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收到朋友送的一本書，書名叫《清朝穿越指南》，閑來無事翻了翻，書名中雖然有“穿越”的噱頭，但這本書描寫的清朝生活卻非常詳實，有大量的史料依據(jù)，應該算是一本比較嚴謹?shù)那宕鐣顚嶄?，可謂是干貨滿滿。在書中小編比較感興趣的就是對清代官場生活的描寫，其中說到清代官員“俸祿之薄，亙古未有”。關于這一點，確實也是當時的一個實際情況，但在清代官場，還推出過一項特殊的“養(yǎng)廉銀制度”，這項制度可以說是古代版的高薪養(yǎng)廉制度。那么清代為何會推出這項制度呢？今天小編就和大家聊一聊這個問題。
清朝雍正帝即位之時，國庫空虛，各地的藩庫連年虧空，導致官吏俸祿較低，貪官污吏頻出。面對這種情況，雍正帝同意了官員諾岷在陜西省試行的養(yǎng)廉銀制度的建議。所謂的養(yǎng)廉銀制度，就是在給縣級以上的官員在正俸之外發(fā)放高于常規(guī)俸祿幾倍乃至于十幾倍的銀兩，來滿足官吏的日常開支，以期他們有足夠的收入后不再貪腐，并最終把這一制度推行到全國。
清初康熙帝中葉開始，中央和地方的藩庫虧空就日益明顯，到了康熙后期，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愈演愈烈，以致于“庫帑虧絀，日不暇給”。
到了1722年康熙帝去世的時候，國庫存銀只余了八百萬兩，而中央政府的預計收入是兩千九百三十七萬兩，庫存只有政府稅收的百分之二十七。
究其原因，首先是戰(zhàn)爭的需要。清入關的最初數(shù)十年間，統(tǒng)治者致力于擴大領土，順治元年支出一千五百七十萬兩，其中軍需支出超過了一千三百萬兩；康熙帝在位六十多年間，向東收復臺灣，向西征戰(zhàn)了準噶爾，向南平定三藩，向北又抵抗住了沙俄入侵，頻繁的戰(zhàn)爭大量挪用庫存的財產(chǎn)，消耗了帝國的財力。
康熙帝明白用兵緊急，需要挪用各地的庫銀，也允許奏銷寬緩。但是挪用數(shù)額巨大，且挪用的金錢究竟出自何項無人問津，盡管有虧空地方的官員給予攤賠，但這只是杯水車薪，完全不足以彌補缺項。久而久之，虧空就越積越多。
其次，康熙帝以寬仁著稱，對于大小官吏挪用庫府存銀的態(tài)度非常容忍，晚年勤軀已倦，吏治十分腐敗。各省藩司庫銀“屢以虧空見告”、虧空“或多至數(shù)十萬?！?/p>
根據(jù)各官員的奏折載明，直隸各省從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五十三年（1714年)，銀兩虧空八百余萬兩，糧食虧空一百九十萬余石；江蘇省歷年積欠的錢糧千有余萬兩；河南、山東等地的虧空也有數(shù)百萬兩之多。地方藩庫的庫銀被大量挪用，不斷虧空，導致中央國庫的收入不斷減少，入不敷出，最終造成了國家財政的枯竭。
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官員的俸祿水平根據(jù)當時的社會經(jīng)濟情況、統(tǒng)治者的治理觀念等而有所不同，其中漢、唐、宋等時期官員的俸祿尤為豐厚。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他作為普通百姓目睹了元朝時期基層的貪官污吏對廣大民眾的欺壓，因此他認為“凡官皆貪”，對官員總抱有不信任感，俸祿壓的極低。
清初承明制，且清初時財政困難，入不敷出，官員俸祿也很是微薄。除官員的正俸外，還有額外的俸祿，例如京官的柴薪銀制度，在外官員還會發(fā)放蔬菜燭炭銀、案衣什物銀等，作為正俸外的補貼，但是對于大小官員來說仍然不能維系正常的開支。關于官員的開支情況，雍正帝時期云貴總督高其倬曾上奏：
“鄂爾泰到京。據(jù)奏。家口薪水之資萬金，委屬過多。每月以五百金計之，一年六千金，盡敷用度?！?/p>
浙江總督李衛(wèi)也曾在奏折中提到的“年共約費八千余兩。”但凡官員，其俸祿并非自己一人所用，而是一眾人所用。大小官員多數(shù)家口甚眾，日常開支已經(jīng)極多，還要負擔胥吏們的費用，辦公地的設備、消耗等費用以及定期給上級官員的規(guī)禮費用等，種種花銷不一而足，遠非一年不滿二百兩的俸祿所能滿足的。因此官員通過種種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索取經(jīng)費，這也是造成官員貪腐的原因之一。
清代貪污受賄之風從建國之初就屢禁不止，至康熙朝，由于皇帝的寬仁態(tài)度，貪污案件更是層出不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侍郎宜昌阿和廣東巡撫金俊貪污逆產(chǎn)、兵餉等銀八十九萬兩；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戶部尚書希福納侵盜國庫銀兩高達九萬七千兩，康熙帝為此“終夜無寐”；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侍郎色爾圖克扣軍餉，造成了巨大的軍需缺口。
雍正年間，有雍正十一年的侍郎伊立等貪污軍需糧銀案、雍正十三年的提督劉世明貪污軍餉案……，如此種種，不一而足。更有甚者，克扣公共工程的撥款，或者毀損已經(jīng)完工的設施通過修補來獲取錢財，人為地造成了許多災害，更是使得普通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許多人拋棄妻子“浪跡于都中”，京師“聚數(shù)十萬游手食之徒……夜不知投歸何所。”
以致于康熙朝后期，爆發(fā)了壽春、德化起義、亢誕起義、臺灣起義等等，真正的官逼民反。康熙帝自己也認識到各地紛紛起義是各級官員“行為不端、逼迫人民”所導致，但是其晚年銳氣已失，政策松弛，只求息事寧人，因此吏治腐敗的現(xiàn)象遲遲沒有得到解決。
官員的貪腐手段根據(jù)職位的不同會有所差別。首先是州縣官，他們是距離底層百姓距離最近的官員，他們掠奪財富的方式并不是公開的，其方法往往更為隱秘和精妙，常用的兩種方法包括加派和“征多報少”；而高層官員的貪腐手段又與底層的州縣官有所不同，因為他們不直接向普通大眾征收賦稅，所以這部分官員多是依賴下級屬員通過非正式機構經(jīng)費體系所獲得利益后再轉送給他們而獲益。
總之，大小官員各自有通過種種不合法的手段來大肆斂財，并且他們是相互配合的。在這個非正式經(jīng)費體系中，處于底層的州縣官員自被吏部任命后，他們最關心的事情就變成了取悅上司，因為上司擁有彈劾州縣官的權力，州縣官員若想在仕途更上一層樓相當依賴于上級的評價。
同時下級官員也是高層官吏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從這個層面來說上司也依賴于下屬，所以他們彈劾州縣官的積極性必然大打折扣，所以最終二者建立起來了一種下屬賄賂和上司包庇的共生關系，這種對共同利益的追求構成了非正式經(jīng)費體系的支柱并使之運轉。當權者只看到了明面上的貪官污吏頻出，卻沒有看到腐敗的病根。
火耗早在明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談及火耗就必須聯(lián)系古代的稅收制度。中國古代征稅的名目眾多，且夾雜著種種實物稅，在明萬歷年間張居正在全國推行了“一條鞭法”改革。
總的來說就是合并了名目眾多的稅款，并且將征稅方式由之前的貨幣稅、實物稅摻雜征收改為全部征收貨幣稅。此改革實行之后，百姓上交的貨幣稅多為小塊的碎銀，各級州縣政府統(tǒng)一上交朝廷時還要將碎銀重新熔鑄為統(tǒng)一的大塊銀兩，在熔鑄過程中必然會發(fā)生損耗，這部分損耗也是要求百姓補齊的。
因此普通民眾在繳納規(guī)定的稅銀之外，還要額外補繳，這部分多繳獲的銀兩就稱之為“火耗”。碎銀在熔煉過程中的正常損耗為1%-2%左右，但是官員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會多收取火耗，之后再去掉正常的損耗，剩下的就成為官員的私有財產(chǎn)。
清朝征收的賦稅稅額雖然是由國家規(guī)定的，但是征稅所必需的費用例如運輸費用、熔鑄損耗等都是由征稅官員自行決定的，由此為高額火耗的征收提供了便利條件。
由此造成了納稅人“不苦于正額之有定，而苦于雜派之無窮”的艱難境遇之中，有些省份甚至出現(xiàn)了耗重稅輕的局面，當時流傳著“天下之財，盡沒于火耗”的說法，高額火耗帶來的問題，可見一斑。
以上種種，就是清代“養(yǎng)廉銀制度”出臺的時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