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王鐸 水墨山水
不悔夢歸處，只恨太匆匆。
總要有一些時間，要留給自己，
讀讀書，聽聽史，長長見識。
王鐸臨《圣教》與《集王圣教》之比堪
文/王 垚
1、“宀”的寫法
其一，如圖 1，“控”字右邊“宀”第二筆與第三筆的連接，《圣教序》中，點畫收筆輕提，與橫畫順勢自然連接，發(fā)力點則在這一點及橫鉤處，橫畫的起筆和運行中是沒有發(fā)力點的，橫鉤也是與橫畫順勢連接；而在王鐸所臨的作品中，第二筆點與第三筆橫的起筆處都有發(fā)力，而橫畫與鉤相連處則筆鋒上頂，再發(fā)力重按向下鉤出，是典型的唐楷筆法。
▲圖1
其二，晉人寫字，筆勢較長，如圖 2，“宣”字第二筆與第三筆，不論是點畫的形態(tài)、弧度，還是連接方式，都體現(xiàn)了筆勢的擺動、回轉(zhuǎn)，而王鐸所臨，從單個的點畫形態(tài)以及連接上，都是簡單的“取直”，從而筆勢便不及原帖開張，直曲的變化亦不明顯。換句話說，筆勢、節(jié)奏的短促，是王鐸的特點，即直線的運用較多，而《圣教序》中直與曲互相呼應(yīng)，正所謂“端莊雜流利，剛健含婀娜”便是如此。
▲圖2
2、直線的運用
2.1 單個點畫。如圖 3，“下”字的三個筆畫，與原帖相比都略直；另外，我們在按照原帖書寫時，由于魏晉時期的字普遍較小，所以書寫時多用手指和手腕，根據(jù)書寫經(jīng)驗可知，在寫小字時，由于支點在手腕，根據(jù)手的生理特征，再加上筆勢的連貫和“絞轉(zhuǎn)”的運用，點畫會自然出現(xiàn)傾斜和弧曲的形態(tài)。而晚明時期盛行高堂大軸，書家多善大字，尤其王鐸。因此，會將大字的書寫習(xí)慣帶入小字的書寫，再加上受到唐楷，特別是顏體的影響，點畫的形態(tài)便多一些“直來直往”。
▲圖3
2.2 牽絲。行草書中，牽絲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因素。唐以前的草書，牽絲較少，“使轉(zhuǎn)”大多是在空中完成。唐以后開始有了連綿大草，牽絲增加，“使轉(zhuǎn)”實實在在的落在了紙面上。
▲圖4
其一，如圖 4，“湍”字右邊部分，“山”最后一筆與“而”的連接呈弧曲形態(tài)，“而”字橫與豎的連接也有弧曲的波動，即筆勢圓轉(zhuǎn)、開張，而王鐸皆取直、短之勢；其二，如圖 5，“序”字第二筆與第三筆的連接，《圣教序》中，橫畫末端以收筆向上翻折的方式與第三筆連接，而王鐸在此處無翻轉(zhuǎn)動作，橫畫末端向下折筆，也是取直、短之勢。
▲圖5
3、轉(zhuǎn)折的方式
晉人書，轉(zhuǎn)折處用筆多是順勢而下，較圓轉(zhuǎn)；而王鐸受唐楷影響，轉(zhuǎn)折處多習(xí)慣發(fā)力，用筆較重，從而方筆較多。其一，如圖 6“扵”字右邊部分的幾個轉(zhuǎn)折，都是順勢而下，而王鐸則每個點畫的起收筆都有節(jié)奏點，就如唐楷中的用筆；其二，如圖 7，“撥”字“扌”鉤與提的連接，原帖中也是順勢相連，而王鐸的字是鉤出后頂筆發(fā)力再向上提。
▲圖6
▲圖7
4、字外發(fā)力點
所謂“字外的發(fā)力點”，是我們想象的一個點，但這個點并非憑空想象，我們將《圣教序》中的每個字都框在一個長方形中，在右上角或偏右上的位置，便有這樣的一個點，如圖8，我們將“昏”字框起，在右上角找到一個點，以此為中心向左下方向可以引出三條弧線，這三條線是由點畫的走勢、欹側(cè)的角度連接而成的。
▲圖8
值得注意的是下面的“日”部，王鐸所臨比較平正的，而《圣教序》中是向左倚側(cè)的，且“日”外部框架的書寫也是由右上角這一點而生發(fā)。由于是右手書寫，所以必然要以這一點發(fā)力，故所有點畫都由此而發(fā)，正是這一點細(xì)小的變化，印證了“勢如斜而反直”。而王鐸所臨，幾乎完全忽略了這個重要的“點”，字形平正了許多。
▲圖9
又如圖9，“書”字，將每個橫延長，在字外便找到一個交點，這個點便是“字外發(fā)力點”，每一個橫畫都不是平行的，而是越來越向右上傾斜，而下面的“曰”部最后一點向右下方點出，又將整個字拉回平正，而這種“平正”已經(jīng)不是真正的“平正”，而是“勢如斜而反直”。王鐸所臨并不能找到這樣的規(guī)律。
魏晉草書，點畫的邊緣線是由一些復(fù)雜的曲線和折線組成，曲線婉轉(zhuǎn)遒美，折線剛勁挺拔，加上點畫飽滿，便是人們津津樂道的“晉人筆法”。這種豐富性，立體感都得之于筆毫錐面的頻頻變動，它不再是平面的，而是富有強(qiáng)烈的立體感。這是絞轉(zhuǎn)產(chǎn)生的碩果。
《集王圣教》中不論是單個的點畫，還是牽絲，都有這種絞轉(zhuǎn)帶來的細(xì)微變化。當(dāng)行草書發(fā)展到唐朝以后，書家寫字往往受到楷書的影響很大，都會強(qiáng)調(diào)起筆和收筆，“提按”的筆法逐漸取代“絞轉(zhuǎn)”，而“提按”對于“絞轉(zhuǎn)”來說，是一種簡化。
因此，唐代以后各個時期的行草書，都受到了“提按”的影響，節(jié)奏點往往就是一個點畫的起筆和收筆，幾乎每筆都實實在在落在紙上，這樣，筆勢也就跟著改變，字外的想象空間也變少了。這就與魏晉時期不同，晉人寫字凌空取勢，往往節(jié)奏點會放在字外，或是在點畫的運行過程中，而不是真正落在紙面上那些實實在在的點畫中。
▲王鐸《臨圣教序軸》（141X63CM，絹本，1626年作）
文章刊自《華章》 2013年34期
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