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十八年，經(jīng)過十幾載的修建，北京皇宮和北京城建成。朱棣下詔正式遷都，至此北京城作為都城，也將在未來的二百余年里與大明王朝的命運休戚與共。

作為一代雄主，朱棣有縱橫捭闔之功，平安南、設奴兒干都司、五次北伐蒙古；治下更有《永樂大典》編纂，鄭和七下西洋之壯舉。但對于其遷都之舉的評論，后人的評價則呈現(xiàn)出兩極分化的局面，一方認為這乃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扛鼎之舉，另一方則認為這樣的舉動，無異于君子處危地。那么他的這項舉措，到底是否正確呢？

1402年，經(jīng)過近四年的靖難之役，朱棣史無前例的完成了從藩王到帝王，從小宗逆襲大宗的壯舉。在攻破南京城后，建文帝不知所蹤。而他則為了鞏固地位，開始對支持建文帝的遺臣遺老們進行清洗，這里面既有對方孝孺的“即夷十族”，又有對御史大夫景清的株連“瓜蔓抄”，這樣的舉動無疑對于快速的實現(xiàn)政權更替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這樣的負面作用便是在南方地區(qū)失去了士族們的擁戴，這也讓朱棣如坐針氈，這也成為朱棣決定遷都北京的直接因素。

事實上，在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定都南京之時，他也有遷都的想法，更是曾經(jīng)派遣太子朱標巡幸關中、鳳陽、洛陽、開封等地，甚至有過在鳳陽興建中都的舉動。但礙于風水、經(jīng)濟條件、太子朱標去世等因素，最后不了了之。而在上位后，缺少了南方士人的支持，更為了“繼承父親遺志”，當然更少不了迷信的“龍興之地”以及為了所謂的抵御蒙古人，這諸班因素之下，遷都成行。

那么遷都之后的效果如何呢？作為遷都北京的配套措施，由于此時的京杭大運河梗塞，在永樂八年時，朱棣下令開鑿會通河，打開南北漕運，以此來作為當時經(jīng)濟中心轉(zhuǎn)移之后的物資運輸通道。在對蒙古諸部，瓦剌、韃靼、兀良哈上，朱棣也更便于集結(jié)兵力征討，而窮其一生也先后五次率領大軍，揮師漠北。

可以說，在朱棣朝乃至仁宗、宣宗朝，遷都北京的效果都是不錯的。但在講究結(jié)果論的歷史中，朱棣遷都北京所帶來的結(jié)局卻并不完美。

自明英宗朱祁鎮(zhèn)土木堡之變被俘、瓦剌大軍進逼北京，于謙打響北京保衛(wèi)戰(zhàn)為始，自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禎帝自縊為終；二百余年間，既有劉六、劉七圍城，又有俺答汗、己巳之變皇太極、李自成等8次圍城。

這樣的數(shù)據(jù)，即便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一方面，我們在褒獎明王朝、明成祖朱棣在為恢復漢人王朝、漢人民族性格上，所作的“天之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壯舉的同時；卻又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君子不處危地，更何況是君王乎！

而且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即便漕運再通達，當政治中心遠離經(jīng)濟中心時，它對于維系統(tǒng)治無疑是副作用的。對此費正清說“這一宏偉都市遠離它的經(jīng)濟源泉，維持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滅亡和在帝國時代結(jié)束之前，一直消耗著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財富?！?/span>

因此，在作者看來朱棣遷都之舉，或許在當朝、在有明君時是可取之策，但當矛盾積聚、歷史周期律之下，王朝包袱日漸沉重，若非有不世出的君王，這種君王死社稷般以天子守國門的做法，也只能使得王朝有傾覆之災。最終，1644年李自成成為這8次圍城中的勝利者，明王朝結(jié)束，享國祚2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