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在廣州過年，在湖北老家的親戚朋友總會問我“最想吃家鄉(xiāng)的什么食物？寄些過來；”我總是回答說：“要寄就寄糍粑吧！別的不需要了。”家鄉(xiāng)的糍粑不僅是年味的一種重要具象和形式呈現(xiàn)，更成了我們在外游子的鄉(xiāng)愁揮發(fā)的載體；吃上家鄉(xiāng)黏黏的糍粑，味蕾頃刻間被故鄉(xiāng)的谷物喚醒，唇齒間沾滿的是故鄉(xiāng)的香甜與綿長記憶，與故鄉(xiāng)的山高路遠、山水阻隔的愁緒仿佛一下子得到了消解和融化。在故鄉(xiāng)湖北麻城，糍粑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年代，可是“奢侈”食品，每個人只有過年才能夠吃上。改革開放后這種“奢侈”食品才變得很平常和普通，一年四季都可以買到、吃到。但是，人們并不會因為食品的平常和普通而減少對它的青睞和喜好，它已成為大別山地區(qū)農民的一個集體記憶符號，蘊藏著在艱苦年代對美好生活的一種憧憬和向往；人們吃在嘴上，感恩時代賜予的甜蜜與幸福卻在心里開了花。我小時候是在大別山里度過的，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家里只有到過年時才從生產隊稱回七、八十斤糯谷，父親挑上糯谷去村里碾成米，回來由母親把糯米中的谷糠篩掉，剩下大概五十斤的糯米，放在水桶里浸泡兩天兩夜；然后，等到臘月二十八制作糍粑。大別山農村有“二十八，打糍粑”的俚語和說法，左鄰右舍的男人便合伙去抬來一個大石臼，放在稻場中；這時候，村里家家戶戶便飄散出蒸糯米的香味，此時也是我們小孩子們最興奮的時候。因為我們可以直接吃到蒸熟的糯米團子，還可以看到大人們打糍粑時的彼此彼伏的吆喝聲、歡笑聲，聲浪一聲高過一聲，童稚聲、歡樂聲在稻場上飛揚。打糍粑一般需要四個人共同完成。大家用樹棍子在石臼里捅攪，糯米在石臼里“卟噗、卟噗”地叫個不停，仿佛溫泉冒泡的聲音；大概半小時后，所有糯米已搗碎，融化成一個大面團，四個人便把樹棍旋轉走上幾圈，把面團架起來，舉的高高的，撂在門板上；母親在門板上早已撒上了面粉，接下來，她一邊用手沾上溫開水，慢慢開始把糯米團按平；整個長方形的門板上，一大塊糍粑基本上就成型了。攤晾一、兩天后，糍粑脫水、干硬了，再用菜刀切開，劃成書本那么大齊齊整整的方塊型狀；父親則挑來清澈、冰冷的井水，倒在一口大缸里，母親把一塊塊方形糍粑放進大缸里，想吃的時候，就去缸里取；整個春節(jié)里，用糍粑搭配面條、臘肉招待上門拜年的客人，這在當時是最好客的一種表現(xiàn)，也是最為隆重一種待客形式。這時的糍粑，我們小孩子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只有等父母招待客人時，客人吃不下那么多糍粑，便“回碗”（剩下的意思），那就成了我和我妹妹、弟弟大快朵頤的食物；有時候，客人全部吃完了，讓我和妹妹、弟弟很“失望”和傷心；現(xiàn)在想起來，是又好笑又心酸。有時候，我和妹妹、弟弟偷偷把水缸里的糍粑撈起，放在灶爐的火灰里烤灸，總想瞞住父母，父母一看我們兄妹幾個齊齊整整地坐在廚房的灶膛邊，幫忙添柴把火，做家務事的“勁頭”高漲，明白了我們肯定在灶膛里“搗騰”吃的東西，假裝沒看見......糍粑烤好后，我們小家伙用柴火棍棒夾起糍粑就往外跑去，偷偷吃起來。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滄海桑田，糍粑再也不是“稀罕物”了，但是無論平時還是過年，我對糍粑始終無法忘懷，食之不厭、鐘愛不止；我想，那既是口味上的需要，更是精神上渴求與依賴，糍粑的綿綿粘性早已把我的身心與故鄉(xiāng)的山水、風物永遠黏在了一起，魂牽夢縈，不能分開。二零二三年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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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楊德振，工商碩士、中國散文作家、廣東作家、酒店職業(yè)經理人、心智研究專家，已出版八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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