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江南蘇州、松江等地的田賦負擔十分沉重，這是明史和中國經(jīng)濟史中的一大問題。明清以來，對明代蘇松重賦問題的原因論述極多，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明代除江南地區(qū)外，明代江西、陜西等地也出現(xiàn)了重賦現(xiàn)象。通盤考察明代的幾個重賦區(qū)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地區(qū)雖自然、經(jīng)濟社會條件大相徑庭，但共同的一點是元末明初皆為朱元璋的敵對勢力所占領，他們曾與明軍相抗衡，這正是這些地區(qū)遭到朱元璋重賦政策懲罰的原因。
文獻來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注釋略。
早在1935年，梁方仲先生在《近代田賦史中的一種奇異制度及其原因》一文中，指出明代“東南田賦之重”系“一極不合理的事實”，并舉蘇松地區(qū)重賦為例加以研究。其重賦的理由，梁先生認為政治上是明太祖憤東吳人民為張士誠死守而重其賦，在歷史上東南地區(qū)的官田從宋元時代就多，而在經(jīng)濟上該地區(qū)比較優(yōu)越富庶等。
除了極少數(shù)學者認為“蘇松地區(qū)根本不存在重賦問題”外，對蘇松重賦的原因，從明清至今學者之論述極多，不乏高論，撮其要者：有謂朱元璋怒吳民附張士誠以懲一時之頑者；有謂江南重賦是由于朱元璋打擊豪強地主所造成者；另有謂江南重賦乃由于宋元時期該地區(qū)本已重者；又有謂該地區(qū)明代官田甚多，官田本身必然賦重者；亦有謂系出于明朝統(tǒng)治者財政之需要者；還有謂蘇松重賦是由于當?shù)亟?jīng)濟繁榮，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結果。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明代重賦現(xiàn)象不止出現(xiàn)于蘇松地區(qū)，在江西、陜西等地區(qū)也產(chǎn)生了重賦問題。如果通盤考察這些地區(qū)的重賦現(xiàn)象，對明代重賦的原因或許能夠得到一個較為圓滿合理的解釋。筆者此文，即試就此略加申說。明代蘇松地區(qū)的重賦是否系沿襲元代而來?元代蘇松地區(qū)的賦稅是否已經(jīng)很重?自明初以至清代的江南文人多有論說，他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明初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上稱：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yǎng)，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葉子奇系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在浙西與宋濂、劉基齊名。但他不為朱元璋所喜，僅做個巴陵縣主簿這樣的小官，也還入了獄，備受迫害。他在書中懷念元朝的情緒是顯見的，但元代賦輕則是事實。萬歷初年華亭人范濂記述元、明兩代松江田賦的情況，說：“元入中國，……賦雖輕，不足法也?！彼驹诿鞒牧錾?，認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然未否認元朝賦輕。萬歷后期秀水人沈德符雖然與范濂一樣認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也不得不承認：“前元取民最輕?！?/span>元代江南不僅賦稅較輕，農(nóng)民所負徭役亦較宋代為少。《元史》卷一六《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差徭為名七十有余，歸附（元朝）后一切未征?！边@不僅是元初的記述，即在元末的情況亦復如此。談遷在《國榷》卷一，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中引朱國楨話曰：“又其時賦稅甚輕，徭役極省，侈汰狂惑，釀成臃腫之勢，于是群盜疊起，幾遍天下?！?/span>明代蘇松地區(qū)賦稅之重，在全國首屈一指。談遷曾引述正德、嘉靖時上海人陸深對明初全國和蘇松稅糧的計算：國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余石，浙江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余石，蘇州二百八十萬九千余石，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余石。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于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于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明代蘇松地區(qū)的重賦當然也是與元代江南地區(qū)賦輕相比較而言。明中葉時葉盛在其《水東日記》卷四曾引述景泰時長洲民楊芳之說，其言曰：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以為：……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后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州）在元糧三十六萬，張（士誠）氏百萬，今二百七十余萬矣。前引范濂《云間據(jù)目抄》卷四《記賦役》亦有這樣的記載。成化時太倉人陸容在其《菽園雜記》卷五中則稱：蘇州自漢歷唐，其賦皆輕，宋元豐間（1078～1085），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縣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五石。清初史學家談遷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蘇松地區(qū)的征賦數(shù)目加以比較，以說明此問題。他說：宋時賦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賦。平江（蘇州）粟二□（百?）萬，元人減之僅百萬?！斣?，閩廣稍警，旋即安枕，吳、浙晏然。（蘇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釋重負，有祝而無詛，則輕徭薄賦，實以招徠而深結之也。明代學者對蘇、松、嘉、湖重賦系朱元璋“怒其為張士誠守”的原因是有所避諱的，大多閃爍其詞，如范濂《云間據(jù)目抄》卷四《記賦役》只說：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張（士誠）氏義兵而籍入者，……有司概以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業(yè)者?！鄙弦遁膱@雜記》卷五亦稱：蘇松賦重，“特以國初籍入偽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吳民世受其患?！?/span>到了萬歷時期的學人王士性，在其所著《廣志繹》卷二，談到蘇松重賦的原因時這樣說道：蘇松賦重，其壤地不與嘉、湖殊也，而賦乃加其十之六?；蛑^沉（沈）萬三時，簡得其莊佃起租之籍而用之起賦；或又謂張（士誠）王不降（明）之故，（明太祖）欲屠其民，后因加賦而止，皆不可曉。他是明末之人，點出了由于吳民擁戴張士誠，朱元璋怒而加蘇松民重賦，但還是不愿深說，只說“皆不可曉”。到了清代，首先揭露明代蘇松地區(qū)重賦原因的是清初史學家談遷。他在《國榷》中說：上（指朱元璋）惡吳民殉守張士誠，故重其科。時天下田租畝三升三合五勺，蘇松等至七斗五升。蘇額：元三十六萬石，張（士誠）氏百萬石，明歷減尚二百七十余萬石。談遷的話當然是有根據(jù)的。乾隆時吳郡人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下亦稱：蘇松糧重之由，明太祖恨蘇松人為張士誠守城，抗拒二年有余。士誠國破，將戶籍焚毀無稽，（明）太祖即取沈萬三家租簿定額，格外加賦，每畝完糧七斗五升，其重十倍他邑，……民困不堪。明祖怒吳民之附強寇（案：指張士誠）以守城而重其賦。清人潘耒，吳江人，曾對吳中地區(qū)的賦稅做過一番總結。他指出：自唐以來，江南號為殷富。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吳民大樂業(yè)，元統(tǒng)、至元之間（1333～1340），吳中富盛聞天下。自明初沒入張（士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畝至八斗，而（吳）民始困?！w吳中之民，莫樂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潘耒為顧炎武的學生，是清初著名學者，《明史·食貨志》的最初撰稿人，掌握資料極為豐富?！澳獦酚谠?，莫困于明”，正是他對宋、元、明幾代在江南征賦情況的總結?！睹魇贰な池浿径匪觯拔┨K、松、嘉、湖，（太祖）怒其為張士誠守，……按其私簿為稅額”云云，亦與潘耒所言相符。二、明代江西重賦元末江西一部分地區(qū)為陳友諒占據(jù)，屬陳友諒勢力范圍。明初朱元璋統(tǒng)一后，陳友諒部下的殘余勢力在江西、湖廣始終存在，對明政權多有威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九江府志》曰：“陳氏之余，聚族而居洪上下者，阻而逋盜，悍而犯禁，輕而易動。”所謂“洪上下者”，當指南昌周圍，隋、唐、宋曾在此設置洪州，別稱洪都，1362年朱元璋嘗在此置洪都府，次年即改南昌府。同書又引嘉靖、萬歷間人郭造卿《處置柯陳議》一文，談及陳友諒殘余勢力的情況：湖廣武昌之興國與咸寧及江西九江瑞昌、寧州、武寧為鄰，而飛龍山最險，惟有一路可入?？率鲜罁?jù)其巔，本偽漢酋長之裔也。柯凡三族，共數(shù)千人，而陳氏亦巨族，助虐聚黨，為逋逃主，分其群于長江、洞庭、鄱陽間行劫，名掛二藩，案牘如山，有司莫之誰何，因循互閣（擱?），恐激之而叛。第包荒以延歲月耳?！黄淝醪荒芮苷咚奈迨嗄辍?/span>這種情況在《明神宗實錄》中也有記載，該書卷二八，萬歷二年八月癸亥條載：湖廣興國州與江西瑞昌縣接界。先是，瑞昌民柯宗旦、宗禮等，寄居興國，置買田產(chǎn)，歷年?；癁楹Α?/span>湖廣興國州，南接江西瑞昌縣，陳友諒襲其地，改為路，封子陳三將軍守之。國初平漢，其遺孽改姓柯氏，與部曲談、吳、王三家通，居興（國）、瑞（昌）連界之所。子孫蕃衍，跋扈不軌，劫略占奪，逋負錢糧，莫敢如何。陳友諒遺黨在江西、湖廣的勢力，有明二百余年始終未衰。直至清初順治四年（1647）方被平服，據(jù)當時湖廣總兵官柯永盛奏：興國州等處寨寇悉平。……初，陳友諒遺孽分為柯、陳二姓，盤踞江西武寧、湖廣興國。而居興國者，尤蕃衍黠悍，迄明之世，為患將三百年。顯然，陳友諒的余孽在江西、湖廣一帶始終構成對明政權的一定威脅，不容忽視。上面所談江南地區(qū)（即蘇、松、常、嘉、湖）在元末為張士誠的勢力范圍，屬于“張（士誠）區(qū)”，而江西大部在元末屬于“陳友諒區(qū)”。兩區(qū)都是朱元璋的敵對勢力范圍，盡管土地膏腴瘠鹵不同，卻同樣遭受明朝統(tǒng)治者的“重賦”待遇。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曾下詔“免江西田租”，其詔曰：朕起布衣，深知民間疾苦。及親率六師，南征北伐，……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zhèn)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于科征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豪強割據(jù)，狼驅蠶食，資財空匱。及歸附之后，供億更繁，今已九年，其為困苦，朕甚愍焉。今歲秋糧盡行蠲免，以濟民難?！掠芯徏?，故恩有先后。咨爾人民，其體朕懷。江西所謂“豪強割據(jù)”即是指陳友諒，陳友諒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為朱元璋所滅，至洪武四年正是九年。這個詔書明確說江西“歸附之后，供億更繁”，這正說明朱元璋在消滅陳友諒后，盡管江西“資財空匱”，還要加重江西的賦稅負擔，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為困苦”。江西的這種情況，與江南一樣，實際都是朱元璋對原先敵對勢力占領區(qū)實行重賦政策的結果。然朱元璋僅減免了一年秋糧，并未降低江西的賦稅科則。洪武二十一年（1388），南昌府豐城縣民反映賦稅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則?！睹魈鎸嶄洝肪硪痪拧?，二十一年五月戊戌條載：南昌府豐城縣民言：農(nóng)民佃官田一畝歲輸五斗，誠為太重，愿減額以惠小民。戶部定議一畝輸四斗。上曰：“兩浙及京畿土壤饒沃，輸四斗；江西群（郡?）縣地土頗磽瘠者，止令輸三斗，著為令。”但每畝三斗的賦稅，對土地瘠薄的當?shù)貋碚f，仍然是屬于重賦。事實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終存在重賦問題。萬歷新修《南昌府志》卷三，《輿地類·風俗》曾引元代方志來說明當?shù)卦娘L俗：“賦役輕省，民庶而富，禮義之俗不因時變，學者留意經(jīng)史，率以重吏輕儒為恥?！苯又鴮γ鞔娘L俗這樣說道：“賦重役繁，富者貧，貧者至無以為生。大家多忍饑寒以支持禮義，細民終歲不知鹽肉之味?！痹诜街咀髡叩墓P下，南昌府元、明兩代由于賦役輕重的不同，造成生活水平的升降、禮義風俗的變遷，變化是很明顯的。在萬歷新修《南昌府志》卷七《典制類·田賦》中，作者又說：《書》稱楊（揚?）州之域，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乃南昌屬楊（揚?）裔，土尤稱下下矣，而惟正之供，百倍疇昔，奈何民不窮且逃也。按國朝量田制賦，即古則壤成賦意也，然各郡有不平之甚者。姑記南（昌）、新（建）二縣之略而一郡可概睹也。二縣附省科重，每民上田陸畝陸分，中田捌畝肆分，下田不及拾畝，各科糧壹石；官田貳畝，或叁畝，或伍畝，科官米壹石，載在賦書，可考也。計田中所出，上田壹畝收租谷壹石捌斗，中田壹石伍斗，下田壹石貳斗，或壹石，官田稱是。即田中所入，嘗歲輸三分之一于官，而下田則歲恒不給，除水旱無論也。臨川、高安與二縣接壤，而臨川每畝科米陸升，計田壹拾陸畝捌分載糧壹石，視南、新倍矣。高安帶官米玖升，視南、新過半倍矣。他如廬陵田科伍升，吉水、安福帶官民米田科壹斗，贛州屬邑大約科貳、叁升，又或以伍畝、叁畝折壹畝，饒州、南康、九江三府大略田科伍升、肆升，輕重何相懸若是哉！顯然，明代南昌府的賦稅較元代為重，也比同時代的毗鄰府縣重很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昌府不但官田的賦稅比臨近府縣重，而且民田賦稅也比臨近府縣重。萬歷新修《南昌府志》既說當?shù)孛鞔馁x稅比元代重，又說：“國朝量田制賦，……然各郡有不平之甚者”，這已經(jīng)明確指出了南昌的重賦是在“國朝量田制賦”后即明代才形成的。但作者回避了造成重賦的原因，這正是因為如上文說所，江西的重賦是朱元璋造成的。如果是陳友諒加重了南昌的賦稅，方志作者正好歸咎于他，并可以大張撻伐。但他沒有這樣做，正說明當?shù)氐闹刭x并不是陳友諒造成的。顯然，萬歷新修《南昌府志》的這種說法，并不僅僅是方志作者個人的意見，而是反映了當?shù)毓賳T的看法。贛西的袁州府和瑞州府在明代也存在重賦問題。袁州府的重賦，正德《袁州府志》卷二《田賦》有如下的記載：按本府四縣糧，歐祥占據(jù)時每田一畝要民納米三鄉(xiāng)斗，計九升。后內附，祥誤以鄉(xiāng)斗作官斗造報，高皇帝謂三斗大重，減半科納，每民田一畝科糧一斗六升五勺，外夏稅一升六合，共田六畝二分四厘科糧一石，外夏稅一斗。比之鄰壤臨江、吉安、瑞州等府縣每田一畝五升三合起科，該田一十八畝科糧一石，又無夏稅，本府糧額實重二倍之上。后來的史籍對袁州府重賦起因的記載，均作如是說，這一記載當屬可信。清代一些史籍和今天一些學者據(jù)此認為袁州府在陳友諒部下歐祥占領時賦額已高，明初定額時又誤以鄉(xiāng)斗作官斗造報，雖減半征收，定額還是太高，即重賦在朱元璋之前已經(jīng)形成。但這條史料說得很明確，歐祥要民納米三鄉(xiāng)斗，僅計九升，何得謂高?這條史料也說得很明確，以鄉(xiāng)斗作官斗之誤已是在歐祥歸附朱元璋之后，雖經(jīng)朱元璋減半征收，但袁州府較毗鄰府縣“實重二倍以上”的賦額確實是朱元璋決定的，這也是不可否認的。因此，袁州府在朱元璋之前并未形成重賦，造成重賦的原因并不能推過于陳友諒或其部下。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條史料還明確記載，朱元璋定額袁州“每民田一畝科糧一斗六升五勺，外夏稅一升六合”，即袁州的重賦是針對民田征收的。據(jù)記載，瑞州府高安、上高、新昌三縣元代至治二年田糧共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零，洪武二十四年則為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零，較之元代幾乎增加一倍。其重賦的由來，正德《瑞州府志》卷三《財賦志·貢賦》稱：按三縣糧額，國初憑宋、元舊籍，民生稍遂。繼而高安縣老人黎伯安希爵賞，以偽漢劉五所征正副米數(shù)獻，太祖高皇帝受之，洪武十四年乃丈量田地，倍增正糧如今額。后悟其殃民，肆伯安于市，而糧額竟不及改。后來的說法與此大同小異。隆慶二年瑞州府知府鄧之屏說是先殺黎伯安，“太祖高皇帝旋因奏發(fā)，肆伯安于市。洪武十四年差官丈量田地，誤以倍數(shù)均攤”。鄧之屏與康熙《高安縣志》卷四《畝課》都沒有說明初還有“憑宋、元舊籍”征糧之事。但他們都認為瑞州府在陳友諒部將劉五時賦額已高，朱元璋沿襲不改。有關的史料都只說瑞州府田糧若干，“丈量田地，倍增正糧”，沒有區(qū)分官民田，其重賦應是包括民田。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三府的重賦，清代一些史籍和今天一些學者認為是陳友諒割據(jù)時加派所造成，明朝因循不改，如清初順治四年（1647）五月，江西巡按吳贊元稱：竊照江西一省于天下為至貧，而南（昌）、瑞（州）、袁（州）三府，于江右為尤苦，何者?以土瘠而糧重也。蓋他郡額課輕重，尚適其平，惟此三府，以元末陳友諒割據(jù)倍征，明朝因循未經(jīng)厘正。如所稱偽將歐祥以三升鄉(xiāng)斗誤作十升官斗造報，及瑞州府元志載糧拾貳萬伍千余，明冊則貳拾貳萬肆千零矣。甚且水推沙塞，賠累虛糧，逋欠難完，敲撲取足，官民交困。臣于江西南昌府屬浮糧一事聞見最真，其疾苦最甚，謹一一備陳之。伏察臣鄉(xiāng)南昌府與袁州、瑞州二府俱因陳友諒據(jù)地稱兵，橫行加派，較宋、元舊額每米一石浮至三倍。明太祖惡友諒抗拒，三府浮糧未經(jīng)減除，以至故明數(shù)百年來相延拖欠，民苦滋甚。他雖然認為三府的重賦在陳友諒割據(jù)時已形成，但也認為朱元璋因為“惡（陳）友諒抗拒”，不予減除三府浮糧。實際上，三府重賦的起因并不一樣，如上文所說，南昌、袁州兩府重賦并非陳友諒或其部下造成，是明代才形成，是朱元璋決定的。瑞州府雖然在陳友諒時期就征收正副米數(shù)，但自稱“朕起布衣，深知民間疾苦”的朱元璋，在戰(zhàn)亂之后不但沒有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明知江西土地瘠薄，卻要“倍增正糧”，并在“悟其殃民”后仍不加改正，不能不認為熊一瀟所說是有道理的，這是因為朱元璋“惡（陳）友諒抗拒”。因此，明代江西南昌、瑞州、袁州三府重賦的形成，正是因為在元末明初屬于陳友諒占領區(qū)，與江南屬于張士誠占領區(qū)一樣，同屬朱元璋的敵對勢力范圍，而遭受朱元璋重賦政策的懲罰。也正因為如此，江西士大夫與江南地主有相同的經(jīng)濟處境和相似的政治主張，他們對朱明政權是不滿以至對立的，因此與江南地主一樣遭到朱元璋的打擊。明代陜西的寧州屬慶陽府，在今甘肅省東北部。慶陽府轄一州四縣：即寧州及安化、真寧、合水、環(huán)縣四縣。寧州地土貧瘠，是西北最貧瘠的地區(qū)之一。順治年間寧州知州韓魏在其《議減偏重浮糧原詳》中談到寧州的情況：寧州山高地寒霜早，土之所宜，不過糜谷麥豆，豐年畝獲不過三斗，歉年或止數(shù)升，斗粟易銀，不過三分，是小民終歲勤動，一畝所獲，豐年才不過八九分。今除本色之外，則每畝派折色銀五分矣。寧民愚而且惰，別無經(jīng)營，祗知力田。況人不皆上農(nóng)，歲不無饑饉，小民亦有八口南畝，豈能餐風！欲百姓枵腹裸體而好義急公，將一畝所入，盡輸公家，勢必不能。所以寧州錢糧自明朝以來，積逋如山，從無一歲報完，百姓苦于正供莫辦，相率逃移，視鄰封為樂郊，避鄉(xiāng)里若陷阱，彼豈獨非人情，亦萬不得已耳。順治十六年（1659）任寧州知州的呂士龍談到他上任途中的見聞：比渡渭（河）而西，則負戴相將，鵠形相率，梭織于道上者，皆寧之民也。攜升斗，易錙銖，于數(shù)百里之遙，不惜卒庴?！钠渚硠t磽瘠之高下也，望其畝則荊蒿之紛錯也。出郭相迓，強半鶉結，環(huán)揖于軾前者，則寧之士也。視彼都之姿而乏楚楚之觀。一直到康熙四年（1664），慶陽府知府傅宏烈上《請免慶屬錢糧第一疏》，還曾描述“寧州之慘苦大略”，較韓魏所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寧州之貧瘠困苦，當然不始于清代。明代慶陽府即是“郡民多穴處，不知桑麻”。明代寧州知州周日強《守寧有感》詩，對當時寧州的慘狀傷感不止而又無可奈何，其詩曰：“瘠土山城地半荒，民逃廬廢盡堪傷；官同五日□良少，賦重十郵供應忙。書吏不知三尺法，閭閻拖欠幾年糧；憑誰喚起梁公問，教我當時救苦方。為什么這么苦的地方還“賦重十郵”，“閭閻拖欠”，“民逃廬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明代以來此地亦系重賦區(qū)。對寧州錢糧拖欠、百姓貧苦逃亡的原因，清初以來寧州、慶陽府以及甘肅的地方官都指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寧州從明代以來比附近各縣“科賦獨重”，并多次上疏要求減輕寧州重賦。寧州知州韓魏在前引《議減偏重浮糧原詳》中又說：夫以寧州之土地與安（化）、合（水）等邑較，非加沃饒也。……寧州與安、合、真寧壤地交錯，山坡溝險相等，兵寇蹂躪，災祲疾疫相等?！袼囊刂Z，每畝派銀不過二分五厘，寧州之糧，則每畝派銀五分。同為慶郡之屬邑，同為朝廷之赤子，而賦之偏重如此，天下不平之事孰過于此?……惟是賦重而民不能支，勢必逃亡；逃者愈眾，則地日以荒，而正供逋欠逾多，欠多則催科逾嚴，而民生愈蹙，將有不可知者。清初寧州知州、慶陽知府以至甘肅巡撫、陜西總督多次疏請減輕寧州重賦。如康熙八年（1669）寧州知州丁棅稱，寧州“賦視他州縣獨倍，每畝起科至五分六厘”，“力懇制軍連疏入告”，要求減賦。次年，甘肅巡撫華善下車伊始即上《題減浮糧疏》，其疏曰：題為重賦，望減無路。……竊臣看得寧州隸在邊鄙，與真寧、安化、合水三縣接壤，磽瘠相同，而科賦獨重?！瓕幫榴け嵟c鄰封相等，額賦倍蓰他邑。清初寧州的重賦當然是從明代沿襲下來的。如前所說，前引明代寧州知州周日強的詩中已經(jīng)說當?shù)亍百x重十郵”?？滴酢秾幹葜尽肪砣?，《貢賦》記載，寧州在洪武四年（1371）已“加糧一倍”。前引韓魏亦說：“寧州錢糧自明朝以來，積逋如山，從無一歲報完”，華善亦說：“自昔言之，乃寧民因賦重而仳離載道，寧地因民逃而荒蕪遍野”，并非清初才有這種現(xiàn)象。戶部在題復華善的奏疏時亦說：“寧州錢糧，系明季以來賦役全書內，原比別縣分別征糧”。康熙《寧州志》卷三《貢賦·田賦》所記明代的田地沒有說明是官田或民田，但清代的田地則說明“原額官民川坡地”共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八頃二十六畝零，歷年免過后實在興屯及續(xù)墾地五千四百五十九頃九十六畝零，康熙九年華善在《因賦重望減無路等事》內奏準寧州依真寧縣起科，“每畝官學倉并折色均徭”該征銀二分七厘五毫零，共減“重賦銀”一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零。在乾隆《甘肅通志》卷十三《貢賦》中，慶陽府屬田賦“內除寧州在于望減無路等事案內，奉旨豁減過重賦銀”則列在民田項之下，可見寧州的民田也是征收重賦的。對于寧州重賦的原因，康熙《寧州志》卷一《地理·古跡》條謂：李思齊城：元將李思齊屯兵處，在州南山一里許，（明兵攻）三年未下，明太祖怒，遂增賦額一倍。慶壤之薄，三屬攸同，而科銀不一。如安化每畝科銀一分四厘，合水每畝一分一厘，環(huán)縣每畝九厘有零，真寧每畝二分四厘，獨寧州每畝五分一厘。其偏重之源，蓋因元末樞密李思齊卷兵西奔，筑城寧州南山以拒明兵，□（觸?）怒明太祖，加征寧賦一倍，為害三百年。又如前引《丁棅傳》中，亦談到寧州賦重的原因，“因明初李思齊拒命，故以重賦示罰”。這種說法早在順治初年就流傳于當?shù)厥棵裰冢樦问曛輩问魁堉匦蕖秾幹葜尽窌r曾向當?shù)厥棵癫樵冎刭x的原因，他在《重修〈寧州志〉序》中說：“詢厥賦重之原，士若民曰：元人李思齊盤踞于州，致明太祖怒，倍增賦額。”這種說法并見之于明代的地方文獻中。前引韓魏在順治十一年（1654）任寧州知州，他曾“詳查賦重之弊，亦有由來”，他說：“據(jù)《州志》所載，元臣李思齊負固，觸怒明太祖，加寧糧一倍?！备鶕?jù)韓魏的說法，這種說法在原先的《寧州志》中就有記載。據(jù)呂士龍說，韓魏曾擬修州志，“而未竟其緒”，在他任上“乃取舊志萬歷三年（1575）以前之跡而襲之、訂之，考萬歷三年至今八十七載之實而詳之、厘之?！驅幬魺o志，而創(chuàng)于內江馬寧，垂九十年。再觀今日，誠曠舉哉”?？梢?，《寧州志》創(chuàng)始于萬歷三年，呂士龍才第二次重修成功。因此，韓魏所根據(jù)的《州志》，應該就是萬歷三年的《寧州志》?？上覀儫o法看到這部早已失傳的《寧州志》。寧州重賦是由于李思齊觸怒明太祖的說法，在清順治初年就廣為流傳，也說明這種說法是從明代流傳下來的。李思齊、張思道、張良臣均系元末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之大將。明初尚在陜、甘一帶與明兵相抗拒。慶陽一帶接近蒙古，地勢險要，慶陽府城“城高如山，池深如泉。地接羌胡，原濕險阻。二水合流，群峰環(huán)峙。龍蟠鳳翥，金城湯池。襟帶綏延，屏藩關輔。削阜為城，引河為池”，合水縣“原阜盤旋，溝澗輻輳”；環(huán)縣“倚岡為城，控制邊境”；寧州“山川險固，關輔保障”；真寧“原阜環(huán)擁，澗溝縈繞”，元末明初李思齊及其部將據(jù)為抵抗明軍的重要據(jù)點，其部將張?zhí)砀！詈诟缯紦?jù)真寧、環(huán)縣，并修筑城池，李思齊則在寧州南山筑城屯兵。洪武二年（1369）四月，徐達兵克臨洮，李思齊降。時慶陽一帶為張思道弟張良臣鎮(zhèn)守。同年五月，張良臣在慶陽降而復叛，執(zhí)明將指揮張煥，明統(tǒng)兵右丞薛顯敗走。明兵復圍慶陽，六月遂克寧州。八月，元兵攻大同，明將李文忠方赴慶陽，又返馬邑。后明兵再克慶陽，張良臣投井，明軍仍加誅殺，并“誅余黨二百余人”，不顧朱元璋在明軍北伐前對將士“克城勿妄殺人”的上諭，可見當時慶陽戰(zhàn)事異常激烈，亦可見明軍戰(zhàn)后之泄憤情緒。故前述之李思齊，即泛指此戰(zhàn)事。除了本文所說的江南、贛西、寧州三地外，明代懷慶府、湖廣洞庭湖周邊的一些州縣也存在重賦現(xiàn)象。這幾個地區(qū)中，只有江南地區(qū)經(jīng)濟較為發(fā)展，其余都是經(jīng)濟落后甚至非常貧瘠的地區(qū)。對這些自然條件迥異、經(jīng)濟發(fā)展程度不同的地區(qū)，用經(jīng)濟發(fā)展來解釋明代重賦的原因顯然是難以說通的。即使對江南地區(qū)而言，經(jīng)濟發(fā)展只能說是封建王朝征收重賦的條件，而不能說是實行重賦政策的原因。經(jīng)過元末明初改朝換代的戰(zhàn)爭，也很難說江南地區(qū)的經(jīng)濟突然有了發(fā)展。這種說法也難以解釋這一事實，即在明中葉至清代江南經(jīng)濟確實比明初有了很大發(fā)展的時期，明清王朝多次對江南減免賦稅。也有認為江南重賦是朱元璋通過打擊豪強地主沒田入官而造成的。朱元璋在江南地區(qū)確實對豪強地主給予殘酷打擊，但在其他幾個經(jīng)濟落后地區(qū)，是否有如江南那樣的豪強地主勢力頗值得懷疑，更何況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三府和陜西寧州的民田同樣征收重賦。因此，以這種說法來解釋明代重賦的原因也是不全面的?？梢姡衙鞔刭x認為是由于經(jīng)濟發(fā)展，或認為各該地區(qū)元朝之賦稅本重，或是因為打擊豪強沒田入官造成等，種種解釋，都是不全面的。而江南地主遭到朱元璋的打擊，正是因為他們在元末明初支持張士誠反對朱元璋。《明史·食貨志二》認為：“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蓖瑫州d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比绻紤]到其他幾個重賦區(qū)的情況，這種說法更可以得到證明。本文所說的幾個重賦區(qū)，江南屬于張士誠占領區(qū)，贛西屬于陳友諒占領區(qū)，寧州屬于李思齊占領區(qū)，他們都是朱元璋的敵對勢力，在元末明初頑固對抗朱元璋，這正是造成當?shù)刂刭x的原因。明代另外兩個重賦區(qū)河南懷慶府、湖廣的情況也是如此，河南懷慶府重賦的原因之一即是元末擴廓帖木兒在此抗拒明師，朱元璋因而加賦；明代湖廣洞庭湖周邊的一些州縣在元末也屬陳友諒占領區(qū)，并曾支持陳友諒抵抗朱元璋，激怒了朱元璋，遭受加重科征的懲罰。這些重賦區(qū)自然、經(jīng)濟社會條件大相徑庭，但具有相同的歷史背景，在元末明初都為朱元璋的敵對勢力占領以抵抗明軍，這些地方的文獻也同樣異口同聲地記載這是當?shù)刂刭x的原因，這恐怕不能說是偶然的巧合。因此，通盤考察明代的幾個重賦區(qū)，可以看到，其重賦的根源都是出于朱元璋懲罰敵對勢力的政治原因。就江南地區(qū)而言，《明史·食貨志》的說法也不宜輕率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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