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月玉開2019-12-08 17:35
大圖模式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
大圖模式4000年前的文化刻畫符號
如果說人類的文明宛如浩瀚的歷史時空，那么承載古老記憶的文字無疑就是閃爍其間的璀璨明星。
在“最早的中國”夏都二里頭文化遺址，考古發(fā)現了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井”字形大道；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室建筑群；最早的鑄銅作坊；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
然而構成古代社會文明主要標志的成熟（抑或是成篇）“夏代文字”，卻遲遲沒有露出3800年前的古樸“顏容”，至今人們只是在二里頭的陶器上發(fā)現了許多簡單原始的“刻劃符號”。
“城市、文字、青銅器”是學術界公認的古代文明形成的三大標志。國外一些學者更是將文字的出現作為界定文明的重要標志,即通常把文字出現后的歷史稱之為人類文明史。
由是，二里頭文化（夏朝）到底有沒有文字，成了困惑世人的不解之謎、學術界探討已久的熱門話題。
一、遙遠模糊的夏朝真得存在“夏代文字”嗎？
01 從文字的形成、發(fā)展規(guī)律來看，每一種成熟的文字都需要長時間（幾百年）的演變時間。
文字的出現，無疑是人類文化史上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志性事件。
根據《夏商周年表》顯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朝開始于公元前2070年。
而到了公元前1600年的商代，出現成熟的甲骨文；而3300年前出現的成熟、復雜的甲骨文，演變?yōu)槌墒斓奈髦芙鹞?，用了大約300百年時間；而金文發(fā)展成秦統(tǒng)一六國的“小篆”用了約700年時間；而小篆發(fā)展成東漢成熟的隸書用了大約200年時間；由此可以推斷，甲骨文出現之前應該有數百年的演化過程、有粗糙到精細的“過渡漸變期”。
即成熟的商代甲骨文出現之前的幾百年間，也就是夏朝理論上應該有“原始文字”出現。
“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語言一樣，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fā)掘出來的。它絕不是一個一時的產物。它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有著長遠的歷史。”(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發(fā)展》)
大圖模式刻在龜甲上的商代甲骨文
大圖模式漢字發(fā)展演變
02 從殷墟出土的系統(tǒng)、記事甲骨文分析顯示，中國夏代已經有了較穩(wěn)成熟的文字。甲骨文應該由老前輩的“夏字”發(fā)展而來。
至今，安陽殷墟發(fā)掘出來的卜骨已達十多萬片，殷墟甲骨上的文字符號約5000多個（目前將近一半已被辨識）。
從甲骨文的形體、結構、運用水平來看、顯然不符文字初創(chuàng)時的特點。最原始的文字應該是詞匯少，文字組織和動用規(guī)律也極粗糙。可是甲骨文已經發(fā)現3000個以上的詞匯，包括名詞、代名詞、動詞助動詞、形容詞等詞類，還有長達一百七八十字的記敘文(《五十年甲骨文發(fā)現的總結》)。
凸顯在甲骨文身上的、這種具有五千多個單字(今天漢語的常用單字也只有3千多個)的非常成熟、復雜而精致的文字系統(tǒng)，它的形成絕不可能是無源無本的憑空而生，在它之前，中國夏代一定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文字系統(tǒng)，雖然可能由于其書寫載體未能經歷住時間而湮滅成灰，但它可以肯定曾經存在。
古文字學家陳夢家指出：“卜辭中的殷代文字是流傳下來最古的文字，在他以前的文字是有的，但還沒有發(fā)現像卜辭那樣完善的，武丁卜辭中的文字代表了定型了的漢字的初期，并不是中國最古的文字。在它之前，應該至少還有500年發(fā)展的歷史，也就是說大約在公元前20世紀已經開始有文字出現了。
大圖模式殷墟的甲骨文窖藏
二、為何二里頭文化至今尚未發(fā)現可以確認的成篇文字？
早在20世紀30年代，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就曾認為，中國在夏代初年就有文字出現了。
那么，為何至今找不到夏朝成篇、記事文字的蹤跡呢？
二里頭文化（夏朝）文字遲遲未現身，可能以下因素有關。
之一，受到文字載體質料及埋藏環(huán)境的限制。眾所周知，在安陽殷墟出的甲骨文載體多為龜甲、牛骨，甚至不是雜亂堆放的，而且一摞一摞地分坑儲藏，有的還有序號，有的有鉆通的孔眼，可以串聯(lián)成冊。這些甲骨除了正文，還有文字記錄，如“婦好示”、“十屯有一”、“三冊·冊凡三”、“冊六”等，用來表示編排者署名、甲骨的數量、編成的冊數和冊的次序。這些甲骨文應該就是《尚書·多士》所載“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中的“典”、“冊”。
在青銅冶煉技術鼎盛的商代，金屬工具（刻刀）的出現，可以輕易地將文字的載體刻劃在保存持久、耐用的牛胛骨和龜板上。然而殷商之前的400年間，夏代的生產力極不發(fā)達，青銅器制造尚在萌芽階段，夏代的文字承載工具會不會多是質地松軟的木板上呢？
倘若彼時的文字刻在木板上，歷經漫漫三四千年的時光腐蝕、碳化，也許會遺憾地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大圖模式何尊上的“宅茲中國”金文
之二，不排除當時的文字被極少一小撮社會精英，比如巫史等貴族上層掌握，加之當時能認識掌握文字的人很少，王室典冊又埋藏在特定地點很難發(fā)現。
史學家研究考證，作為歷代商王王室檔案的甲骨上的卜辭，其實際創(chuàng)造者和掌握者均是當時“輔佐殷王，佑贊王事，地位顯赫”的巫史。這些專業(yè)性很強的職官往往在一些少數顯赫家族中世代傳承。
同樣道理，夏代的文字也不可能由廣大平民百姓掌握，更多狀態(tài)是在少量流行于當時屈指可數的巫史、夏王等貴族之手、之家。二里頭目前出土的“刻畫符號”多是底層勞動者計件、抑或是區(qū)分的記號。
之三，二里頭遺址的考古挖掘的范圍還極其有限。夏代的更多文字也許還隱藏在哪個宮殿遺址或者貴族墓地里，等待人們去發(fā)掘發(fā)現。
考古發(fā)掘研究成果表明，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的二里頭遺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東南向分布，現存面積約三百萬平方米，估計原聚落面積應在四百萬平方米左右。而現在僅僅才發(fā)掘5萬余平方米，可謂冰山一角，九牛一毛。專家推斷當時夏代文字很可能隱藏在類似夏都二里頭廣闊遺址范圍內的某個角落里，有大量未知之謎等待人們去不斷去破解。
大圖模式二里頭考古發(fā)掘
三、從考古發(fā)掘和甲骨文研究中，仍然時不時會發(fā)現“夏字”的端倪。
考古學者發(fā)現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一些古器物的象形字，其中有的顯然是當時流行器物的象形字，有的則在當時找不到相應的器物。如商代甲骨文中有的“爵字”，所摹形制的爵，顯然應是二里頭文化或最遲是二里崗商文化的爵，而在商代晚期已不可見。
換言之，這個“爵”字很可能是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就制造出來了，一直延續(xù)到商代晚期。
夏代乳釘紋銅爵，1975年在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其工藝精湛，造型優(yōu)美，被譽為“華夏第一爵”。
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還有其他古器物的象形字，應該是摹仿了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崗商文化的有關器物，極可能是二里頭文化時期已經產生了文字。
據學者統(tǒng)計，商代金文中遺存至今的620多個圖形文字，大致上也可以判為夏代及其以前的文字系統(tǒng)。
不僅商代的金文中頻頻出現夏代器物特征的象形文字，二里頭出現了一些陶文，其中一些仍然在商代繼續(xù)使用。
從二里頭文化時期河南密縣黃寨遺址就有了“夏”字的卜骨刻符。雖然到了商代和西周有所發(fā)展演變，但是主體結構并沒有太大變化。
譬如，研究學者通過對“夏”字在夏、商、周、漢代、近代等的演變規(guī)律研究，得出三種主要釋義：夏，中國之人也；夏，舞也；夏，大也。夏字的主體構成一直被后世延續(xù)著，令人不由得嘖嘖稱奇。
大圖模式“夏”字的演變歷程
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發(fā)現了許多“刻劃符號”。這些符號一般見于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口沿上，系陶器燒成后在使用的時候，用銳器刻成的。在許多器物上，反復刻畫的刀痕非常清楚。
盡管這其中有的符號是用來做標記，但是這些刻畫符號中有的的確應該就是早期文字，分別表述數字、植物、器具、自然景象，一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以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字符。
而在陜西商縣紫荊遺址所出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器上，也發(fā)現了陶文，說明當時的文字已在較大的范圍內通行。
其實，在二里頭夏代文化遺址稍前，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就多次發(fā)現帶有“刻劃符號”的陶器。
對關中地區(qū)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劃符號，有學者作過統(tǒng)計，在多個地區(qū)的仰韶文化陶器上共發(fā)現了52種、270個刻劃符號，其中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看到的最多，有242個。
大圖模式二里頭出土的夏代乳釘紋銅爵
大圖模式二里頭陶器殘片上的刻劃符號
四、結論。
01 從文字的形成、發(fā)展規(guī)律來看，3300年前儼然成熟、成篇、成冊、記事的甲骨文，絕非一蹴而就地跳躍式形成，在此前的幾百年間（夏代）已有了雛形和較成熟發(fā)展階段。
02 商代甲骨文（金文）中一些象形字來自對夏代古器物的描摹。商代金文中遺存至今的620多個圖形文字，大致上也可以判為夏代及其以前的文字系統(tǒng)，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夏代文字的存在。
03 夏王朝紀年范圍內大量“刻劃符號”的發(fā)現為人們提供了研究線索。例如二里頭文化刻畫符號、陶寺文化朱書陶文、河南登封王城崗刻劃符號等，有的已具有類似文字的性質。因此，為夏代至現了原始文字的萌芽、或已經有了甲骨文前輩的不太成熟、成篇文字應該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遵循漢字演變規(guī)律和考古新發(fā)現佐證，夏代文字，也逐漸從模糊走向清晰，穿透時空，承載記憶，向我們一步步地招手走來。
參考書籍：《中國的起源》、《五十年甲骨文發(fā)現的總結》、《古代文字之辯證發(fā)展》、《尚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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