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子里的風景：中國新文學村莊敘事視角研究
韓春燕
一個事物，你從不同的角度看過去，這個事物所呈現(xiàn)的面貌是不一樣的。在村莊敘事中，不同的敘述視角決定了作品不同的構成方式，同時也決定了接受者不同的感受方式。也就是說，敘事視角決定著小說文本的面貌和文本接受。
新文學史上的村莊敘事緣于現(xiàn)代知識分子和現(xiàn)代作家的出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和現(xiàn)代作家則多是流寓在城市的鄉(xiāng)下人，他們在城市接受西方現(xiàn)代文化后，常常帶著鄉(xiāng)愁回望自己的故鄉(xiāng)村莊，咀嚼自己關于故鄉(xiāng)的記憶，這種回望和咀嚼，已經是用他們在城市獲得的現(xiàn)代文明的目光了，城市是現(xiàn)代文明的象征，當他們用城市的目光打量自己鄉(xiāng)下的村莊和村莊中的人群時，他們就有了非同一般的發(fā)現(xiàn)，他們發(fā)現(xiàn)了故鄉(xiāng)現(xiàn)實的黑暗，習俗的鄙陋，人群的麻木和蒙昧，于是他們懷著復雜的情感記錄下了他們在現(xiàn)代文明燭照下所發(fā)現(xiàn)的村莊。魯迅的《故鄉(xiāng)》、《風波》和《祝福》，魯彥的《黃金》，蹇先艾的《水葬》，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等等，是中國新文學史上村莊敘事的第一批收獲。
現(xiàn)代作家天然地是現(xiàn)代文明的產物，是城市的產物，中國一百多年的現(xiàn)代化過程就是要將一個具有古老文明的農業(yè)國家改造成為具有現(xiàn)代文明的工業(yè)國家，在這一過程中，村莊作為中國農業(yè)文明的載體，無疑已成為觀察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重要標本，當現(xiàn)代化成為一個民族的夢想，城市就變成了中國大地上最強大最具誘惑力的存在，那些現(xiàn)代作家的村莊敘事無疑就要在城市這一現(xiàn)代性視角的俯視和打量下展開。城市視角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視角，是以一種現(xiàn)代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心理狀態(tài)看待和評判村莊社會的視角。這種視角是以城市為參照物，去發(fā)現(xiàn)村莊社會與城市社會的差別和差距。在這種視角下，我們看到《風波》中村莊人群死水微瀾式的生活，以及他們靈魂的陳腐和性格的扭曲，看到了《故鄉(xiāng)》中村莊景象的凋敝和人的淪落，看到了《祝福》中封建禮教的殘忍，鄉(xiāng)村習俗的鄙陋，以及祥林嫂的可憐和可悲，也看到了《黃金》中陳四橋冷酷的現(xiàn)實，鄙俗的世態(tài)，以及陳四橋人灰暗陰凄的病態(tài)心理，看到了《水葬》中“老遠的貴州”村莊殘忍的習俗，麻木的人群，蒙昧的精神世界，看到了《為奴隸的母親》中丑陋的“典妻”習俗，悲慘的女人命運……
村莊社會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價值取向，人格特征，審美習慣等等，都與村莊社會固定在某塊土地的農耕生活模式密切相關。由小農生產方式派生出的小農意識一直左右著村莊社會的人群，使他們在生活態(tài)度，思維方式，以及人生抉擇等問題上，與城市中的現(xiàn)代意識相去甚遠，在城市的現(xiàn)代意識面前，他們往往顯得僵化愚昧，鼠目寸光，狹隘可笑。
村莊敘事的城市視角在1920年代末期遭遇了革命視角的沖擊。在啟蒙任務被革命任務所替換的時代背景下，村莊城市視角下的啟蒙敘事被革命視角下的政治敘事所取代。當現(xiàn)代知識分子將中國社會革命作為自己的使命時，他們審視村莊的目光已經變成了革命的目光，視角的轉換帶來了村莊面貌的改變，這些“革命”作家用他們革命的目光發(fā)現(xiàn)了村莊的階級和階級矛盾，發(fā)現(xiàn)了農民身上潛在的革命精神。鄉(xiāng)村的苦難不再被歸結為習俗的鄙陋和人的蒙昧，而是將鄉(xiāng)村的苦難視作政治的苦難，是因為舊的制度和階級壓迫所導致的苦難。農民也不再是麻木愚昧，心理和精神一片灰暗的一群，而出現(xiàn)了一大批具有革命要求，勇敢地起來抗爭，具有優(yōu)秀品質的革命農民形象。從現(xiàn)代之光燭照下的黑暗鄉(xiāng)村，到革命之光照耀下充滿希望亮色的鄉(xiāng)村，村莊敘事完成了城市視角到革命視角的轉換。
新文學史上村莊敘事的敘事視角和敘事立場一樣，常常出現(xiàn)兩種視角交叉或混合的狀況，城市視角經常會在革命視角的村莊敘事中顯露出來，《春蠶》中老通寶的形象就是在城市視角和革命視角的共同注視下被發(fā)現(xiàn)的，老通寶身上傳統(tǒng)農民那種自私狹隘和愚昧只能在城市視角的現(xiàn)代意識觀照下才會被發(fā)現(xiàn)，而他最后對兒子多多頭起來抗爭的認同，則完全是革命視角下的政治敘事。城市視角觀照村莊，發(fā)現(xiàn)的是村莊中與現(xiàn)代意識相悖的封建意識，看到的是到村莊的愚昧落后，而無法發(fā)現(xiàn)村莊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革命視角觀照村莊，發(fā)現(xiàn)的是村莊的階級圖譜，看到的是階級壓迫和農民的反抗，同樣，革命的視角也容易忽略村莊人群精神上的病癥。
革命視角下的村莊政治敘事，講述的是農民翻身求解放的故事，而城市視角下的村莊啟蒙敘事，告訴人們的則是農民精神上多么迫切地需要解放。城市視角下的啟蒙敘事，還常常把農民作為國民的代表，把村莊作為國家的象征，把農民身上的病癥作為國民的病癥，把村莊的問題當作國家的問題，而最終的目的則是改造國民性，重塑國民的現(xiàn)代人格。革命會改變農民的境遇，但無法改變農民骨子里的“根性”，所以在19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新啟蒙書寫中，會出現(xiàn)高曉聲《陳奐生上城》等表現(xiàn)農民“根性”的村莊敘事。
1980年代，城市視角消失多年后，在新時期文學的村莊敘事中又重新出現(xiàn)。當代小說前三十年城市視角的消失，緣自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戰(zhàn)爭和改朝換代的解放戰(zhàn)爭，都由農民擔當了主力軍，從1940年代的解放區(qū)開始，農民就已經成為了社會生活中的主角，而知識分子則由原來對農民的啟蒙者，變成了社會生活中的配角，變成了向農民學習的小學生，喪失了啟蒙的資格。在革命視角的村莊敘事中，農民具有著最優(yōu)秀的品質，他們是黨的事業(yè)所要依靠的力量，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們淳樸的本性，單純的忠誠，勤勞勇敢的品質，是知識分子完全不具備的，存在諸多人格病癥的知識分子要在工農指導下進行漫長的思想改造，在這種情形下，知識分子作家對自己筆下的農民主人公往往是仰視的。在建國后的三十年里，幾乎所有的村莊敘事都在講述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同歷史階段，新與舊，先進與落后的人民內部斗爭，以及村莊英雄人物和革命群眾與階級敵人的斗爭。這些村莊敘事更看重的是村莊的政治生活和人物的政治屬性，至于落后人物身上具有的一些農民的缺點，也極少用現(xiàn)代意識來觀照，多是納入到政治的范疇來闡釋。建國后三十年的村莊敘事完全喪失了城市這一現(xiàn)代屬性的參照物，在諸多村莊敘事里，肯定的是那些扎根家鄉(xiāng)改天換地的新農民，批判的是那些不安于家鄉(xiāng)農業(yè)生產勞動，貪圖享受想要進城的落后分子。
在19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村莊敘事中，因現(xiàn)代知識分子身份的恢復，使他們重新獲得啟蒙的資格，城市視角又得到了使用。但新時期伊始的村莊敘事仍然是革命視角下的政治性村莊敘事，村莊的苦難和悲劇還常常把原因歸結為錯誤的政治路線。在對極左路線的控訴和反思中，城市視角已悄悄摻入革命視角，一些作家接續(xù)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啟蒙傳統(tǒng)，使村莊在城市視角的現(xiàn)代性目光下，呈現(xiàn)出它的病癥來，甚至在高曉聲等人的小說中，出現(xiàn)了啟蒙敘事對政治敘事的超越?！独铐槾笤煳荨泛汀蛾悐J生上城》等村莊敘事，在批判極左路線的同時，也揭示出了農民身上傳統(tǒng)因襲的性格弱點?！霸煳荨焙汀吧铣恰?，作者選擇這兩個事件具有重大象征意義。造屋是農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體現(xiàn)著傳統(tǒng)文化中的安土意識，作者用一個農民一生追求造屋而不得批判極左思想的同時，也揭示了農民的精神缺陷。上城是讓農民直接面對城市，在城與鄉(xiāng)的文化對峙中，展示一個農民骨子里與現(xiàn)代化相去甚遠的惡劣根性?，F(xiàn)代化的標志是城市化，城市化要對農村和農民進行全方位的改造，高曉聲對農民集體無意識的傳達，提出了現(xiàn)代化進程中，改造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現(xiàn)代知識分子身份的恢復，現(xiàn)代性目光的重新獲得，使作家對自己筆下的村莊農民又具有了俯視的啟蒙資格。這是城市俯視鄉(xiāng)村，是現(xiàn)代俯視前現(xiàn)代，是先進俯視落后，是文明俯視愚昧。啟蒙雖然在1990年代以后遭遇了危機，但這種城市視角下的村莊敘事卻一直隱性地存在于新啟蒙運動高潮過后的各種鄉(xiāng)土文學中。在1980年代以來的村莊敘事中，無論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的村莊敘事，抑或是1990年代以后各個向度上的村莊書寫，關于農民根性的揭露和批判一直未曾中斷，只不過這種揭露和批判有時是不自覺的，有時是誤將其作為政治上的不正確進行的揭露和批判。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許茂和鄭百如扭曲的人格顯現(xiàn)著農民精神的缺陷；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中，存妮和小豹子的悲劇來源于七嘴八舌的村莊社會輿論，也來源于他們自己的精神貧窮；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在反思農民悲劇命運的外部原因時，也暴露了農民自身存在的精神病癥；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則直接將筆伸向了農民靈魂的深處；賈平凹的《小月前本》和《雞窩洼的人家》批判了村莊中落后保守的農民意識；韓少功的《爸爸爸》揭開了傳統(tǒng)文化留在農民身上的瘡疤； 閻連科的《兩程故里》等篇什則盡顯村莊中人性的陰暗……
城市視角的村莊敘事，或明或暗地貫穿了1980年代以來三十年多年的鄉(xiāng)土小說，其在不同時期的敘事處于不同的層面，“‘傷痕’、‘反思’和‘改革’小說的基本言說，正是其所處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社會情境之下的主導性社會政治話語，其所從事的啟蒙工作主要還立足于社會政治層面。它們的敘事目的主要還是為當時的社會政治實踐進行‘文學’的論證。而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尋根小說’創(chuàng)作，則‘超越社會政治層面，突入歷史深處而對中國的民間生存和民族性格進行文學化和人類學的思考’?！?span>[①]
在農民的各種封建宗法思想中，對宗法家長的依賴，對權勢的膜拜是一種最顯著的根性。在李佩甫《羊的門》中，呼天成之所以會成為呼家堡的君主和家長，就是因為呼家堡人的麻木和順從。閻連科《黑豬毛 白豬毛》中，李屠戶家因為有縣委書記睡過，他家客房的價費會理所應當?shù)纳蠞q，李屠戶本人也成了村莊中被人景仰的權威，而為了給鎮(zhèn)長當恩人，大家爭著為鎮(zhèn)長的交通肇事頂罪坐牢，頂罪者的榮耀超過了參軍入伍。賈平凹《浮躁》中的仙游川更是田家的天下。除了這些現(xiàn)實主義的村莊敘事，在那些新歷史主義的村莊敘事中，也出現(xiàn)了劉震云《故鄉(xiāng)天下黃花》那樣農民為追逐權力而參加革命的顛覆性寫作。
對個人存在的蔑視也是村莊傳統(tǒng)中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常常扼殺人的個性追求，對個人的情感和隱私也缺乏足夠的尊重。對異端的仇視是村莊的共性，村莊人群習慣于大家按照一種生活模式生存，如果有誰逸出了常規(guī)，標新立異，表現(xiàn)得和別人不一樣，那么他很可能就成為村莊公眾的敵人，而且在村莊這個熟人社會里幾乎沒有真正的個人生活，所有的生活都是一種公共性的生活，具有透明性，缺乏隱私性，每個人都得在公眾目光的注視和公眾輿論的監(jiān)督下，按照村莊的規(guī)矩生活。賈平凹《小月前本》中的門門，張煒《古船》中的隋不召，孫惠芬《吉寬的馬車》中的吉寬，皆因為他們有不同于村莊人群的見識，也有著不同于村莊人群的生活方式，而被村人詬病。相比于男性，村莊人群對那些有自主意識和個性追求的女性則更是苛刻，朱曉平《桑樹坪紀事》中的彩芳由于相貌出眾，許多男人打她的主意，即使彩芳一直謹慎自愛，但閑話仍象臟水樣不斷潑向這個孤苦伶仃的女子，彩芳反抗過，報復過，甚至主動追求過自己的幸福，但強大的村莊勢力最好還是逼迫彩芳投井自殺了；《白鹿原》中的田小娥本是一個苦命女子，因為飽受屈辱和性壓抑，田小娥大膽地“勾引”了黑娃，田小娥的名聲因為她的不幸和不甘于不幸而壞掉了，白鹿村的人們因為她不幸的命運嫌棄她，甚至她的公公鹿三還以“為民除害”的名義殺了她。
在村莊敘事中，村莊社會那種狹隘嫉妒，嫌人貧恨人富，小富即安，保守僵化的心理常常得到細致入微的刻畫。在賈平凹的《雞窩洼的人家》中，由于煙峰的個性潑辣，自主意識強，使其與村莊其他女人不同，她的敢作敢為遭到了雞窩洼人的嫉妒和敵視。她搭禾禾的伴去縣城，結果被雞窩洼人繪聲繪色地傳為私奔，煙峰和回回夫妻倆為此打架時，雞窩洼人不但拉偏架，還動手打了煙峰，并往煙峰臉上吐唾沫。禾禾和煙峰窮困潦倒時被雞窩洼人嘲笑蔑視，當他們成為雞窩洼致富能人后，又被雞窩洼人明里奉承，暗里嫉恨。而雞窩洼人對回回和麥絨勤儉苦做穩(wěn)穩(wěn)當當過日子方式的推崇，對禾禾和煙峰那種打破慣例追求富裕的反感和懷疑，也體現(xiàn)了村莊社會保守僵化的小農心理。孫惠芬《吉寬的馬車》中，歇馬山莊人對許妹娜一家的態(tài)度也足以說明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在城市視角的村莊敘事中，敘事主體的身份并不相同?！熬妥鳛檎J同主體的‘傷痕’、‘反思’小說作家而言，由于他們在確立自己的啟蒙認同時，很可能同時表現(xiàn)著對于‘革命’、‘人民’和‘知青’身份的強烈認同，這樣，在不同的主體那里，便會出現(xiàn)‘革命----啟蒙’、‘人民----啟蒙’和‘知青----啟蒙’等復雜的身份結構體系?！?span>[②]知青文學在1980年代以后，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也呈現(xiàn)了一種城市視角下的村莊敘事。知青作為接受過現(xiàn)代教育的城市青年，他們對村莊的審視和體會，完全著眼于城市與村莊之間的差異性，他們有些人在城市視角下，發(fā)現(xiàn)了村莊社會人情人性的美好，有些人則發(fā)現(xiàn)了村莊社會的落后和愚昧。也就是說，城市視角下的村莊敘事，并不一定都是啟蒙敘事，但啟蒙敘事一定是在城市視角下進行的。
在“傷痕”、“反思”小說作家?guī)追N復雜的身份結構體系之外，進行村莊啟蒙敘事的主體身份結構應該還有一種是農民——啟蒙，那些出身農家，后來到城市接受現(xiàn)代文明熏陶，回過頭來進行故鄉(xiāng)村莊敘事的作家，他們在現(xiàn)代知識分子身份之外，還有著農民的身份，十幾年的農村生活，已經在他們的身上打下了深刻的村莊烙印，在他們城市視角的村莊敘事中常常會不經意地流露出農民意識來。
村莊敘事的視角大多是外部視角，當然也有一些作品是內部視角，有些作家確實是農民出身，他們常把自己當作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對村莊社會完全采取平視的角度來表達。他們“是一個平視者，一個鄉(xiāng)村世界的認同者，沒有憐憫也沒有拯救，沒有批判也沒有崇拜，而自認為是其中的自足自樂、一直置身其中的一員?！?span>[③]民間視角在世紀末大行其道，這也可歸為一種平視的內部視角，莫言從民間敘事立場出發(fā)，認為：“大家都在爭先恐后地譴責落后，揭示國民性中的病態(tài)，這是一種典型的居高臨下。其實，那些啟蒙者身上的黑暗面，一點也不比別人少。所謂的民間寫作，就要求你丟掉你的知識分子立場，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維來思維。否則，你寫出來的民間就是粉刷過的民間，就是偽民間。”[④]在1990年代以后村莊敘事的多元視角中，文化視角越發(fā)地受到作家們的青睞。文化視角包括單純的村莊文化書寫，也包括村莊文化寓言。文化視角脫離了權威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甚至也脫離了現(xiàn)實主義的束縛。在文化視角下，有的作家繼承了中國文學的古典審美傳統(tǒng)，單純以審美的眼光來構建田園牧歌，在汪曾祺、林斤瀾等人筆下的村莊和人是善的化身，美的象征。有的作家則進行單純的文化敘事，他們構建出一個文化的村莊，讓小說的人物、事件都變成文化的載體和產物，這樣的視角發(fā)現(xiàn)了別一樣的村莊世界，如韓少功、王安憶筆下的雞頭寨和小鮑莊。還有的作家寄興于地域文化，小說中充滿民間文化的玄妙和理趣。文化寓言往往出自一種更宏大更深刻的思考，如果說它是一種文學，還不如說它是具有文學表征的哲學。張煒的《九月寓言》想要為人類尋找精神的家園靈魂的歸宿，賈平凹的《秦腔》用大量的隱喻和象征傳達傳統(tǒng)鄉(xiāng)村和傳統(tǒng)文化的沒落和終結。
總之，村莊敘事有城市視角，有革命視角，有民間視角，有文化視角，有外部視角，有內部視角。外部視角包括城市視角，但還包括其他的非城市視角，比如鄉(xiāng)間的流浪漢視角，下放干部視角等具有不同屬性的外來者視角，城市視角也不完全等同于現(xiàn)代性視角，還有在城市的參照下，認同鄉(xiāng)土的城市視角村莊敘事。在這些視角下看待村莊和農民，有俯視，有仰視，也有平視。在眾多視角中，趙樹理的視角是最為獨特的，他不是城市的，也不完全是農民的，甚至也不完全是革命的，但他的村莊敘事卻又同時兼有了這三種視角。由于作者情感認同和身份認同的復雜性，敘事視角在小說文本中常常出現(xiàn)交叉和混雜的狀況。
1990年代以后，村莊敘事的整體化更加不存在，在個性化，多元化的村莊敘事中，由于百年來現(xiàn)代化夢想的殘破，村莊敘事的現(xiàn)代化反思不斷出現(xiàn)?！笆紫仁菍ΜF(xiàn)代化目標的失望和對進化的現(xiàn)代觀念的懷疑?，F(xiàn)代化首先許諾了未來社會的物質富足，許諾了隨著生產的發(fā)展、生產力的提高，社會財富會越來越充分地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當這種許諾輔之以線性進化觀的密切配合時，貧困便成為社會發(fā)展的暫時性、過渡性階段，因而也變得可以容忍起來。特別是在1980年代前期，由‘新時期’這一嶄新的命名所激發(fā)起的昂揚信念和澎湃熱情使貧困幾乎成了一種有利的刺激，一種激情的點綴。貧困不僅被漫畫般地夸張和漫畫般地解脫（《漏斗戶主》），同時也被冷峻地逼視以及冷峻地超越（《平凡的世界》、《老井》）。而其中，對現(xiàn)代性的堅定信念成為此時的貧困敘事的毋庸置疑的前提和基礎。而1980年代后期，現(xiàn)實改革的驟然受挫粉碎了人們對于現(xiàn)代化目標的美好想象。飛漲的物價、緊張的住房、微薄的薪水、突如其來的種種社會動蕩越來越加強著生存的壓力，并積聚著社會心理的焦慮恐惶以及強烈的不安全感。同時，這種挫折亦使得歷史的進步觀念受到懷疑，時間被感受為凝固的存在，人永遠在困頓中愁苦不堪?！?/span>⑤部分知識分子面對著現(xiàn)代化進程中暴露出的問題，從最初的歡呼雀躍冷靜下來，開始了對現(xiàn)代化的反思。
在這樣的背景下，城市的現(xiàn)代意識視角已經部分喪失了它的權威性，現(xiàn)代性尷尬成為一些作家村莊敘事的書寫對象，在這樣的敘事中，村莊傳統(tǒng)坍塌，現(xiàn)代化卻沒有給村莊和村莊人群帶來預期中的好生活，人們從傳統(tǒng)中走出，卻走進了現(xiàn)代化的創(chuàng)痛。悲涼和絕望取代了早期村莊現(xiàn)代化敘事的樂觀明亮。以賈平凹的村莊敘事為例，他在新世紀出版的《秦腔》后記中寫道：“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贊美現(xiàn)實還是詛咒現(xiàn)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xiāng)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span>他的《秦腔》充溢著現(xiàn)代化進程中傳統(tǒng)鄉(xiāng)村和傳統(tǒng)文化破敗的無奈和悲涼，但1980年代的《小月前本》、《雞窩洼的人家》等小說則滿是現(xiàn)代化的期待和喜悅。
縱觀一百年來整個中國新文學歷史，農耕文明的村莊在寫作者不同的敘事視角下，猶如窗子里的風景，各有限制，也各有不同。
注釋：
[①]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
[②]⑤許志英、丁帆主編《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頁，第508頁。
[③]張清華：《境外談文》，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頁。
[④]林建法、徐連源主編《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尋找文學的魂靈·作為老百姓寫作》，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
作者簡介：渤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當代作家評論》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