一下莊子的這句名言，將其應用在墨家和法家的設計上，那么，墨家與法家的理論就是：
上如蜂王，民如工蜂。
就是說，平民百姓就要像蜂蟻社會當中的工蜂和工蟻一樣，它們無條件的為蜂王和蟻后負責，而蜂王和蟻后也不需要有什么作為，自出生起就是整個社會的中心，就可以享受工蜂和和工蟻帶來的無條件的貢獻。
它們的運轉體系就是一套既定的程序，在這個程序中的所有人，都按照既定的軌道運轉，不需要有什么思想，更不能有反對的意見。
那么儒家的主張呢？如果我們用莊子的話去類比儒家的主張，就可以表現(xiàn)為：
上如父母，民如子女
那什么是上如父母，民如子女呢？其實指的就是宗法社會，或者說，是封邦建國的封建社會。
如果再簡單粗暴點來講，我們可以用西周來類比推理，西周符合儒家學說中的宗法社會，也是一個封邦建國的封建社會，但儒家的體系卻不是單純來指西周的，而是指代如同與西周一樣的社會狀態(tài)。
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中，周王就是上天的兒子，所以稱為天子，而諸侯扮演的則是周天子的兒子，也就是王子，大夫則是諸侯的兒子，視為公子，家臣是大夫的兒子，也就是士子或君子。
有意思的是，西周的這種封建制度同時也是一種宗法制度，雖然有異姓諸侯的存在，但是卻是極少的，一般來講，所分封的諸侯王都與周天子有著真正的血緣關系，也就是說，他們并不是在理論上是父子，在實際上也極可能就是父子。
當然，就算不是真正的父子也沒什么關系，因為在宗法制度之外，還有一套配套的禮樂制度，禮樂制度講究的是親親和尊尊，什么是親親呢？就是親愛親人，什么是尊尊呢？就是尊敬尊者。
那如何去親親尊尊呢？把不是親人的人看作親人不就行了嗎？如果把君主看作是父親，那么臣子不就應該去尊重君主了嗎？更何況君主本來就是唯我獨尊的人，如此對于君主來講，就有了雙重的保證。
所以說，在儒家的社會體系當中，君臣與父子是人際關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君主仁慈則臣子忠義，父親慈愛則兒子孝順，這與男耕女織、四世同堂一樣都是儒家理想中的封建社會，而儒家人管這叫做小康。
當然，儒家人所提倡的小康與我們現(xiàn)代人提倡的小康，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區(qū)別的，二者并不能完全地混為一談。
那么，儒家所提倡的小康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呢？其實，儒家的小康是一個相對概念，它是相對于大同而言的。
所謂大同小康，我們單從字面上理解來看，這應該也是兩種社會，是兩個時代，在大同的社會里，人們講誠信，愛和平，男性有職業(yè)，女性有歸宿，弱勢群體有人照顧，強勢群體則照顧別人，而且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彼此之間沒有那么糾葛，更沒有那么多矛盾沖突，人與人是和平共處的。
這就比較類似于墨家提倡的兼愛社會，所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就是說不只把自己的親人當作親人，不止把自己的孩子當作孩子，而是把所有人都當作親人來對待，都給予平等的愛，這不就很符合兼愛的原則了嗎？同時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也符合墨家尚賢和非攻的主張。
與此同時，儒家人還說：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這也是無為而治的一種體現(xiàn)。所以，對于大同的社會，無論是儒家還是墨家、道家，他們都非常喜歡。
但問題是，自有國家誕生以來，中國就不再是大同的社會了，公天下變成家天下之后，中國就進入了小康，進入了與儒家提倡的大同理念而對立的小康時代。
從此之后，人們漸漸地變得只愛自己的父母，只疼愛自己的孩子，人人為己、財產私有、職位世襲，所以，人們開始建筑城池，開始確定禮法、劃分領地，開始培養(yǎng)自己的武裝，因為如果不這么做就不足以保證自己的私有財產，也不能夠規(guī)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于是，就有了戰(zhàn)爭，也有了陰謀。
因而小康是相對大同來講的，在大同的時代“天下為公”，而小康的時候則是“天下為家”，所謂天下為公，就是指社會公有，而天下為家就是權力家有，即小康的概念是在中國古代歷史社會脫離大同之后被儒家所提出來的。
如此在這里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大同與小康雖然在概念上相反，但是在好壞上絕對嗎？就是說，小康的社會真的就不如大同的社會嗎？其實也不是。
我們上面說，大同的社會是天下為公，那么，如果站在大同的絕對對立面上，體現(xiàn)的應該是天下私有，也就是指個人所有，可是，我們縱觀整個中國古代歷史社會，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個人私有的情況，有的只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家族所有，而這就是最為關鍵的地方。
所謂家族所有，有的是什么呢？是財產和權力。所以，小康之世有兩個很大的特點，第一是財產家有，第二是職位世襲，就是說，一個家族的財富、爵位等等都要在家族內部代代相傳，這就叫家天下。
而相應產生的則是家國一體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基礎上，人們設立禮法、建立城池等只不過是維護這套制度的配套措施而已，而這則說明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文明時代的到來。
通過歷史進程來看，文明的標志是什么呢？是國家的出現(xiàn)，那國家的標志是什么呢？是城市的建設。
而小康時代“城郭溝池以為固”，建立了國家，也建立了城池，這難道不代表著公天下變成家天下？不代表著野蠻進入了文明嗎？答案是肯定的。
對此，或許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因為從前的大同社會，好像真的是人們理想中的完美社會，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們之間沒有陰謀詭計，沒有矛盾沖突，只有強者幫助弱者。
所謂黃發(fā)垂髫怡然自樂，而進入到小康社會之后則一切都變了，矛盾、沖突、戰(zhàn)爭接連爆發(fā)，人們動不動就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不同勢力群體的產生，也造就了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網(wǎng)絡。
很多人不明白的是，這難道真的是一種進步嗎？這個我們很難去界定，但是恩格斯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文明的落幕只能由最卑下的利益和最卑鄙的手段來揭開。
也就是說，為了文明，人類有的時候不得不付出道德墮落的代價，而對于這個代價的付出，有些學派認為這是不得不為的事。
比如說，儒家之所以在大同社會無法繼續(xù)進行的時候，儒家退而求其次選擇了小康；也有的學派認為這是萬萬不能為的事情。
比如說道家，道家有一個觀點說的是：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意思也非常的清楚，就是說道德一旦滑坡就剎不住車了，就像高山滾石一樣，一旦開始就再也停不下來，所以欲望不能有，大道也不能失，人們要想真正的平安喜樂就只能夠回到大同的社會，絕不可退而求其次選擇其他。
對于這兩種觀點，我們很難說哪一種真的對，哪一種有真的錯。因為退而求其次選擇了小康的儒家，其實，在骨子里也是喜歡大同社會的，他們曾說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則大道既隱。
就是說，天下為公的時代才是真正大道現(xiàn)世的時候，而等到大道沒有了，就只能天下為家，所以前者叫大同，后者叫小康，一大一小，高下立判。
所以，儒家雖然提倡小康，可是他們卻并沒有真正否定大同，或者說，他們希望通過小康社會的不斷建立來無限趨近于大同。
與此同時，道家雖然極力提倡大同，卻也明白大同的社會必是一去不再復返的，因為歷史的軌跡就是按照道家所言而進行的，大同時代是道的時代，小康時代則是德的時代，失道而后德。
所以，周公講德，退而求其次的儒家也選擇了小康；而西周崩潰，孔子講仁，此為失德而后仁；后來孟子講義，為失仁而后義；荀子講禮，為失義而后禮，而時代到了荀子的時代，就是各大諸侯國明爭明搶、毫不講理的時代。
如此看來，社會豈不是一步一步印證了道家所言不虛？好像真的是。
不僅如此，在道家看不見的大同時代，也不是絕對的美好，黃帝、炎帝和蚩尤不就打得你死我活嗎？再往前推進，女媧的時代雖然沒有階級斗爭，沒有陰謀詭計，沒有大規(guī)模的殺傷性武器，但是他們同時也沒有吃的，沒有穿的，沒有富足的物質社會，更無法去追求精神社會。
所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從某種角度上來看，又何嘗不是因為人們物質匱乏，根本就沒辦法，偷才產生的呢？所以這樣的時代回得去嗎？人們又想回去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所以，哪怕道家極力推崇無為而治，極力主張大道的社會，但卻也無能為力，因為這樣的時代根本回不去。
如此一來，無論是極力推崇大同，還是退而求其次選擇小康，好像都沒有太過堅實的依據(jù)。因此，在法家看來，就直接不要想什么大同和小康了，既然時代已經亂了，那就不要想著退回到從前，既然亂，那么去治就好了，所以賦予君王權力，為天下規(guī)定法令，反正大道都沒有了，那就干脆不要談道，談談法、術就好。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其實儒家提倡的是在大同社會之后的小康社會，而所謂小康社會，其實是一種無限趨近于大同時代的一種手段。
畢竟孔子的時代大同已經成為了過去，而作為內心肯定大同時代的思想家，孔子只能求其次的選擇能夠接近于大同的小康，如此，儒家人建立了中庸之道，認為大道沒了還可以有中道，而所謂中道，就是小康，就是仁政，就是王道。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儒家是儒墨道法四大學派當中唯一一個沒有劍走偏鋒的學派，他們并不做任何極致的追求，認為一種極致和絕對不存在了，那么，我們就可以退而求其次，不爭取絕對的好，但求也不差。
可其他三家卻不一樣，比如說墨子尚同，韓非實君，結果導致了有君權但無（明=民）權，有專治但無民主，而莊子無君，老子虛君，導致的結果是君權和民權概念模糊，以至于雙方都近乎沒有。
所以，儒家的學說是一種能夠兼顧君權和民權的學說，儒家提倡的社會也是能最大程度上保證君權和民權的社會，只不過，在亂世當中很難以應用，亂世講究的是務實，是結束戰(zhàn)爭，統(tǒng)一社會。
試問，人們連生存問題都解決不了的時候，又有誰會想著太平盛世的幸福問題呢？所以，儒家學說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并沒有真正的得以應用，反而是到了漢朝之后的太平盛世才被極力地推廣。
當然，對于如何保證君權和民權，這個問題是孟子代替孔子回答的，而這也是之后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