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小朝廷于偏安之際追求道學上的寄托，玩弄文化上的精致，恰好給出路不多的士人們提供了機會。寧宗時韓侂胄北伐失敗被害，史彌遠掌政，標榜褒崇名節(jié)，推崇朱熹，侈談“正心誠意”，假道學以欺世，“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疆捍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因而“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懊恳娝^達官朝士者，必憒憒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皆知為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察之，則殊有大不然者?！辟Z似道專權當國，也高談性理，錄用冬烘先生，以不致分去權勢。這股風氣不僅彌漫朝廷，而且變成社會時尚。葉適說，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jīng)，傳寫誦習，坐論圣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為堯舜周孔之道技盡于此，雕琢刻畫，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詞賦。經(jīng)文掛在嘴上，便可能有個好前程，廉恥、義命不大顧得上了。
在這種風習之下，士人的氣質(zhì)品格必當漸漸退化，心術世事日壞。欺世盜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飾涂抹之術越來越精，而不知兵財政刑為何物。“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嘗料以議其上?！毕檀揪拍?1273年)，由于援軍斷絕，襄陽失陷，元軍主力沿漢水南下，突破長江防線，宋方各地文武百官聞風而逃，投降的官吏們竟無恥地請求先給他們及子弟分封官職，歸還資產(chǎn)和奴婢。以致于后來太皇太后在詔書中大發(fā)悲憤之詞：“我朝300余年，待士大夫以禮，我和當今皇上現(xiàn)在正遭難，你們這些大小官吏同情和對付的話一句都沒有。我哪點怠慢你們了？”照理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外族奪了漢家皇權，漢官在心理上是很難接受的，反抗情緒應該很盛才是。但事實則并不然。
趙宋亡國之際，真正以身殉國的不多。大多數(shù)士人選擇隱遁不仕?！斑z民”中確有一批堅守名節(jié)的，后來屢薦不出。但事實上，有不少宋官入元后仍循故習，汲汲求仕。只要是有點兒門道的，便紛紛北上元大都結識官府，投牒以求察舉?！氨毙小蔽禐轱L氣。只是元人對南人嚴重歧視排斥，且科舉廢去，南人的經(jīng)濟地位又大大下降，行賄的資本又多喪失，因而對仕途望而卻步，不得已而隱。在元入仕的漢人大多也得不到重用，位卑無權，升遷極難，像書院山長、州縣學錄等教職其實不大算得上官。各地長次官大多數(shù)是蒙古、色目和北方漢人，他們對江南士族大加凌辱和盤剝。所以南士既無可奈何，又悲憤不滿。
忽必烈盡管對南士戒備較多，但元初各地反元活動頻繁，他知道南士的消極情緒不利于江南的穩(wěn)定，便任命一批北方文臣到江南擔當重職。這些人興學重士，對南士的利益加以保護。忽必烈還有限度地吸納了一些南士充任朝廷或地方官員。這樣便緩和了江南的民族矛盾。但是最起作用的卻是尊儒重學政策的推行。忽必烈對漢文化早已有所認識，建立政權后“遵用漢法”建國立制，他對南宋的儒學風氣也早有察覺，于是便借儒學來穩(wěn)定其政治基礎。他立諸路提舉學校官，興復各地廟學，保留學田，并推行優(yōu)待儒士政策。凡定籍儒戶的，與佛、道、醫(yī)等戶同樣可免科差雜役，雖未恢復科舉，但除了讓南人充任教官外，還開了“歲貢儒吏”之途，據(jù)說名額不亞于宋金的科舉。于是南士們有一種錯覺，以為皇帝尊孔隆儒，是要講文治了，心事上稍稍安定。后來仁宗即位，科舉恢復，南士風聞鵲起，從前不得時的老儒又重操舊業(yè)。咸淳元年（1265年）進士陳大有，仕元時為處州教授，延佑元年（1314年）已74歲，不愿受聘當考官，執(zhí)意參加鄉(xiāng)試。南士對科舉、對皇帝一片頌揚，以為過去的好時光要重來了。這時候，故宋士人所謂“節(jié)義”的堤防已崩潰，不少原來退隱不仕者又重新出來。
一個沒落的時代，必定會有一種遲暮的思潮勉為精神支柱，這種思潮必定具備相當?shù)墓?。盡管道學的性命之理與南士的貧乏思想不是一回事，但道學仍然為南宋士人的空虛靈魂提供了開脫；此外，道學還成為了謀生的手段，這時候的道學就不是吃飽了飯以后的思考抑或談資了。元朝的皇帝一旦廢棄它，就等于毀去了南士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們還有什么路可走呢？或遠離朝政而去，或賣身求榮，此刻再把“稻草”還給他們，他們的心便很容易就被收買了。
在國際上有關中國學的學術界，一直流行一個不成文的觀點：其實自從陸秀夫背著南宋最后一個小皇帝崖山跳海后，真正的中國就消亡了；在外交界日本一直執(zhí)一個說法：我們?nèi)毡救水斎粴J佩你們中國，但我們欽佩的只是宋以前的中國。鄙以為以上兩種觀點有一定道理，因為讀書人的氣節(jié)整體沉淪的緣故，真正的中國氣節(jié)與中國精神趙宋以后就基本消亡了，起而代之的，是追求窮奢極欲的物欲化中國。所以，以色欲廢靡喻世事沉淪的一大奇書《金瓶梅》，這時候出現(xiàn)在商業(yè)經(jīng)濟極度發(fā)達的明中后葉的江南市井之間，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除王夫之、顧炎武以及黃宗羲等少數(shù)幾個外，而這時的讀書人因為在信念的喪失、專制者的緘口、和糊口果腹需要的三重打壓下，已經(jīng)基本上和這個市井渾然一體。只有借《金瓶梅》之類，將沉淪喻明白，呼一口胸中的污濁之氣了。
盡管火滅了，但石頭還在。這塊石頭后來經(jīng)歷史的頭胎兒子李贄的打磨，金圣嘆蘇州街口一腔血的澆灌，傳到章太炎、孫中山、魯迅的手中，終于化成了沖天大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